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計》第五計“趁火打劫”，實際上是指一個人辦事抓機會的眼光和本領(lǐng)。曾國藩絕對是一個抓機會的高手——他能憑借他老練的眼光，“趁火打劫”，把機會變成成功的資本。
這就是說，曾國藩絕不僅僅是把成大事的想法停留在口頭上的，而是抓住一切機會，調(diào)整自己的行為和做法。這從曾國藩在咸豐七年(1857)5月以在家終制為借口拒絕出山到咸豐八年(1858)乘機出山一事上可明顯看出。
咸豐七年(1857)2月至5月，曾國藩因父親病逝獲準3個月假期，“丁憂”回家“守制”。5月假期將滿后，咸豐帝命令他遵照前旨，返回前方，繼續(xù)督辦江西軍務。鑒于以前沒有實權(quán)的難處，曾國藩借此機會，給咸豐帝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向朝廷要實權(quán)，“非任位巡撫”不可的要求，其中含有如果不這樣則無法出山的“要挾”之意。
對于曾國藩奏折的真正含義，咸豐皇帝自然一目了然，但他一直對曾國藩掌握地方實權(quán)而心懷芥蒂，怕曾國藩權(quán)太重位太高，對清朝形成嚴重威脅，并且眼見太平天國在經(jīng)歷了天京事變后，軍事上的退縮形勢，咸豐皇帝認為不用曾國藩而攻克天京也指日可待。于是咸豐皇帝便送了一個順水人情，批準了曾國藩在籍終制的要求，這使曾國藩大大出乎意料，使他從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曾國藩這種以退為進，提出要求地方實權(quán)的不得已之舉，沒想到竟 然弄巧成拙，不僅沒有得到地方實權(quán)，連復出統(tǒng)率軍隊的機會也被取消了，這使曾國藩無所措手。因為曾國藩在當時已經(jīng)做好了回到江西前線的準備，在李續(xù)宜寫給曾國藩的信中，已表現(xiàn)出來：“昨日讀致峙函，知批旨業(yè)于十七奉到(咸豐皇帝要求曾國藩三月假滿后，即赴江西督辦軍務的批旨)，先生因擬復出，不禁為天下而狂喜，此際想已定行期，營中久備行臺以待之矣。”
于是，曾國藩不得不急忙向咸豐皇帝表明心跡，“臣自到籍以來，日夕惶悚不安。自問本非有為之才，所處又非得為之地。欲守制，則無以報九重之鴻恩；欲奪情，則無以謝萬節(jié)之清議?！毕特S皇帝十分明了曾國藩此一試探性的口吻，但在他看來江西軍務已有好轉(zhuǎn)，曾國藩此時只是一只乞狗，效命可以，授予實權(quán)萬萬不可。于是，咸豐皇帝朱批道：“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應候旨。”假戲真做，曾國藩真是哭笑不得。同時，曾國藩又要承受來自各方面的輿論壓力。此次曾國藩委軍奔喪，已屬不忠，此后又以復出作為要求實權(quán)的砝碼，這與他平日所標榜的理學家面孔大相徑庭。因此，招來了種種指責與誹議，再次成為輿論的中心。若干年后，曾國藩還非常懊悔自己的這一舉動，看作是生平幾大辱之一。
幸好，這時曾國藩又接到了讓他復出的諭旨，這如同被困的猛虎被放回深山一樣，使得他重新得到了一個施展的機會，于是，他馬上改過，再不敢提統(tǒng)兵大員非任巡撫方可成功的話。6月3日，曾國藩接到諭旨，6月7日就整裝由家啟行，再次踏上了茫茫征程。
通過這一件事，曾國藩感覺到成就一番事業(yè)，有些力量是不可抗拒的。這也許就是他的成功學中的知命部分，有時“以退為進”會弄巧成拙，該放下架子的時候必須放下架子，不要討價還價，要“趁火打劫”，抓住時機及時而出。的確，一個眼明手快的人，必須在成大事時懂得“趁火打劫”的功效，否則耽誤的永遠是自己。這就是曾國藩諸事成功的經(jīng)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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