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不下”的尷尬
詩人王辛笛講過這樣一件事：1930年代初，他和卞之琳都在北平讀書，聽說卞之琳初進北大讀書時，很多人把“卞”字誤讀為“卡”，朋友們遂戲稱他為“卡”之琳。卞之琳給《華北日報》副刊投稿，有一次索性署名“老卡”，取“不上不下”之意，也表示“吾將上下而求索”。不料，發(fā)表出來，反倒排成“老卞”，他大為掃興。[1] ——這也許只是一個故事，它卻有一定的暗示性：卞之琳，就是不上不下“卡”在那里；甚至，他欲“不上不下”亦不能得。
“命運”是什么，身在其中的人很難悟透，“身不由己”是大家少不了的感嘆。卞之琳幾次說他不該被戴上“新月派”詩人的帽子，“被陳夢家不跟本人打招呼挑了幾首詩編入了《新月詩選》（同時排斥了臧克家在《新月》上發(fā)表過的一些詩，倒使他免被戴上了'新月派’的帽子）。我確也出入他們（徐志摩等人——引者）的門下，多少陷于'學(xué)院’派圈子里了”[2]。由此我們也不難領(lǐng)略卞之琳的說話風(fēng)格，既然否認自己是“新月派”，又來了一句：“我確也出入他們的門下，多少陷于'學(xué)院’派圈子里了。”這又是什么意思？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就是不痛快。
卞之琳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筆者曾經(jīng)寫過一篇文章探討過這個問題[3]，從他老朋友的眼里，從他的情感經(jīng)歷，從他的作品，從他后半生的行為抉擇……可是，總覺得不曾直指要害?？梢哉f，他是一個矛盾的人，這有些大而無當(dāng)，人都是矛盾的；說他是擰巴的人，有些唐突長輩；說他是一個認真、較真、嚴謹?shù)娜?，好像還是把一個人看簡單了。那么，說他是一個尷尬的人吧，情感中尷尬，與朋友交往中尷尬，寫作和做翻譯尷尬，諸多尷尬匯集一身。尷尬乃是因為身不由己，命運如此？還是個性所致，命定如此？或許兼而有之？反正，“不上不下”。
1934年，靳以與卞之琳（右）攝于北京三座門大街14號
這讓人不由得又想起卞之琳自己講過的一個故事：
我先談?wù)勎业纳矸莅桑沂呛芘氯私形易髟娙说?，不得已臨時也可以。還有還害怕人叫我教授，為什么害怕? 因為我不是個學(xué)者，我那時不過是沒飯吃教教書罷了。有一件小事,1955年我到波蘭參加密支海維支紀念活動，各國派人去，當(dāng)時國內(nèi)大家都很忙，就派了我去。波蘭搞組織工作的問我該怎么稱呼，我說我是文學(xué)研究所的研究員，他說這不算頭銜，你不是寫詩也教過書，就叫Poet and Professor吧。其實我詩寫得很少，教書也是不得已應(yīng)付一下的。在做學(xué)問方面，嚴格說起來，我也還不是個學(xué)者，勉強說起來，我也只是個文學(xué)批評家Literature Critic。批評家對事物可以批評，可以發(fā)表點意見，但不是很系統(tǒng)，不是個Scholar。[4]
這段話也可見卞之琳的性格。明明寫過詩，卻不愿意稱詩人，偏偏又冒出一句“不得已臨時也可以”，既然“可以”又何必推辭，“得以”和“不得以”，糾結(jié)這些又有什么意思？這就是卞之琳。有人說，他對自己有認定，“文學(xué)批評家”。恰恰，他不適合做這個，不缺學(xué)養(yǎng)，不缺才分，缺手起刀落、干凈利索，缺一針見血、酣暢淋漓。盡管，筆者很懷念那個跟李健吾就解詩而辯論的卞之琳，可惜，卞之琳一輩子沒有幾回那么痛快。就是這個，他晚年也后悔了：
如眾所周知，1936年春夏間，健吾曾為文評論我那本有幸被列入風(fēng)行一時的巴金編《文學(xué)叢刊》第一輯的《魚目集》，把其中一路詩大加揄揚，竟引起了我一點意外的反應(yīng)。我感到在一些闡釋上需要自己按原來的文本安排加以牽引，指出他所說的有點欠妥，不能自圓其說。事實上我寫詩以至為文，雖和健吾為文同樣會不由自己而東拉西扯，一向另有相當(dāng)于西方所謂“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或假古典主義）講條理、講層次、咬文嚼字的潔癖。健吾為文，特別在三四十年代，總的說來，筆勢恣肆，易致漶漫、失控，顧不到邏輯性。寫文章偶有敗筆，發(fā)生漏洞，本來誰也難免。我后來一直后悔，作為作者自己出來說話（健吾又太嚴肅，說是“爭論”、“駁辯”，見《評論選》頁334“后記”），總是多事，而批評家說話，是代表讀者，總無可厚非。[5]
卞之琳詩集《魚目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12月初版
深知有“講條理、講層次、咬文嚼字的潔癖”，又后悔出言莽撞，那么，究竟該如何是好？大約只有尷尬著。
“說卞之琳不好看”
當(dāng)代人對于卞之琳的印象，恐怕停留在一首詩和一段苦戀上吧？
詩就是這首《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fēng)景，看風(fēng)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盵6]苦戀的對象是張家的四小姐張充和，她的“三姐夫沈二哥（從文）”是卞之琳的朋友。多年后有人問張四小姐，這首詩里的“你”是不是你？張小姐不置可否，她答道：“大家都這么說，他這首詩是寫給我的，我當(dāng)時就有點知道……”提問者又問：大概是哪一年和什么地方？張小姐說：“具體時間我不太記得了——大概是在昆明那一段吧？我們在一塊兒的時間并不長的?！盵7]《斷章》寫于1935年10月，不是昆明時期，她記錯了。對一個老人而言，這也很正常。
卞之琳《音塵集》1936年9月刻本扉頁和內(nèi)頁，該書只印刷過十幾冊樣本
卞之琳晚年手書《斷章》一詩（沈建中先生提供）
這首詩，卞之琳年輕時候解釋說“重在'相對’上”[8]；到晚年回憶創(chuàng)作初衷，起初還是否認情詩一說：“我在日本客居近半載回來后，1935年秋天在濟南，與眼前風(fēng)物并無直接關(guān)系，也許是倒在不覺中受了我在日本曾經(jīng)讀到過的周作人譯永井荷風(fēng)以'嗚呼，我愛浮世繪’開頭的一段話的無端觸動，忽然幻現(xiàn)出那么一境，信手拈來了那么四行自由體詩……”話到這里，已經(jīng)很清楚了，接下來，詩人再把水?dāng)嚋啠骸坝械母F究它的深層意蘊，竟認為表面上無非是一首單純的情詩。當(dāng)然，從明白抒寫現(xiàn)實世界相對相應(yīng)相互依存的人際關(guān)系中自然也可以包含青年男女之間的戀情。以小見大，論此詩者當(dāng)有自由解釋的權(quán)利，也大可言之成理?！眲e人強加，詩人追認？在同一篇文章的末尾，詩人半屈半就自畫供狀：“而現(xiàn)在倒像反受了他們明說或暗示的影響，覺得不能否定這里無意中多少著了一點我個人感情生活的痕跡?！盵9]
這種語言風(fēng)格，這種思維方式，這種處世原則，就是典型的卞之琳。張充和呢？卞之琳說過：“'浣溪沙’末句'倚舷低唱牡丹亭’，原為'駐篙低唱牡丹亭’。充和曾面告我，過去羅庸教授看了，不以為然：一個'低唱牡丹亭’的閨秀居然撐篙！但我認為充和決不止是杜麗娘式的人物，雖然擅唱'驚夢’'尋夢’諸曲，也會撐篙淘氣，這倒正合她不同凡俗的性格。”[10]那么，如此“不同凡俗的性格”的女子會喜歡如此吞吞吐吐的男人嗎？
在晚年，張充和沒有否認《斷章》是寫給她的，卻斷然否認她與卞之琳之間有什么羅曼史：“確實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過我，但都不如卞之琳這一段來得認真，持續(xù)的時間長。他的好意我是心領(lǐng)了，但這種事情不能勉強，我自始至終對他都沒有興趣，就看見他在那里埋頭作詩，你說我能怎么辦？”[11] 張充和的語言風(fēng)格與卞之琳完全不同，“我自始至終對他都沒有興趣”，說得肯定、堅決、果斷，不留余地。
這是之前，筆者所能看到的當(dāng)事人對于這段感情最為直接的答復(fù)。在卞之琳這一方呢？他的文章說別的事情都能不由自主地就轉(zhuǎn)到張充和身上，“對方的一顰一笑，都永不會忘記，值得咀嚼千百遍的溫馨記憶永遠留在心底。這一切，都在淡淡的言語中隱隱約約地透露出來了”[12]。他生怕別人不知道有一個張充和，又好像生怕別人全都知道，欲說還休，又喋喋不休，一切仿佛只是自言自語。
2019年，跟張充和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弟弟張宗和的日記出版，讓我們有機會從現(xiàn)場見證人的角度再一次看這一場“傳奇”。日記是現(xiàn)場記錄，從某種角度而言，比當(dāng)事人多年后的追述更顯得客觀。在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之前，卞之琳曾有幾次南下探望張充和，這大約在他內(nèi)心中泛起層層漣漪，當(dāng)時是熾熱下詩句涌出，多少年后溫暖中追思不已。他們的交往究竟是什么樣子？不妨看一看張宗和的日記。1936年10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上了一課地理，卞之琳來了，眼紅紅的，說起來剛死了母親，從青島回海門的。到上海邀了巴金、靳以他們來蘇州，又因為魯迅最近死了，上海文藝界都非常忙，所以只他一個人來了?！盵13] 那一天卞之琳去了不少地方，中午，“四姐陪他上滄浪亭去玩”，去松鶴樓吃飯，后又去吳苑、玄妙觀、采芝齋、留園、觀前街等。次日，游天平山，只有張充和姐弟和卞之琳三人，“船上冷冷清清的三個人，倒也另有一種趣味，吹吹笛子，唱唱曲，在船頭上拍拍照”?！拔也艁磉^天平，所以不想上去，后來到底還是上去了，并且爬到了頂。四姐也到頂了。”[14] 當(dāng)晚，卞之琳就回滬?！⒎窍駨埑浜驼f的，兩個人就沒有單獨一起待過，但是，這也并不能說明什么。這一次蘇州之行，在卞之琳來看，得到張氏姐弟的禮貌接待，或許是一個美好的開始，算是他正式追求張充和的開始吧。
卞之琳、張充和1936年10月攝于蘇州天平山
其實，卞之琳連張宗和這一關(guān)都沒有通過，張宗和在隨后的日記中記道：“靳以這次來，說卞之琳和四姐很可以好的。我不好講什么，卞之琳可真配不上四姐，靳以自己我倒是很歡喜他的，如果他要跟四姐戀愛，我是不反對的。我的許多朋友中，宗斌、巴金、靳以，我都不反對，黃席椿、戴七兄、老殷，都反對，都以為他們不配。我和靳以談到巴金，他說巴金這小子，根本就不想結(jié)婚戀愛，所以沒有辦法?！盵15]在他的幾個朋友里，卞之琳是排名最后的，這不僅是張宗和個人的看法，至少他還有三個朋友都認為“他們不配”。1937年春天，再次見到卞之琳，張宗和在日記中還有一番議論：“四姐也是的，卞之琳、殷炎麟、黃席椿……一般人都有野心，但是誰也不中她的意，就只有章靳以她還高興的和他玩。我勸她就嫁了吧，她又不肯，大概她所想象的丈夫，還得要一個好一點的才行。”[16] 這里透露出來的信息是，卞之琳早已居于不中意者名單中，而且張充和也不急于談婚論嫁。
1936年11月，張充和對卞之琳已經(jīng)有明確的評價。張氏姐弟去上海，見到巴金、靳以、蕭乾等一群朋友，張宗和11月21日日記中記：“章大胖子（指章靳以——引者注）對我說，要我打聽打聽四姐對卞之琳的意思，要我寫信告訴他，是一件要緊要緊的事兒?！薄熬劈c鐘，就睡了，姑爺跳舞未回。我把章靳以的話告訴四姐，還好，四姐也喜歡他，說卞之琳不好看。”[17] “說卞之琳不好看”，這是一句無關(guān)緊要的評價嗎？不是，當(dāng)日日記前面就記著他們姐弟去拜訪許文錦，張充和為許文錦嫁給“不好看”的錢存訓(xùn)大為不平：“一路上四姐老氣，說許文錦不該嫁這樣一個丑男人，……許這樣好看的人嫁這樣丑的人。又說自己不好，一路生氣回家，幾乎就要哭了出來?！盵18] 男女交往，顏值的感受也是心理的反應(yīng)，不好看，絕不僅僅是相貌的判斷。也就是說在卞之琳滿心歡喜到蘇州看張充和的一個月后，張充和就已經(jīng)有了明確的拒絕。
青年時代的張充和
1937年春天，卞之琳去看望在南京的張充和時，對方已經(jīng)明確表示出不耐煩了。“卞之琳是星期六就來的，他來最大的好處，就是為我們從北京把留聲機帶來了?！薄跋挛缦抡n回家，四姐和卞之琳在。四姐原想今天晚上走的，我們都勸她明天再走，今天既然不走，我們便到夫子廟去吃豆腐撈。又看了半天變戲法，手法快極了?！笔徍霞矣须妶髞?，喊張充和去玩，并沒有什么要緊的事情，張充和如果在乎遠道而來的卞之琳，完全可以推辭掉。她所作的決定恰恰相反，想要連夜就走，被弟弟和卞之琳強留下來。第二天要走，也有交代：“明天四姐要走的早，早早就歇了。囑咐卞之琳明天早上不要來送了?！盵19]這對于我們的詩人而言又是一道難做的選擇題：他究竟來不來送？詩人是真誠的，是熱情的，哪里顧得上，他要來的。連張宗和都有了厭煩情緒：“三四點鐘就醒了，又睡不著，等我們才起來，卞之琳又來了。真是要死了，自然又給他送上了，和他在一起無趣得很，談不出什么有風(fēng)度的話。雖然他把我當(dāng)小孩子，送了一筒趙土林的糖給我，我還是不能為他說好話?！盵20]也就說對方絲毫不領(lǐng)情，卞之琳弄巧成拙。
大約是一個月后吧，卞之琳又來了，這一次張兆和以“躲出去”來回答他。
從“不要他來”到“躲出去”不見，還有比這更明確的拒絕嗎？可嘆的是，詩人在多年后是這么寫的：“不料事隔三年多（指1936年——引者），我們彼此有緣重逢，就發(fā)現(xiàn)這竟是彼此無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種子，突然萌發(fā)，甚至含苞了。我開始做起了好夢，開始私下深切感受這方面的悲歡。隱隱中我又在希望中預(yù)感到無望，預(yù)感到這還是不會開花結(jié)果。”[21]這當(dāng)然又是那種曲折往復(fù)的卞之琳式表達。上面的日記，他當(dāng)然沒有機會讀到，讀到了他也不會明白吧，深陷情網(wǎng)，如墜深淵。后面的故事不用再講了……
“私交上講他實在太對不起我”
2013年，在整理卞之琳給巴金的書信時，筆者發(fā)現(xiàn)一段令人大為吃驚也大惑不解的話：“從文糊涂，暫在病院修[休] 養(yǎng)，害得三姐真苦。私交上講他實在太對不起我，可是我總不愿對不起人家，我到了，出于不得已，還是去看他?！边@段話出自卞之琳1949年4月8日致巴金的信中，反復(fù)閱讀這封信，還是不得其解：
巴金：
我已經(jīng)回到這里，十分興奮。你知道要沒有這番大變，我是決不肯回到這個一向喜歡而早成深惡痛絕的地方。年近四十，我決定徹底重新做人，預(yù)備到明年，正好符合不惑。我極想什么時候跟你痛快一談。你們在上海生活一定很苦?？墒抢Э嗟娜兆赢?dāng)也不會太長了。文生社我的版稅一定很有限，你如有需要，請就支出應(yīng)用，不要客氣。如果一定要匯給我，那就請早點匯，以免越來越不值錢。還是匯給北大馮至轉(zhuǎn)吧。從文糊涂，暫在病院修[休] 養(yǎng)，害得三姐真苦。私交上講他實在太對不起我，可是我總不愿對不起人家，我到了，出于不得已，還是去看他。我不回天津去了。匆匆，祝安。
之琳 四月八日[22]
卞之琳1949年4月8日致巴金信
卞之琳極盼望與巴金能有“痛快一談”，心中一定積郁了不少苦悶，他說沈從文“實在太對不起我”又未做任何解釋，這說明巴金是明白具體內(nèi)容的。那時候，卞之琳剛剛從英國回國不久，究竟發(fā)生了什么？我們所知道的是在這之前，張充和與美國人傅漢思結(jié)了婚，這個時候，他們剛到美國。這與沈從文又能扯上什么關(guān)系呢，更何況“對不起”？孤立的一封信，前后沒有信息提示；也不見巴金的回信，很多內(nèi)容頗費猜度。
巴金與卞之琳1979年2月25日攝于巴金寓所
眾所周知，卞之琳最早的一批詩作的發(fā)表，其中就有沈從文的功勞，沈從文還興奮地為卞之琳的《群鴉集》（后未出版）寫附記，沈從文這篇文章雖然不長，氣魄卻很大，從新詩史開始講起，胡適、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馮至、郭沫若、陳夢家，或為他論述的背景，或為他拿來與卞之琳比較的對象，這也等于說，初涉詩壇的卞之琳，還沒有發(fā)表多少詩作，已經(jīng)被他納入了新詩史的考察范圍了。他說：“但棄絕一切新舊詞藻擯除一切新舊形式，把詩仍然安置到最先一時期文學(xué)革命的主張上，自由的而且用口語寫詩，寫得居然極好，如今卻有卞之琳君這本新詩。作新詩的幾個較年輕朋友中，如劉宇，如夢家，各人的成就，皆有超越過去若干詩人的樣子，然而當(dāng)我把詩的趣味，放在新詩最初提出那一個方向上去時，我以為之琳有幾首詩，達到了一個另外的高點，使我覺得更歡喜了?！盵23] 沈從文的喜愛之情，溢于言表，卞之琳保存的一封徐志摩給他的短簡，從中也能看出與他尚未見過面的沈從文推介他詩歌的熱心：“從文先生極喜你的詩作。在南京《創(chuàng)作》月刊上有文章曾見到否？”[24] 而此時，卞之琳不過是一個大二的學(xué)生。
這本詩集命運多舛，徐志摩、邵洵美等人都幫忙卻始終沒有印出來。直到1933年5月，又是沈從文伸出援手，在自己的抽屜里還放著當(dāng)票的情況下，他個人出資讓卞之琳自費印出，這就是卞之琳的第一本詩集《三秋草》。詩集出版后引起朱自清等人的注意和好評，可以說，在卞之琳成為詩人的道路上，沈從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幕后推手。
在沈從文一方，談起“卞詩人”自始至終都是非常親切、欣賞的口氣。1934年，他還寫過一首俏皮的《卞之琳浮雕》發(fā)表在《大公報》上：
兩只手撐定了尖下巴兒，
心里頭畫著圈子：
( 不是兒戲，不是兒戲，)
“我再活個十來年，
或者這時我就應(yīng)當(dāng)死?”
說老實話生活有點兒倦
唉，鐘，唉，風(fēng)，唉，一切聲音！
( 且關(guān)上這扇門，得一分靜。)
“天氣多好，我不要這好天氣。
我討厭一切，真的，只除了阿左林?！?[25]
文人間這種文字來往很值得讓人回味。1949年，在卞之琳給巴金寫過那封信后，筆者也看不出沈從文的態(tài)度有什么變化，兩個人照舊來往，沈從文依舊在朋友中親切地稱他“卞詩人”，在孩子面前稱他為“卞舅舅”，也常常關(guān)心卞之琳的情況。1965年，在給張充和的信上，沈從文說：“熟人中住處極近卻少往來有老丁，住得較近經(jīng)常見面有老金，都年過七十，均各健康無恙。卞詩人亦已白發(fā)蒼蒼，其實年紀并不比三姐大，有一女兒已入小學(xué)，不聞再作詩。大家夏天多可到海邊或廬山黃山避暑廿卅天，惟工作不同，出外或在京，均少見面機會，一年半載他偶爾一來，談的還不外是他個人'工作’或'失眠’一類事件，說完即走，自我中心抒情而已?！盵26] 1976年春天，他們還有過聚會，沈從文給兒子的信上說：“可是內(nèi)中有四位都得靠拐杖幫忙，才便于行動。居多且'形容枯槁，面目憔悴’。卞舅舅更是一個典型現(xiàn)例……”[27]所有這些，都看不出沈從文對卞之琳存在什么心理芥蒂。
卞之琳與沈從文攝于沈從文寓所
卞之琳這一方，也顯得一切正常，筆者只是隱約覺得卞之琳沒有沈從文那么熱情，甚至還有所距離。這是詩人矜持的性格，還是他們之間真有什么事情發(fā)生？
1941年，在為《十年詩草》寫題記時，卞之琳有一大段是談徐志摩的，并且說這詩集“我算是向老師的墓上交了卷”——這可以理解，畢竟徐志摩去世，作者懷念師長。然而，不太能理解的是，在回顧十年寫作歷程的時候，他沒有提“沈從文”一個字。1978年年底，再一次為自己另外一本帶有總結(jié)性的詩集《雕蟲紀歷》寫序時，一是絕口不提《三秋草》[28]，二是提到沈從文，卻仿佛有些抱怨：“大概是第二年初詩人徐志摩來教我們英詩一課，不知怎的，堂下問起我也寫詩吧，我覺得不好意思，但終于老著臉皮，就拿那么一點點給他看。不料他把這些詩帶回上海跟小說家沈從文一起讀了，居然大受贊賞，也沒有跟我打招呼，就分交給一些刊物發(fā)表，也亮出了我的真姓名。這使我驚訝，卻總是不小的鼓勵。于是我在1931年夏秋間又寫了幾首更無甚可取的詩。”[29] 徐志摩是正宗詩人，而沈從文不過是“小說家”？有兩處無意中談到沈從文，或許流露出卞之琳的真實看法？談到徐志摩的“八寶箱”時，涉及沈從文的兩句是：“幸而我避免多生枝節(jié)，沒有書面記下沈從文的說法，因為他是小說家，最容易把事實說得小說化。”“一到擅長把事實小說化的沈從文口中可就或者有意開脫熟人，張冠李戴了?！盵30] 說到廢名小說時，他寫道：“說來也可能出人意料，作為小說藝術(shù)家的沈從文老先生（只比廢名小兩歲）產(chǎn)量不小的創(chuàng)作，我讀過不多。”[31]
沈從文去世之后，卞之琳在當(dāng)月月底寫了一篇懷念文章：《還是且講一點他：追念沈從文》。這個題目有些莫名其妙，怎么“還是”“且”？當(dāng)然，作者在文末有解釋：“從文辭世后一二天，《人民日報》文藝部就緊急打電話約我寫一篇悼念文字，我因向來筆頭慢，最近頭緒多，文思又特別集中，只好抱憾請他們另約熟人快手寫，以免不能及時發(fā)表?，F(xiàn)在上海《文匯報》派同志特來力促寫一點，特別為我放寬了時限，我想還是且講一點吧?！盵32] 相交半個世紀以上的老朋友去世，卞之琳這篇文章卻寫得仿佛不是“追念”，而是試圖在評價沈從文，文字未免太嚴肅或官樣了。提到沈從文對他的幫助，只是順便說了這么一句：“我作為30年代一開始就最早差不多同樣受惠于這位獨特作家的晚輩和忘年舊交……”還有一段話：“從30年代初就開始一貫熱心扶植文藝青年……”[33] 這或可視為卞之琳的兼帶感謝？僅此而已，都是泛泛而談。倘若是對兩個人的關(guān)系完全不了解的讀者，憑這篇文章，實在看不出在五十多年的時間中，兩個人有什么特殊關(guān)系。
“幾乎沒有一行沒有問題”
我們的年輕人流血
為了寫血書
表示要反抗侵略的堅決；
他們的年輕人流血
為了斷手骨
好逃避拉去服侵略的兵役。
他們要害我們流血
為了回頭叫自己流血；
我們就不怕流血
為了終于叫誰也不流血。[34]
這是卞之琳所作題為《咬手指，寫血書；斷手骨，拿體格不合證》的詩的前兩節(jié)，作于1950年11月15日。倘若不說這是卞之琳為響應(yīng)抗美援朝所寫的一批詩歌中的一首，可能很多人絕對不會把它與那個寫過《斷章》《圓寶盒》《魚化石》的詩人聯(lián)系在一起。卞之琳自己也說：“這些詩，大多數(shù)激越而失之粗鄙，通俗而失之庸俗，易懂而不耐人尋味。”[35]“通俗”“易懂”，這又是他一廂情愿的說法，對于他這一階段的詩，很多人照樣批評“看不懂”。從《慰勞信集》開始，卞之琳就在擴大自己的詩歌界域，試圖走出個人的“圓寶盒”，與更廣闊的時代結(jié)合，包括寫抗美援朝的這批詩，參加江浙合作化運動所寫的詩，以及《十三陵水庫工地雜詩》等。結(jié)果，有人認為他喪失自己過去的風(fēng)格，而另外的人則認為他的那些技巧不應(yīng)該用在這樣新時代的內(nèi)容上。卞之琳后來也不無委屈地說：
因為解放以來，不論新舊詩作，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因為“文化大革命”當(dāng)中我不可能寫什么詩的）十七年我三度誠心配合當(dāng)前形勢，真誠（當(dāng)時達到忘乎所以的程度）寫幾首詩，雖從文場以外不寫詩的有識而不愛招搖的人士獲得好評，卻不但不討好文界權(quán)威人士，還干“眾（?）”怒，置諸冷宮也罷，還無端挨棍子，那么哪個“正宗”文學(xué)刊物會要他替我說話，即使說些對我毫不客氣的話呢?[36]
早在1946年，卞之琳就曾遭到阿垅（亦門）的批評，阿垅說他的詩像猜謎，讓人讀不懂；說他“飄然”于現(xiàn)實之外，有唯美主義者的“藝術(shù)與清高”?！罢f一個比方：藝術(shù)自己主義者底詩，是四時不凋的絨紙花；藝術(shù)加了卞之琳底內(nèi)容，是罌粟花?！盵37]這種聲音，不可能對卞之琳完全沒有影響，一面要求進步，一面怎么寫好像都受批評，詩人在團團轉(zhuǎn)中失去了方向，最后只好不寫。
在這之后有十一年，卞之琳一行詩也沒有寫，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寫了一部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山山水水》。他覺得小說不可能以中文發(fā)表，又花了幾年時間自己譯成英文，前前后后八年時間都耗進去了。有人評價很高，認為這是格局宏大的、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結(jié)果呢，1950年，他自己認為不合時宜或者灰心喪氣，把它給燒了，僅留下了發(fā)表過的幾章，1980年代印了薄薄的一本小書。八年時光就這么灰飛煙滅，過后又不無留戀（不然，為什么又印了單行本，還收入文集，要知道很多文章，卞之琳都排除在文集之外，毫不留戀），這倒也符合卞之琳的性格。
卞之琳小說《山山水水》（香港山邊社1983年12月版），卞之琳1997年贈姜德明，姜德明又轉(zhuǎn)贈本文作者
詩歌創(chuàng)作乏善可陳，翻譯卻別有洞天，尤其像《莎士比亞悲劇四種》，人們評價很高。在譯詩上，對于詩人而言，也得心應(yīng)手。至少，一個詩人譯詩，大家還是高看一眼。卞之琳的譯詩，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論的。他主張不僅是內(nèi)容的翻譯，而且是形式的翻譯，在形式上，用“以頓代步”等方式“原汁原味”地移譯西詩。這顯然是卞之琳的興奮點，寫文章不由自主就談到這上面。筆者僅以一個讀者的閱讀感受而言，讀卞之琳的譯詩（包括譯莎士比亞），很多地方感受不到詩歌的流暢和優(yōu)美。不是帶著鐐銬跳舞的問題，而是感覺扭扭捏捏不會走路了。很多詩句被譯得非常造作，整體上也缺乏協(xié)調(diào)感，同時，仿佛又能看到譯者為此絞盡腦汁的苦譯姿態(tài)。讓人不由感慨：為什么不能自然而然，非要給自己頭上戴一個緊箍咒呢？
1982年發(fā)生的一件事情，可能對卞之琳是一個打擊。1982年《譯林》季刊的第2期上，刊出卞之琳新譯的三首英詩：托麥斯·格雷的《墓畔哀歌》、雪萊的《西風(fēng)頌》、濟慈的《希臘古甕曲》，它們在一起以《新譯英國名詩三篇》為題發(fā)表，并有卞之琳的譯者前言：
這三篇詩，在英美家喻戶曉，每一本英文詩選里都有，在中國也早為讀者所熟悉。故郭沫若同志譯過前兩篇，流傳甚廣，故朱湘先生大約是第三篇的第一位譯者，以后這些詩直至今日還不斷有人譯。一些詩新譯層出不窮，是正常現(xiàn)象，在外國也是如此。
我這里說是“新譯”，實際上也已譯在三十年前了。這三篇是最近整理出來的第一批詩稿，歡迎讀者用原文對照，和各家中譯文比較，正謬指偏，共同提高我國譯詩的新水平。
西方譯詩主張把形式都譯出來的大有人在，也頗不乏成功先例。我譯詩一直是走這條路的，雖然中文和印歐語系差別太大，困難更大，所幸我們的漢語韌性很大，只要善于掌握，哪怕格律體西詩，我們在大多數(shù)場合，也不難以相應(yīng)的方式，亦步亦趨，照樣翻譯，例如詩行長短，腳韻安排都符原貌，而還是中文，念起來上口。我并不主張我們寫詩都要照搬西式，但是既不見西詩的本來面目，又何從借鑒？
卞之琳《新譯英國名詩三篇》，發(fā)表于《譯林》1982年第2期
意想不到的是，卞之琳的這三首譯詩和前言，遭到一南一北兩位學(xué)者的批評。孫大雨批評文章的題目非常溫和規(guī)矩：《略談英詩中譯的藝術(shù)——評〈新譯英國名詩三篇〉舉例》。孫大雨說：“我對譯文有一些意見，現(xiàn)在提出來供大家商討，作為移譯中兼顧形神的具體實踐所要求的糾錯和修整?！盵38]接下來，可是毫不客氣地逐詞逐句對卞之琳的譯文提出意見。對于第一首格雷的詩，“綜上所舉的錯誤缺失，共十五點，有的很嚴重，負責(zé)看譯詩稿的編委似乎應(yīng)當(dāng)加以糾正修改”。第二首《西風(fēng)頌》，“這首詩連同它的注文有輕重不一的錯誤闕失十二處”。第三首濟慈的詩，“也提出了十五點有關(guān)理解與風(fēng)格方面（修辭）的意見”[39]。孫大雨每一個判斷皆有理有據(jù)，如他認為：“濟慈的用意分明說'尚未與新郎同床的新娘’，是采用第三個含義。卞譯謂'還未曾失身的新娘’，這是個嚴重的錯誤：試問新娘怎么會失身給新郎？這不僅是個沒有分寸措辭不當(dāng)?shù)娜笔В莻€破壞整首詩非常優(yōu)美的風(fēng)神和氣氛的悖謬，翻譯或講解任何外文的詩歌時不能允許這樣的錯誤?！庇秩?，把“簫管”譯為“笛”，把“鈴鼓”譯為“鐃鈸”，不僅是誤譯，而且“濟慈原詩的意境完全被破壞掉”[40]。
孫大雨是卞之琳老師輩的人，這里等于給卞之琳重新上了一堂翻譯課。
這三首譯詩都收在后來出版的《英國詩選》中，這本譯詩集有的人評價：“半個多世紀以來譯詩藝術(shù)理論與實踐的結(jié)品，而且是我國整個譯詩界藝術(shù)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盵41] 可是孫大雨僅僅對其中三首核校，就發(fā)現(xiàn)這么多的問題：“縱觀這三首譯詩，我認為共有四十多處各種各樣關(guān)于翻譯藝術(shù)的問題，從不了解簡單的原義到昧于豐富的含蓄，從顛倒正反到破壞優(yōu)美氣氛的疲濫語調(diào)等措辭、風(fēng)格上的毛病，從缺少詩行的音組數(shù)（格律問題）到勉強湊韻，都是移譯詩歌所不應(yīng)忽視的……”[42] 向來較真的卞之琳對此沒有作出回應(yīng)，在他親自編校的《卞之琳譯文集》中，這些問題也照舊未改。別有意味的是，兩年后在為《莎士比亞悲劇四種》寫譯本說明時，卞之琳特別寫了一條：“聲明亦即致謝，同時也為讀者提供參證與比較的線索。在此應(yīng)加提一點：譯者首先受益于師輩孫大雨以'音組’律譯莎士比亞詩劇的啟發(fā)，才進行了略有不同的處理實驗?！盵43]
整個事件，還有一個人始終關(guān)心并在議論，他就是錢鍾書。他也對卞之琳寫的前言大為不滿：
卞之琳同志(137頁) 整頁的前言，雖說“正謬指偏”，其實是說他的譯文比“各家中譯文”都好。整篇都表示他的譯文不同凡響、出類拔萃。當(dāng)然，“原貌”二字很費解，但我淺見，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我不想也沒工夫去找“各家中譯文”比較。但和原文一比，幾乎沒有一行沒有問題。舉開頭兩行為例：“一陣陣”還是“一聲聲”?“白晝”( 正午前后)還是“白日”( 整個日子)?“吼”含有怒和高響的意思，但“l(fā)owing”從聲音和意思都是低緩的“哞”而已，配合著黃昏的氣氛情調(diào)( 參見“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原“起落”兩字更不知那里來的? 是“迂回”(“回”有環(huán)繞的涵義)，還是“彎曲”( 參見“曲徑”，“曲：彎彎路”)? 原句注重在牛的走路，肯定不是“原貌”。不多舉了。假如你利用主編應(yīng)有的權(quán)力，請商節(jié)刪一些自我吹捧語，也許不會引起讀者的筆墨官司。[44]
難怪晚年回顧創(chuàng)作，卞之琳竟然寫出一句：“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文章？”莫非這也是應(yīng)了那句話：如魚得水，冷暖自知。
1934年春天，風(fēng)華正茂的卞之琳曾寫過一首詩，沒有公開發(fā)表，說是稿子也拋棄了，拖泥帶水的性子讓他還是在一篇文章里保存了這首詩結(jié)尾的三行：
讓時間作水吧，睡榻作舟，
仰臥艙中隨白云變幻，
不知兩岸桃花已遠。[45]
時光如流水，卞之琳去世已經(jīng)整整20年了，不知他能夠擺脫那些拘謹、尷尬，像詩句中寫的那樣瀟灑地看云、看桃花，獨自品味友人帶來的“雪意和五點鐘”嗎？
注釋：
[1] 辛笛：《〈卞之琳紀念文集〉序》，江蘇海門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編輯部編《卞之琳紀念文集》（海門市文史資料第18輯）第1頁，2002年12月版。說這可能是個故事乃是筆者在張曼儀編《卞之琳集外拾遺》中，只查到一篇他翻譯的《青草》，發(fā)表在1931年8月31日《華北日報》副刊，署名是“老卡”。
[2] 卞之琳：《星水微茫憶〈水星〉》，《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75頁。
[3] 參見周立民：《駱駝鈴遠了》，《收獲》2013年第2期，收《星水微茫駝鈴遠》，商務(wù)印書館2020年7月版。
[4] 卞之琳、古蒼梧：《詩人卞之琳談詩與翻譯》，《卞之琳紀念文集》，第198頁。
[5] 卞之琳：《追憶李健吾的“快馬”》，《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45-246頁。
[6] 卞之琳：《斷章》，《卞之琳文集》上卷，第29頁。
[7] 蘇煒：《“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張充和談卞之琳與“卞、張羅曼史”》，《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年6月版，第98頁。
[8] 卞之琳：《關(guān)于〈圓寶盒〉》，《卞之琳文集》上卷，第121頁。
[9] 卞之琳：《難忘的塵緣》，《卞之琳文集》中卷，第559、559、560頁。
[10] 卞之琳：《合璧記趣》，《卞之琳文集》中卷，第90頁。
[11] 蘇煒：《“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張充和談卞之琳與“卞、張羅曼史”》，《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第100頁。
[12] 黃裳：《卞之琳的事》，《珠還記幸》修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年4月版，第289頁。
[13] 張宗和1936年10月21日日記，《張宗和日記》第2卷，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13頁。
[14] 張宗和1936年10月22日日記，《張宗和日記》第2卷，第14頁。
[15] 張宗和1936年10月25日-11月10日日記，《張宗和日記》第2卷，第20頁。
[16] 張宗和1937年3月8日-21日日記，《張宗和日記》第2卷，第86頁。
[17] [18] 張宗和1936年11月21日日記，《張宗和日記》第2卷，第28頁、27頁。
[19] 張宗和1937年3月22日日記，《張宗和日記》第2卷，第87頁。
[20] 張宗和1937年3月23日日記，《張宗和日記》第2卷，第87頁。
[21][29][35] 卞之琳：《〈雕蟲紀歷〉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50頁、445頁、453頁。
[22][30] 卞之琳：《徐志摩的“八寶箱”：一筆糊涂賬》，《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25頁、124-125頁。
[23] 沈從文：《〈群鴉集〉附記》，《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10頁。
[24] 徐志摩1931年5月25日致卞之琳信，見《徐志摩致卞之琳[三件]》，收《霞——萬葉散文叢刊第三輯》，人民日報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49頁。
[25] 沈從文：《卞之琳浮雕》，《沈從文全集》第15卷，第203頁。
[26] 沈從文1965年4月8日致張充和信，《沈從文全集》第21卷，第443-444頁。
[27] 沈從文1976年3月末致沈虎雛信，《沈從文全集》第24卷，第410頁。
[28] 1989年在《追憶邵洵美和一場文學(xué)小論爭》一文中述記自己第一本詩集出版過程時，卞之琳引用自己《我的“印詩小記”》，談到沈從文與《三秋草》：“到1933年邵洵美實在也無力把新月書店支撐下去了，而我在1932年秋天三個月又寫了風(fēng)格稍異的十幾首詩，想叫作《三秋草》，從文當(dāng)即慨然為我題了《三秋草》三字，從抽屜里拿出三十元鈔票交給我回北平自己印書。我在他開抽屜拿錢的時候，就瞥見有幾張當(dāng)票，當(dāng)即堅拒收錢，他卻堅持我拿走，我終于未能違命，回北平后找南河沿一家小印刷廠，用三十元（連紙張）正好印了三百本，交即將關(guān)門的新月書店代售，版權(quán)頁上名正言順的印了'發(fā)行人：沈從文’?！保ā侗逯瘴募分芯?，第237-238頁。）
[31] 卞之琳：《〈馮文炳選集〉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343頁。
[32] [33] 卞之琳：《還是且講一點他：追念沈從文》，《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65頁、164頁。
[34] 卞之琳：《咬手指，寫血書；斷手骨，拿體格不合證》，《翻一個浪頭》，平明出版社1951年2月版，第49-50頁。
[36] 卞之琳：《人尚性靈，詩通神韻：追憶周煦良》，《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18頁。
[37] 亦門：《內(nèi)容一論》，《詩與現(xiàn)實》第二分冊，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11月版，第104頁。
[38] 孫大雨：《略談英詩中譯的藝術(shù)——評〈新譯英國名詩三篇〉舉例》，初刊《華東師大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1983年第5期，現(xiàn)收《孫大雨詩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90頁。
[39][40][42] 孫大雨：《略談英詩中譯的藝術(shù)——評〈新譯英國名詩三篇〉舉例》，《孫大雨詩文集》第193、195、200頁， 第196、198頁， 第198—199頁，第200頁。
[41] 江楓：《以“似”致“信”的譯詩道路》，轉(zhuǎn)引自陳丙瑩：《卞之琳評傳》，重慶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28頁。
[43] 卞之琳：《〈莎士比亞悲劇四種〉譯本說明》，《卞之琳譯文集》下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頁。
[44] 錢鍾書1982年致李景端信，轉(zhuǎn)引自李景端：《風(fēng)疾偏愛逆風(fēng)行》，商務(wù)印書館2017年3月版，第182-183頁。
[45] 卞之琳詩歌殘句，轉(zhuǎn)引自《關(guān)于〈圓寶盒〉》，《卞之琳文集》上卷，第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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