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興維
隨著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接觸、交往、交流日益增多日益頻繁，這些年來，關(guān)于華人是否“聰明”的話題不絕于耳。身居蜀中又毗鄰武候祠，就先從諸葛亮說起。
中國民間有“明月照紗窗──個個[格]孔明諸葛[格]亮”的歇后語，還有“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之說，足見在國人心目中，諸葛亮不僅是智慧的化身，而且是智慧的最高代表。但諸葛亮最終未能逃脫“正統(tǒng)攸歸”的“政治智慧”窠臼。“兩表酬三顧，一對足千秋”的歷史局限，就是諸葛亮罔顧時勢“百代存亡爭正統(tǒng)”的“惟漢室”史觀。在這個意義上，諸葛亮不啻一個“失敗者”。
諸葛亮何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最終成為悲劇人物？“事無巨細每必躬親”實乃個人小過，不足為訓(xùn)；傳統(tǒng)中國“誤入政治歧途”的“泛政治”才是時代大過，值得檢討。事實上，智慧如諸葛亮者，吾國歷來不乏其人，但卻“生不逢時”不能有所作為。因為在一個“泛政治”的社會，一個人有無智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個中三昧”──“忠誠”“權(quán)謀”“恩威”；但凡“政治史”上的成功人士，無一不以此三者的“自洽”為基礎(chǔ)，甚至成為忠誠、權(quán)謀、恩威的犧牲品。
“勞心者治人”。智慧，在傳統(tǒng)中國不過就是“治人”而已。君不見，堂堂一部《資治通鑒》，前后凡一千三百幾十年，通篇皆“治道”二字？而皇皇巨制《二十四史》，上下三千年，大抵也不過歷代帝王如何君臨天下的皇家史。一個“仕”或“仕途艱險”，就已把這種“泛政治”勾畫得淋漓盡致了。否則，任你有多大智慧，只會落寞潦倒，甚至招來殺身之禍、滅門之災(zāi)。這樣的例子一個接一個，逐步就形成了一種傳統(tǒng)──諸如“槍打出頭鳥”“木秀于林風(fēng)必吹之”“一慢二看三通過”，諸如“出將入相之術(shù)”（過去民間還有一種“升官圖”的游戲）、“登龍術(shù)”或“韜晦之術(shù)”，更厲害的還有“御君之術(shù)”，等等，無不是對這種傳統(tǒng)的生動寫照。
智慧，在傳統(tǒng)中國的“泛政治”社會里，就這樣一天天扭曲了。它不再是對客觀事物的遠見卓識和具象的邏輯分析，不再是對科學(xué)原理的理性追求，也不再是工藝技術(shù)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能力才干，更不是對經(jīng)濟、人文、社會、制度發(fā)展的認識、順應(yīng)。智慧，已然“異化”了：
為上，要道貌岸然；為下，要八面玲瓏；為政，要五羊開泰；為官，要瞞上欺下；為人，要左右逢源；為事，要深沉老練；為文，要不落痕跡；為學(xué)，要練達剔透；……從皇權(quán)和官僚集團角度看，所謂智慧，就是“馭心牧羊”之術(shù)；從文人和布衣平民角度看，所謂智慧，就是“安身立命”之道。
扭曲了的智慧觀不僅與人性背道而馳，而且壓抑人性、扭曲人性：
講傳統(tǒng)，不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搞研究，必引三墳五典九丘八索；做學(xué)問，須精熟經(jīng)史子集；遇新事，動輒得咎無先例；欲探索，驚雷棒喝犯忌諱；……至于科學(xué)、技術(shù)、工藝、技巧、發(fā)明、發(fā)現(xiàn)、革新、創(chuàng)造，要么于我何用哉；要么被視同左道旁門奇巧淫技；要么被叱為私欲膨脹甚至狼子野心。至于關(guān)涉制度改革、人文關(guān)懷、經(jīng)濟社會、家計民生之類的“發(fā)展”問題，更是不能問津，也無人敢越雷池半步，舉凡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家，幾乎沒有一個有好下場。于是，“小智慧”變成了個人的“算計”術(shù)，“大智慧”變成了寡人的“牧民”術(shù)。一個民族的智慧，就這樣停滯、僵化、扭曲了。所謂“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舍車馬，保將帥”“放長線，釣大魚”“吃小虧，占大便宜”“好漢不吃眼前虧”“忍得一時，免得一世”“閑事少管，走路伸展”“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之類，其實都是這種扭曲了的智慧觀的經(jīng)驗總結(jié)。
總之，國人的智慧，更多地或集中地體現(xiàn)在為人處事的“圓滑”和一己之得的“謀算”上；這就是大多數(shù)國人的機會主義?？傊?，這是一種“幽閉恐懼”的內(nèi)斗、內(nèi)耗：不用生產(chǎn)、創(chuàng)造，而直接謀占他人和社會的資源。
有人說，這是國人的精靈、聰明。其實不然。這種個體的“理性”，導(dǎo)致了整體的非理性、反理性，使國人的智慧長期局限在一個狹窄、偏執(zhí)甚至瘋狂的變態(tài)狀況中，成為嚴重阻礙中國科技、經(jīng)濟、社會進步和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以國人的勤勞、聰明，歷朝歷代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之所以沒有能夠突破資源硬約束，其根源就在“泛政治”。從這個角度講，上海版歷史教科書以“全球史觀”的膽識和氣度，跳出“歷史－政治史”宿命，回到物質(zhì)的歷史、生活的歷史、文化的歷史、社會的歷史，其深遠意義不可低估?；蛟S，這將是國人告別“泛政治”而回歸智慧真諦所邁出的智慧一步。
原載2007年1月13日《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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