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歷史上，或許沒有哪個民族像德意志人那樣長期地、深刻地受自我身份認同問題所困擾。因為在從德意志神圣羅馬帝國、德意志帝國、第三帝國、兩德分裂到重新統(tǒng)一的這條歷史鏈上，德意志人無法簡單地將身份認同、民族情感、愛國主義與一個統(tǒng)一的德意志國家嚴絲合縫地疊合在一起。如果說這樣一個國家在近現(xiàn)代的建構和重構是一個共同體不斷被形塑的過程，那么在這個過程中，地理位置、文化習俗、政治權力、人文思想和集體感情等各種要素處在復雜的雜糅和拉扯中。恰恰就在這種復雜狀態(tài)中，語言的力量凸顯出來了。可以說，德語是現(xiàn)代德意志國家的基石。
一
15、16世紀，法蘭西和德意志的人文主義者都在對意大利文化霸權的反感中，發(fā)展起了一種團結獨立的集體身份意識和一套連續(xù)的文化起源話語。在此過程中，他們都注意到使用和豐富自我語言的重要性。在這一時期的萊茵河東岸，官方語言是標準拉丁語，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則說著與今天的德語截然不同的各種日耳曼方言，以至于“隔著30英里地的人們就無法恰當?shù)乩斫獗舜肆恕保R丁·路德語）。1522年，路德將伊拉斯謨編撰的希臘語版《圣經(jīng)》翻譯成德語，他用了一種從中東部和南部地區(qū)方言中選取相應詞匯作為基本語義單位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全新書面語。這是德語走向統(tǒng)一化、標準化和規(guī)范化的關鍵一步。
路德向德意志的人文主義者和宗教改革者展現(xiàn)出了身份認同與集體情感的力量。不過，語言并沒有立刻成為文人們關注的焦點。16世紀的德意志文人在形塑一種集體認同時，首先求助于歷史。他們發(fā)現(xiàn)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發(fā)現(xiàn)了日耳曼祖先的光榮歷史，發(fā)現(xiàn)了德意志人的杰出品性。通過把德意志的現(xiàn)在與日耳曼的過去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論證了自我歷史的純潔與綿長。但是在這個群體中，有一種無法調(diào)和的矛盾：就像人文主義者策爾蒂斯身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那樣，一方面是對德意志祖先之典范形象——包括外在形象與內(nèi)在品質(zhì)——的完善，另一方面則仍然視德語為一種粗俗而無教養(yǎng)的語言，推崇古代希臘羅馬的語言與文風。很顯然，德意志民族的早期集體身份認同是以日耳曼族群性為核心、以“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繼承者”為指向的，母語尚不是其關心重點。
二
到了17世紀，情況已有所不同。以法語為代表的羅曼語強勢崛起，令德意志學者萌發(fā)出對德語的自覺反省意識。德語被視為古老而純正的語言，德意志人就是所有說德語的人，對德語的熱愛就是對祖國的熱愛：這些認知成為德意志人身份認同和集體情感的新基石。1617年，“語言愛國主義”響起了兩聲號角。其一，時年20歲的“德語詩歌之父和復興者”奧皮茨在奧德河畔寫下了名篇《阿利斯塔克抑或論對德語的輕蔑》。在這篇用拉丁文寫就的文章中，他呼吁德意志人去學習自己的母語，并以自己的母語為傲。其二，首個德語語言協(xié)會“豐收學會”在一些路德派侯爵的倡議下于魏瑪成立，其任務之一是對德語進行全面梳理，豐富德語的詞匯和表達，并且創(chuàng)立一種一致的、純正的德語。這一年恰是《九十五條論綱》張貼一百周年。路德對德語的關切在百年后得到了新教徒改革派的應和。
次年，令德意志在各方面都損失慘重的三十年戰(zhàn)爭爆發(fā)了。戰(zhàn)爭期間，紛至沓來的法國人、西班牙人、瑞典人和英國人，讓德意志人耳邊充斥著各種語言，卻唯獨沒有德語。17世紀30年代開始流行的一首傳單詩《德意志的米歇爾》表明了時人的心境：“我，德意志的米歇爾/幾乎什么也不懂/在我的祖國/有一種恥辱/德意志人現(xiàn)在說話/就像瑞典人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一股復興德語的浪潮興起了。斯特拉斯堡的“正直冷杉學會”、漢堡的“德意志同志會”、紐倫堡的“佩格尼茨花卉協(xié)會”等各種語言協(xié)會紛紛建立。它們不僅關心詩歌等語言表達的具體語文學問題，更重要的是關心詩歌創(chuàng)作的學識底蘊。在那里，一方是有改革意愿與能力的德意志貴族，另一方是在宮廷、市政或大學中任職、追求社會威望的新興市民學者階層，兩者首次在“民族”的名義下，為細心呵護德語而共事。17世紀德意志語言學家肖特利烏斯在1663年的皇皇巨著《關于普通德語的詳盡論述》中，不但證明德語是一種“原生、古老且純正”的語言，而且還進一步宣稱德語體現(xiàn)出德意志民族的品性。“語言民族主義”在德意志大地上顯露端倪。德語變成了集統(tǒng)治、教化和整合等功能于一體的綜合工具，變成了文化的凝練代表，并且進一步將德意志精英一體化了。
1724年，文學家和語言學家戈特舍德將幾個研習德語的小圈子整合在一起，創(chuàng)立了“德意志學會”。這個學會的新穎之處在于：首先，圈子的成員群體擴大了，年輕一代的大學生變成了主力軍。因此，開設分會的所在地不再是邦國首都或者帝國自由市，而是耶拿、哥廷根、格賴夫斯瓦爾德等大學城。其次，對成員的語言訓練提上了日程。在每周進行的例會中，所有成員都要誦讀文章，做翻譯、語法和詞匯的練習?！暗乱庵緦W會”為德語向受教育之市民階層的傳播作出了極大貢獻，也幫助其成員加固了對自身階層和民族的雙重身份認同。至此，德意志人集體身份認同的內(nèi)核初步形成了。在此過程中，德語脫穎而出并蓬勃發(fā)展。
三
從18世紀下半葉起，歐洲民族主義思潮風起云涌。民族要作為一個團結一致、休戚與共的行為集體行事，“一個民族”要變成“一個國家”：這些理念也激勵著德意志人去形塑自己的民族精神，創(chuàng)建自己的民族國家。1765年，政治學家莫澤爾寫下《論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時，開篇即是“我們是一個民族，有同一個名字，說同一種語言”。當浪漫主義先驅(qū)赫爾德將民族設想為一個有機整體時，他要求德意志人從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中尋找自己的民族精神，首先就是語言和文學。1854年，格林兄弟主編的《德語詞典》第一卷問世。雅各布·格林在卷首語中寫道：“除了我們的語言和文學外，我們德意志人究竟還有何共有之物？”顯然，每當?shù)乱庵揪冃枰魡镜乱庵镜拿褡寰駮r，語言就成為其手中的火把，因為語言具有其他事物無法比擬的充沛生命力和強大滲透性。
1871年，北德意志邦聯(lián)和南部各邦國終于合并成統(tǒng)一的德意志帝國。這是在“自上而下”的統(tǒng)一運動中誕生的帝國，是歐洲權力版圖中德意志各邦國現(xiàn)實主義策略的結果。但從“自下而上”的層面來看也并非無所憑依。德語，不但作為一種語用工具發(fā)揮了作用，而且作為集體身份認同的實在標桿展現(xiàn)出其政治功用，并因此成為國家統(tǒng)一的基本要件，即便此時它的標準書寫規(guī)范還付之闕如。雖然20世紀德國人內(nèi)部的身份認同隨著政治信仰的變遷和領土范圍的動蕩變得多元化，但同一種語言的使用，最終保障了德意志人作為一個共同體的統(tǒng)一。
（作者：范丁梁，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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