春秋上承西周禮制社會，下啟戰(zhàn)國亂世爭雄，在這個急劇變革的時代，固守禮制傳統(tǒng)與突破禮制藩籬相抗爭，形成了禮樂崩壞與禮樂維護相交織、相抗爭的局面。由于禮一直對現(xiàn)實生活具有重要影響，為了尋求救治亂世的良方，人們開始對禮的意義、地位、作用等展開思考，以期為以禮救世提供理論依據(jù)，進而推動了春秋禮學(xué)思想的產(chǎn)生。
一、從制禮作樂到禮崩樂壞
周公“制禮作樂”確立了周朝以禮樂安天下的政治方針，而禮樂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使上自天子諸侯、下至普通百姓安守他們的職責(zé)和本分而不能逾越，以此來維護社會的穩(wěn)定。《尚書 無逸》中周公明確地告誡成王“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即不要沉溺于安逸享樂而荒廢政事。《史記 周本紀》載：“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yè)之不易，務(wù)在節(jié)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低跫次唬楦嬷T侯，宣告以文武之業(yè)以申之，作《康誥》?！庇捎谥艹鯉状蹉∈囟Y制，勵精圖治，才有了“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余年不用”的安定局面。隨著時代的久遠，統(tǒng)治者對創(chuàng)業(yè)維艱的感受逐漸淡化，不再有臨深履薄的警惕，加上政權(quán)穩(wěn)定，國力強盛，往往會導(dǎo)致君主唯我獨尊，《左傳》昭公十二年說“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于是出現(xiàn)了違背體現(xiàn)王道的禮制的行為，“禮崩樂壞的內(nèi)在動力并不是來自于社會下層，而是從社會上層開始的”，故而《周本紀》說昭王之時“王道微缺”、穆王之時“王道衰微”、懿王之時“王室遂衰”。出土文獻有昭王伐會（檜）、虎方和南征荊楚的記載，但沒有加以道德判斷，司馬遷大約是因為昭王南征不返而推論其失敗之由為“王道微缺”。周穆王無故征伐犬戎，已開啟春秋時期“禮崩樂壞”之端緒。
《國語 周語上》開篇即載祭公謀父諫穆王伐犬戎，先告之以“先王耀德不觀兵”的訓(xùn)誡，繼之以“邦內(nèi)甸服，邦外侯服，侯、衛(wèi)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的先王之制為依據(jù)，且犬戎之君能按照“荒服者王”的職分來王室朝貢，因此征伐犬戎將會廢棄先王的訓(xùn)誡與制度，使政事陷入頹敗，穆王不聽，結(jié)果是“荒服者不至”。周人以農(nóng)業(yè)為立國之本，天子有籍田千畝，籍田的收獲用于祭祀，天子在春耕、耨耘、收獲等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都要親自到籍田舉行籍禮，進行象征性勞動，以表示對鬼神和祖先的恭敬，同時也是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重視，《呂氏春秋 上農(nóng)》說：“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yè)，是故當(dāng)時之務(wù)，農(nóng)不見于國（都邑），以教民尊地產(chǎn)也?！?/p>
周人對籍禮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而史稱“中興之主”的宣王，在即位之初即廢棄籍禮，毫不理會虢文公的勸諫。嗣后又橫加干涉魯君繼統(tǒng)廢長立少：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
嫡長子制本是維持周家政治穩(wěn)定最重要的法度，王國維對此精辟地論道：“蓋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以天，爭乃不生。故天子諸侯之傳世也，繼統(tǒng)法之立子與立嫡也，后世用人之以資格也，皆任天而不參以人，所以求定而息爭也?！?/p>
仲山父的諫詞可謂切中肯綮，宣王因自己的偏愛令魯國廢長立幼，就是以違禮的行為教喻天下，如果魯國聽從王命，諸侯仿效，則先王立長之制必廢；如果魯國不從，天子必然興兵討伐，那就是討伐恪守王命的諸侯。無論討伐與否，王室都會有過失，這樣將會置宣王于兩難境地。盡管如此，宣王仍然一如故我不聽勸諫，導(dǎo)致魯國的內(nèi)亂。至幽王之時昏庸悖禮，寵愛褒姒、廢嫡立庶、烽火戲諸侯，逞一己之私欲而置國家利益于不顧，最后落得身死國亡的可悲下場。
平王東遷，王室衰落，將歷史推進到禮崩樂壞、諸侯爭霸的春秋時代，舊有的政治格局、力量對比發(fā)生了根本的轉(zhuǎn)變。一方面，衰微的王室已沒有足夠的能力堅守禮制，必須依賴諸侯之力才能保有自己的身份地位，故而往往需要屈尊紆貴去遷就甚至討好諸侯。以最能體現(xiàn)天子君權(quán)的冊命禮為例，新即位的諸侯前往天子祖廟接受冊命后才算取得為君的資格?！洞呵铩范偎氖曛?，各諸侯國所立新君當(dāng)有一百多位，而記載的冊命禮卻屈指可數(shù)，且大都是天子派遣使臣到諸侯國“來錫命”，且冊命的原因又是王室有求于諸侯，如《左傳》莊公二十七年，“（惠）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wèi)，以其立子頹也。”
早年莊王寵愛王子頹，惠王即位后子頹作亂，敗而奔衛(wèi)，衛(wèi)人伐周立子頹，惠王賴鄭之力才得以復(fù)位，此次賜命齊侯就是為了借助齊國之力以伐衛(wèi)；襄公十四年，為齊靈公二十三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其原因是周靈王將昏于齊?！妒酚?晉世家》：“晉（緡）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厘王。厘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于是盡并晉地而有之?！?/p>
曲沃是晉文侯之弟桓叔的封地，桓叔、莊伯、武公三代封君都曾伐晉欲取而代之，為此平王、桓王都曾派人帶兵討伐曲沃，曲沃武公殺晉緡侯以寶器賂于厘王而得到錫命，神圣的天子權(quán)威已演變?yōu)橹苯拥睦骊P(guān)系。
另一方面則是諸侯卿大夫隨著勢力強大，已不滿于現(xiàn)有禮制規(guī)定的束縛而僭越犯上，襄王因叔帶之亂出居于溫，藉晉文公之力而得入，《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p>
杜預(yù)注：“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晉侯請隧者，欲請以王禮葬也?！?/p>
晉文公恃有勤王之功，竟然請周王允許其死后得以天子之禮葬己。上有所行，下必效之，成公二年，衛(wèi)大夫仲叔于奚因救衛(wèi)卿孫桓子有功，“衛(wèi)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扒h”、“繁纓”是諸侯才能使用的樂器與馬飾，仲叔于奚的請求顯然是僭越諸侯之禮，并且得到衛(wèi)侯的許可，后來孔子聽說此事而感慨道：“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p>
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主盟溫之會，“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xùn)。'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p>
這就已經(jīng)完全不顧君臣名分，出現(xiàn)了“以臣召君”的事件。更為嚴重的是桓公五年，周桓王剝奪了鄭莊公在王室的權(quán)力，鄭伯不再朝覲，于是桓王以諸侯之師伐鄭，鄭伯出兵抵御，鄭祝聃竟然射中桓王的肩膀，天子的權(quán)威在此遭到了無情的踐踏，已顯出由“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向“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亂世轉(zhuǎn)變的趨勢。
既然最能體現(xiàn)等級名分的君臣之禮都可以僭越，那么整個社會禮制松弛的情形就可以想見。春秋時期的“非禮”事件在《左傳》等書中隨處可見，涉及祭祀、繼統(tǒng)、戰(zhàn)爭、婚喪、朝會、宴饗以及日常生活等各個方面，與之相伴隨的，則是卿大夫?qū)μ熳又T侯失德違禮誤國敗政行為的勸諫，以保政事順利天下安定。如《左傳》隱公三年衛(wèi)國大夫石碏諫衛(wèi)莊公嬖人之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如果不加禁止則必生禍患，莊公不聽，次年州吁果然弒桓公自立。莊公二十四年，為迎娶哀姜，魯昭公將其父桓公廟“丹楹、刻桷”加以裝飾，這是不合禮制的，大夫御孫進諫說：“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染泄驳拢{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昭公不聽。又如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惫娑?，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
陳靈公君臣荒淫無恥，宣淫于朝，面對泄冶的直言忠諫，不但沒有接受改悔，反而殺害忠臣，后又變本加厲，在夏姬家飲酒，調(diào)笑其子夏征舒取樂，最終靈公被征舒射殺，二子出奔，陳國大亂并為楚所滅，幸得楚大夫申叔時勸說楚王，方才得以復(fù)國。
從祭公謀父諫穆王伐犬戎開始，貫串西周中期到整個春秋時代勸諫的基本方法，就是著眼于道德訓(xùn)誡或者現(xiàn)實的嚴重后果，但絕大部分諫言都遭到拒絕。私欲的膨脹使人不計后果，直接的規(guī)諫已失去效用；“禮崩樂壞”日甚一日，其結(jié)果是帶來社會全面動蕩，即所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的亂世局面。
二、禮樂文化的現(xiàn)實影響
我們說春秋時代“禮崩樂壞”，并不是說禮樂文化在這一時期已經(jīng)蕩然無存，在春秋諸侯爭霸局面的背后，周天子仍被奉為天下的共主，還沒有一個諸侯可以取而代之?！蹲髠鳌冯[公四年，衛(wèi)州吁弒桓公自立為君，不能安定百姓，于是通過其黨羽石厚請教已告老的石碏如何才能穩(wěn)固其統(tǒng)治，石碏建議州吁去朝覲周天子以穩(wěn)定君位，雖然這是石碏設(shè)計要除掉州吁，但也說明州吁只要能覲見周王，他的君位就得到了認可，因為周王的權(quán)威仍然受到諸侯的承認。究其原因，是周朝的禮樂文化作為一種傳統(tǒng)在數(shù)百年歷史中已經(jīng)深入人心，依然是這一時代的文化主導(dǎo)。這樣，一方面是人們所說的“禮崩樂壞”，另一方面禮樂文化仍然是維系世道人心的重要手段，使東周王朝尚能協(xié)調(diào)各諸侯國之間的平衡，在紛亂中維持某種表面的穩(wěn)定。
正因為如此，一些強大的諸侯往往能夠以“尊王”的名義，在拱衛(wèi)王室的同時，借機擴張自己的勢力以圖霸業(yè)?！蹲髠鳌焚夜拍?，齊桓公主盟葵丘之會：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饼R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齊桓公任管仲為相而創(chuàng)立霸業(yè)，曾平王子帶之亂以安定王室，周襄王派大臣宰孔賜齊桓公祭肉，以桓公年高有功而免其下拜，但桓公仍依禮下拜受賜。《國語 齊語》、《管子 小匡篇》及《史記 齊世家》都記有此事，并說齊侯下拜出于管仲的主意。
此說確有道理，《左傳》僖公十二年冬，齊桓公派管仲和解戎人與周天子的關(guān)系：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jié)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蓖踉唬骸熬耸?！余嘉乃勛！
應(yīng)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管仲在齊本為下卿，雖有功于王室，亦不敢居功，堅持依禮辭謝天子以上卿之禮饗之。其實管仲并不是一個守禮之人，《論語 八佾》中孔子就曾批評他說：“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勸諫桓公依禮下拜，是因為他深諳恪守禮儀以尊天子，方能達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晉狐偃對此說得非常明白，《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王子帶作亂，襄王出逃鄭國，次年，秦穆公駐軍于黃河邊上，準備送襄王回朝，這對于新即位而欲建霸業(yè)的晉文公來說正是天賜良機，狐偃說：“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
繼文之業(yè)，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
因為送天子回朝以匡扶王室是符合大義的，可以得到諸侯的擁護，也才能稱霸諸侯。
盡管諸侯的尊王守禮隱藏著其政治圖謀，但從中可以看出禮對當(dāng)時社會的巨大影響，因為依禮行事就是堅持道義，可以化解矛盾解除紛難，魯國在莊、閔之際內(nèi)亂不已，鄰魯?shù)膹婟R欲取魯國，閔公元年，齊桓公派大夫仲孫湫借慰問魯國禍難來考察是否可以取魯，仲孫湫回答說：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后枝葉從之?！濒敳粭壷芏Y，未可動也。君其務(wù)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仲孫湫不但以“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打消了齊國取魯?shù)哪铑^，還建議桓公“寧魯難”、“親有禮”以成就霸業(yè)。大國依禮行事可以獲得諸侯的擁護，小國守禮則可以維護國家的利益和尊嚴。鄭國介于晉楚等大國之間，常常面臨大國的侵凌與爭奪，鄭國恪守禮儀并靈活地與大國斡旋而得以保全，襄公九年諸侯圍鄭，鄭人求和，盟于戲，晉國以強凌弱，其盟辭說：“自今日既盟之后，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國對此并不買帳，指責(zé)晉國發(fā)動戰(zhàn)亂以要挾結(jié)盟，鄭國只能唯禮是從：“自今日既盟之后，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由于鄭國的盟辭符合禮義，晉人自知理虧，故得以依鄭結(jié)盟而成。襄公三十一年衛(wèi)國北宮文子經(jīng)過鄭國時評論說：“鄭有禮，其數(shù)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
哀公十五年楚伐吳，陳使者赴吳吊問，入境而卒，依禮吳國當(dāng)為使者殯殮，但吳國卻拒絕其柩入城，陳國副使據(jù)禮力爭：“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
迫使吳人依禮而行，最終得以不辱使命。即使是戰(zhàn)敗的國家，在外交談判中也能夠以禮為據(jù)使國家轉(zhuǎn)危為安，宣公十七年，晉景公使郤克到齊國召請齊侯參加盟會，郤克是個跛子，齊頃公之母蕭同叔子躲在帷幕后面觀看而笑出聲來，獻子大怒，出來發(fā)誓說：“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齊國的無禮是成公二年齊晉鞌之戰(zhàn)的主要原因，后來齊國戰(zhàn)敗，派國佐向晉國求和，晉人就要求以齊侯之母為人質(zhì)，同時齊國的田壟全部東向。國佐從對等地位上以齊侯之母即晉侯之母，責(zé)備晉人以不孝來號令諸侯不符合道德；先王因地制宜確定天下土地的疆界地理，要求齊國田壟全部東向是違反先王規(guī)定而不合道義，國佐對于晉人的無理要求，以禮力爭，并曉之以利害，最后達到求和目的，并且維護了國家的尊嚴。
春秋時期諸侯之間外交頻繁，禮成為調(diào)節(jié)各國關(guān)系、維護國家尊嚴的重要準則，在殘酷的戰(zhàn)爭中也因為堅守禮儀而顯出人情的色彩。襄公四年陳成公卒，楚將伐陳，聞喪乃止；襄公十九年齊靈公卒，晉士匄侵襲齊國，到達谷地，聞喪而還。軍禮中有不伐喪的規(guī)定，國喪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無疑是災(zāi)難，不可再加之以師旅，因此楚、晉兩國的行為受到人們的稱揚。成公二年鞌之戰(zhàn)齊國大敗，齊頃公在逃跑時被晉軍追及，晉司馬韓厥在俘獲頃公時：韓厥執(zhí)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wèi)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鲁疾恍?，屬當(dāng)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依禮卿大夫?qū)ν鈬鴩嘧苑Q為臣，韓厥雖然要俘獲齊侯，但對方畢竟是國君，故而先“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行君臣之禮，只不過齊侯與車右逢丑父換了位置，使韓厥錯把丑父當(dāng)作了齊侯。更為有趣的是成公十六年晉楚鄢陵之戰(zhàn)：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fēng)。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谷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比C使者而退。
在戰(zhàn)爭過程中晉國郤至三次遇到楚王都下車脫下頭盔，向前快步而走以表示恭敬，楚王因其有禮而稱之為君子，并派人前去慰問是否受傷，郤至依禮受命，三次肅拜使者而退，在激烈的戰(zhàn)斗中竟然展現(xiàn)出彬彬有禮的和樂畫面。
禮不僅在關(guān)系到國家利益的政治、軍事、外交等領(lǐng)域發(fā)揮著重要作用，而且滲透到人們的內(nèi)心深處成為固守的原則。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zhí)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蹦松嶂?/p>
虞人是為國君管理獵場的官吏，地位低下，但相信禮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當(dāng)齊侯不是依禮召見他時就敢于拒絕前往，齊侯對此亦無可奈何，只好赦免他。更有甚者把禮看作安身立命的精神信仰，文公十五年：他年，其（穆伯）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于國?；蜃P之，曰：“將殺子?！鲍I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魯國穆伯客死于莒，他在莒國的兩個兒子回到魯國受到孟獻子的喜愛，卻有人誣陷他們將要殺死獻子，僅僅是因為別人的讒言可能給他們帶來“遠禮”的名聲而自殺，悲劇的背后是以生命對禮的捍衛(wèi)。盡管春秋時期禮制已受到極大沖擊，但禮樂文化的光芒仍然燭照著整個社會。
三、春秋禮學(xué)思想的產(chǎn)生
如果我們從“禮”的角度來觀照春秋的時代特征，無疑可以說是禮樂崩壞與維護的交織與抗爭。
禮作為道德思想、典章制度和行為規(guī)范，通過規(guī)定社會各階層成員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并約束人們身體力行來維護社會秩序；但是從人的本性來說，又有著不愿受到束縛的一面，春秋時期王室逐漸衰落，這樣對于強大的諸侯以至卿大夫而言，缺少了有力的約束，他們突破限制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于是層層大肆僭越或者廢棄禮制，導(dǎo)致社會秩序混亂，這樣必然引起人們對禮制的極力維護，因而形成禮樂崩壞與維護的抗爭，進而促進了禮學(xué)思想的產(chǎn)生。
為了挽救春秋禮樂崩壞所帶來的社會混亂，人們高揚“禮”作為時代的價值標準來評判社會人事，《左傳》一書記載有大量“禮”或“非禮”的事件，即已表明譴責(zé)違禮行徑和褒獎守禮行為的立場。不僅如此，人們還開始自覺地對“禮”進行思考，認為“禮”與人、事之間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可以通過“禮”來預(yù)測人物命運、事態(tài)發(fā)展等，《左傳》隱公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
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鄭公子忽先婚配后祭祖違背婚娶之禮，陳鍼子認為這是欺騙其祖先，不可稱為夫婦，預(yù)言他將無后于鄭，公子忽雖然后來即位為鄭昭公，但不久即為高渠彌所殺。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nèi)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后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干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晉國遭驪姬之難一直內(nèi)亂不已，周襄王賜命晉惠公本是確立其君位的重要典禮，惠公卻受玉不敬，內(nèi)史過據(jù)此斷言惠公的后代將不能享有君位，惠公之子懷公果然于僖公二十四年被晉文公所殺?！秶Z周語上》記載此事甚詳，緊承其后又載有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nèi)史興賜晉文公命，文公受命之禮一切合于禮儀，所以內(nèi)史興回朝后勸說襄王善待晉國以結(jié)為援：“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導(dǎo)諸侯，諸侯必歸之?！?/p>
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平定王子帶之亂并送襄王回朝，又于二十八年主持踐土之會成為霸主?！蹲髠鳌酚浻斜姸嘁蛟谘鐣赶矶Y中行“非禮”之事而預(yù)言其人不得善終且靈驗如響的例子，襄公二十一年晉國叔向說：“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币驗榈∮诙Y則政有失，政有失則難立身。昭公七年魯國孟僖子說：“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p>
定公十五年子貢更強調(diào)說：“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p>
人們認為堅守禮制可以保衛(wèi)社稷安身立命，違背禮制必將帶來災(zāi)難禍患，那么“禮”何以能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
在古代人們的觀念中，天是萬物的主宰，自然也是人間法則的根據(jù)，文公十五年魯國季文子說：“禮以順天，天之道也?！?/p>
認為禮上本于天，是天道在人間的體現(xiàn)，賦予禮以神圣性、合理性，這樣就樹立了禮作為天地法則的權(quán)威。昭公二十五年鄭國子大叔稱引子產(chǎn)的話說：“夫禮，天之經(jīng)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p>
即禮涵蓋天地宇宙之間，是人們立身行事的準則。子大叔進而發(fā)揮說：“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jīng)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p>
不僅突出了禮的神圣至上，還強調(diào)人要不斷改造自己達到禮的境界；昭公三十一年也說：“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作為君子要時刻以禮來檢驗自己，一切行為都要合于禮。對此，人們又提出了由道德修養(yǎng)以達到禮的境界的具體途徑。昭公二年叔向說：“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p>
忠信卑讓既是人們行禮時的態(tài)度表現(xiàn)，也是對人道德品質(zhì)的內(nèi)在要求。昭公二十六年晏子說：“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p>
晏子認為禮與天地共生，以禮治國由來已久，要求不同身份等級的人，在處理相互關(guān)系時都應(yīng)遵守其相應(yīng)的道德準則，并以此描繪出禮制規(guī)范下人們的道德圖景。
樹立禮的權(quán)威、追求禮的境界，都是為了干預(yù)社會現(xiàn)實，維護社會秩序，隱公十一年借君子之口有著極為精當(dāng)?shù)母爬ǎ骸岸Y，經(jīng)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p>
在這一準則指導(dǎo)之下，面對紛繁復(fù)雜的社會生活，人們根據(jù)自己的理解對禮的功能展開了充分的論述，莊公二十三年曹劌諫魯莊公如齊觀社為非禮：“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xùn)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jié)；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xí)之。非是，君不舉矣?！?/p>
認為國君以禮治民，凡與此無關(guān)的事情都不能去做。僖公元年，諸侯救援遭到狄人攻伐的邢國，并為遷到夷儀的邢國筑城以解救其患難，《左傳》作者于是說：“凡侯伯，救患、分災(zāi)、討罪，禮也。”
認為諸侯之間不應(yīng)相互對立，而是患難與共。衛(wèi)子叔、晉知武子在魯襄公即位的元年依禮來聘而受到贊揚，“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jié)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p>
昭公十二年鄭簡公卒，在清除安葬所要經(jīng)過的道路時，子產(chǎn)讓人繞開當(dāng)路的房屋而不拆除，君子認為子產(chǎn)知禮，因為“禮，無毀人以自成也”。不損人利己，這也是一般人際交往的基本原則。昭公三十年鄭游吉說：“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
小國事奉大國，大國愛撫小國，才能以禮協(xié)調(diào)強國與弱國關(guān)系。襄公二十六年蔡國聲子（公孫歸生）說“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認為勸賞、畏刑、恤民三者是“禮之大節(jié)”，禮又包括治民的各種手段。這樣，禮作為一個開放的體系，在具體事情上面，只要符合國家社稷利益，能夠安定百姓人民，都可以稱之為禮。正如徐復(fù)觀說，禮的發(fā)展“是將人文精神，及客觀需要，不斷注入到里面去，使禮的生命，得到合理的成長；再由成長的生命，推演向現(xiàn)實的人文世界的”。
西周是儒家所艷稱的禮樂盛世，禮在當(dāng)時的政治文化生活中發(fā)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其神圣性、合理性是無庸置疑的?！霸诠糯鐣?，事情常常是這樣，人們對一個事物多半是在傳統(tǒng)的習(xí)慣中作為當(dāng)然的事實和前提加以承受。在一個事物尚未受到懷疑和損毀時，人們也不急于去探索它的內(nèi)在實質(zhì)。常常是在一個事物面臨危機時，人們才去發(fā)掘它的實質(zhì)。反對者是為了推翻它或取而代之；維護者則要說明它存在的內(nèi)在依據(jù)?！?/p>
面對春秋禮制崩壞，道德的勸誡已經(jīng)無能為力，于是人們從禮本身入手，通過闡釋禮的意義、提升禮的地位、拓展禮的功能以及通過自我修養(yǎng)達到禮的境界，使禮成為涵蓋道德、政治、倫理等多方面的天地法則，將禮樹立為一座精神高標，希冀以此來救治社會規(guī)導(dǎo)人心。因為這些論述都是針對具體事件而言，所以顯得較為零散，缺乏系統(tǒng)，不過已經(jīng)為儒家禮學(xué)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資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ch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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