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民鎮(zhèn)：簡牘《詩》類文獻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
陳民鎮(zhèn)
【摘 要】 目前與《詩經(jīng)》有關(guān)的簡牘文獻主要有阜陽漢簡《詩經(jīng)》、上博簡《交交鳴烏》《多薪》《卉茅之外》、清華簡《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安大簡《國風》、?；韬啝对娊?jīng)》以及夏家臺楚簡《詩經(jīng)》。圍繞文本釋讀、異文對讀、形制與格式研究、字詞考釋、用字現(xiàn)象研究、文本性質(zhì)研究、文本年代研究、《詩經(jīng)》流傳研究、經(jīng)學史研究等方面，學者對簡牘《詩》類文獻的價值做了充分發(fā)掘，取得了可觀的成績。【關(guān)鍵詞】 簡牘；《詩經(jīng)》；文獻
《詩經(jīng)》作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六經(jīng)”之一，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經(jīng)典。漢代一度流行的“三家詩”（《齊詩》《魯詩》《韓詩》）失傳，《毛詩》獨盛，成為如今通行的《詩經(jīng)》文本。然而《毛詩》只是歷史上《詩經(jīng)》眾多版本中的一種，且經(jīng)過輾轉(zhuǎn)流傳，已非先秦《詩經(jīng)》原貌 。自 1977 年阜陽漢簡發(fā)現(xiàn)以來，已有多種簡牘《詩》類文獻 重現(xiàn)于世。這些《詩經(jīng)》的早期寫本，為我們呈現(xiàn)了《詩經(jīng)》的早期形態(tài)及其在形成和流傳過程中的復雜性。本文即圍繞簡牘《詩》類文獻展開，對相關(guān)發(fā)現(xiàn)與研究試作梳理與總結(jié)。 目前與《詩經(jīng)》有關(guān)的簡牘文獻主要 有如下 6 批： （一）阜陽漢簡《詩經(jīng)》 1977 年 7—8 月，安徽阜陽雙古堆 1 號漢墓出土了一批竹簡、木簡和木牘，是為“阜陽漢簡”，這批簡牘包括《詩經(jīng)》《蒼頡篇》《萬物》《周易》《莊子》《相狗經(jīng)》《日書》等文獻。雙古堆 1 號漢墓的 墓主系西漢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他卒于漢文帝十五 年（前 165 ），這也是阜陽漢簡抄寫年代的下限。阜陽漢簡保存狀態(tài)不佳，殘損嚴重，其中《詩經(jīng)》簡殘存 170 余片，內(nèi)容涉及《國風》殘詩 65 首，除《檜風》之外，其他十四國風皆有出現(xiàn)；另有見于《小雅 · 鹿鳴之什》的 4 首詩（《鹿鳴》《四牡》《常棣》《伐木》）的殘句。
（二）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上博簡）《交交鳴烏》《多薪》《卉茅之外》 上博 簡于 1994 年入藏上海 博物館，涉及儒典、詩賦、史書、子書、數(shù)術(shù)等方面的內(nèi)容。目前已 出版 9 輯整理報 告，尚未完全刊布。其中第一輯的《孔子詩論》有孔子論《詩》的內(nèi)容，記載了孔子對若干詩篇詩旨的理解，第四輯《采風曲目》記錄了若干曲目和曲調(diào)。真正屬于《詩》類文獻文本的是第四輯的兩首逸詩（《交交鳴烏》《多薪》）以及曹錦炎近來單獨公布的《卉茅之外》。《交交鳴烏》有殘 簡 4 支，原詩分三章，章十句。 《多薪 》有殘簡 2 支?！痘苊┲狻穭t由 1 支整簡和 2 支殘簡組成。這三首詩的體例和內(nèi)容近于《詩經(jīng)》，可能是楚人對《詩經(jīng)》的擬作。
（三）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清華簡）《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 清華簡于 2008 年入藏清華大學，目前已經(jīng)出版 11 輯整理報告，涉及《書》類文獻、《詩》類文獻、史書、子書、數(shù)術(shù)、樂律等方面的內(nèi)容。其中第一輯刊布的《耆夜》 出現(xiàn)了與《毛詩 · 唐風 · 蟋蟀》近似的篇章，據(jù)簡文，系周公見蟋蟀升于堂而作，此外 尚有 4 首宴饗詩，分別為周武王酬畢公、周武王酬周公、周公酬畢公以及周公酬武王之詩； 第三輯刊布的《周公之琴舞》中除了與《毛詩 · 周頌 · 敬之》相類似的篇章，還有多首頌詩；同樣見于第三輯的《芮良夫毖》是一首前所未見的詩，文體近于“雅”。清華簡是戰(zhàn)國中晚期的 寫本 ，有的內(nèi)容（如《周公之琴舞》）則可追溯至西周初期。
（四）安徽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安大簡）《國風》 安大簡于 2015 年入藏安徽大學，包括《詩經(jīng)》、楚史、 楚辭、子書等重要文獻。目前已經(jīng)出版第一輯，披露了 57 篇《詩經(jīng) · 國風》 的內(nèi)容。 安大簡是戰(zhàn)國早中期的寫本，安大簡《國風》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詩經(jīng)》寫本。安大簡各國風之后有“《周南》十又一”“《召南》十又四”“《侯》六”“《鄘》九”“《魏》九”之類的歸屬說明與篇數(shù)統(tǒng)計，由于存在缺漏或誤記，安大簡《國風》實際包括《周南》 10 篇、《召南》 14 篇、《秦（秦風）》 10 篇、《侯（侯風）》 6 篇、《鄘（鄘風）》 7 篇、《魏（魏風）》 10 篇，共 57 篇。最值得注意的是《侯》與《魏》?！逗睢?/span> 6 篇在《毛詩》中皆屬《魏風》（缺首篇《葛屨》）；而《魏》除了《葛屨》在《毛詩》中屬《魏風》，其余 9 篇皆屬《毛詩》中的《唐風》 。
（五）?；韬啝对娊?jīng)》 2015 年 11 月，江西南昌?；韬顒①R之墓的主槨室正式啟動發(fā)掘，出土了大批珍貴的文物，包括數(shù)量不少的簡牘。其中，有 1200 余枚竹簡的內(nèi)容屬于《詩經(jīng)》。其內(nèi)容尚未完全披露， 朱鳳瀚《西漢?；韬顒①R墓出土竹簡〈詩〉初探》及朱鳳瀚主編 《?；韬啝┏跽摗酚谐醪浇榻B。
（六）夏家臺楚簡《詩經(jīng)》 2015 年，湖北荊州郢城遺址之南的夏家臺 106 號墓出土了 400 余枚竹簡，時代在戰(zhàn)國時期，其中有《詩經(jīng) · 邶風》的內(nèi)容，系首次在楚墓發(fā)現(xiàn)《詩經(jīng)》寫本。這批材料尚未公布，據(jù)報道，其中包含《邶風 · 柏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jù)”之句 。 以上簡牘《詩》類文獻的時代跨度從戰(zhàn)國早中期至西漢中期，揭示了《詩經(jīng)》的早期流傳線索。尤其是戰(zhàn)國時期的安大簡、清華簡、上博簡和夏家臺楚簡，作為秦“焚書”以及“今文”流行之前的文本，呈現(xiàn)了《詩經(jīng)》的早期文本內(nèi)容與物質(zhì)形態(tài)，彌足珍貴。 （附記：最近荊州博物館公布了2021年6月在荊州王家咀798號戰(zhàn)國楚墓的新發(fā)現(xiàn)，該楚墓出土了約3200枚竹簡，其中有《詩經(jīng)·國風》的內(nèi)容。） （一）阜陽漢簡《詩經(jīng)》研究 簡牘《詩》類文獻以阜陽漢簡《詩經(jīng)》（以下簡稱“《阜詩》”）公布最早，相應的研究也起步更早。胡旋《阜陽漢簡〈詩經(jīng)〉集釋》 對《阜詩》做了集釋，對《阜詩》的研究現(xiàn)狀有所介紹。宋迎春《阜陽漢簡發(fā)現(xiàn)、整理與研究綜述》 、陳敏學《阜陽漢簡研究綜述》二文則是針對阜陽漢簡的總體綜述。相關(guān)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面： 胡平生、韓自強合作的《阜陽漢簡〈詩經(jīng)〉簡論》 初步考察了《阜詩》的異文，指出異文有音義相近或相同的異文（假借字、異體字）、意義可能不同的異文、與虛詞有關(guān)的異文、錯字造成的異文四種情形。在《阜陽漢簡〈詩經(jīng)〉異文初探》中，胡平生對《阜詩》異文做了更詳盡的討論。黃宏信《阜陽漢簡〈詩經(jīng)〉異文研究》將《阜詩》異文分為意義相同的異文、意義可能不同的異文、意義相近的異文、通假而致的異文、古今字或簡化字的異文、虛字異文、可以訂正《毛詩》錯誤的異文、《阜詩》異文中的錯誤、因字形不穩(wěn)定而致的異文九種情形。 關(guān)于《阜詩》異文的具體討論，另可參見饒宗頤《讀阜陽漢簡〈詩經(jīng)〉》、張吟午《毛詩、鏡詩、阜詩〈碩人〉篇異文比較》、許廷桂《阜陽漢簡〈詩經(jīng)〉校讀札記》、張樹波《詩經(jīng)異文簡論》、陸錫興《〈詩經(jīng)〉異文研究》、于茀《金石簡帛詩經(jīng)研究》、程燕《詩經(jīng)異文輯考》、于茀《阜陽漢簡〈詩經(jīng) · 二子乘舟〉被忽視的異文》、王紅巖《阜陽漢簡〈詩經(jīng) · 衛(wèi)風 · 考槃〉“未吾”考繹》、劉信芳《阜陽漢簡〈詩經(jīng)〉補說十六則》、 孫海龍《阜陽漢簡 〈 詩經(jīng) 〉 S001 與 〈 卷耳 〉 新證 》等論著。 胡平生《〈阜陽漢簡 · 詩經(jīng)〉簡冊形制及書寫格式之蠡測》指出 《阜詩》竹簡寫字的部分為 24 厘米左右；凡《詩經(jīng)》每章三句至十一句者，大抵一支簡寫一章，每簡容字 10 字左右至 50 字不等，字間疏密程度視字數(shù)多少而定；凡《詩經(jīng)》每章十二句者，兩支簡寫一章，每簡 25 字左右；所謂 漢代“六經(jīng)”簡冊 長二尺四寸的說法，在漢初尚未形成。該文在有限的《阜詩》殘簡的基礎上，推測出《阜詩》竹簡的形制和書寫格式，尤其是據(jù)出土材料修正了 漢代“六經(jīng)”簡冊 長二尺四寸的舊說，具有啟發(fā)性。從書寫于戰(zhàn)國簡牘的“六經(jīng)”看，經(jīng)書簡冊長二尺四寸的制度在先秦尚未確立；從《阜詩》看，該制度在漢文帝時期亦不存在。該制度主要在西漢末期的簡牘材料（如武威漢簡）和東漢時人的論述中得到反映。 此外， 許志剛《漢簡與〈詩經(jīng)〉傳本》也結(jié)合《阜詩》討論了《詩經(jīng)》的篇題、國別標識、章句標識等問題。在另一篇文章——《阜陽漢簡與漢初詩經(jīng)學》中，許志剛對《阜詩》的篇題等書寫格式有進一步的討論。 周朋升《阜陽漢簡〈詩經(jīng)〉用字習慣考察》將《阜詩》的用字習慣分為一個詞對應一個字形、一個詞對應兩個（或多個）字形、兩個（多個）詞用一個字表示三種情況；落實到具體的詞與字的對應關(guān)系中，又可以分為字的本用和字的他用兩種類型。 趙久湘《阜陽漢簡〈詩經(jīng)〉異體字探析》討論了《阜詩》的異體字，得 異體字 17 個，共出現(xiàn) 31 次，占總篇幅的 2.61% 。 劉美霞《阜陽漢簡〈詩經(jīng)〉異體字研究》從全同異體字、非全同異體字、包孕異體字三個方面討論《阜詩》的異體字。此外，葉慶紅《〈阜陽漢簡〉文字研究二題》對包括《詩經(jīng)》在內(nèi)的阜陽漢簡的異體字做了較系統(tǒng)的總結(jié)。
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jīng)〉簡論》根據(jù)反印墨跡推斷詩篇的次序，指出《阜詩》存在與《毛詩》次序明顯不合的現(xiàn)象。至于這種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原因，作者認為一種可能是《阜詩》次序原本便與《毛詩》不同，另一種可能是由于《阜詩》曾被擾動，次序已被打亂。 此外，文幸?！对娊?jīng)毛傳鄭箋辨異》、許志剛《漢簡與〈詩經(jīng)〉傳本》對詩篇次序亦有討論。 李學勤曾指出《阜詩》或是楚國流傳下來的另一種本子，但未加論證。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jīng)〉簡論》認為李氏提出的這一可能性是存在的，并指出《阜詩》不屬于魯、齊、韓、毛四家詩的任何一家，可能是未被《漢書 · 藝文志》著錄而流傳于民間的另外一家。 孫斌來《阜陽漢簡〈詩經(jīng)〉的傳本及抄寫年代》則完全贊同李學勤的推測，認為《王風 · 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之“招”在《阜詩》中寫作“撓”，系避楚康王之諱；《齊風 · 載驅(qū)》“齊子游敖”之“敖”，在《阜詩》中寫作“攴”，“敖”是楚國無謚號國君的代稱，因此《阜詩》以“攴”表“敖”也是避楚諱的表現(xiàn)；此外，孫氏還指出了《阜詩》中其他的楚人用字習慣。孫氏由此得出結(jié)論：《阜詩》是楚國流傳下來的另一種本子。不過孫氏所揭示的線索，多出于通假等原因，目前尚無直接證據(jù)表明《阜詩》避楚諱。 梁振杰《從阜陽漢簡〈詩經(jīng)〉異文看漢初的〈詩經(jīng)〉流布》指出，《阜詩》大量異文、尤其是意義與《毛詩》不同異文的出現(xiàn)，使得我們有理由認為其與《毛詩》及三家《詩》并非同一體系的《詩經(jīng)》傳本，而是四家《詩》之外未被《漢書 · 藝文志》著錄的一部《詩經(jīng)》著作。其說仍延續(xù)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jīng)〉簡論》的觀點。文幸?！对娊?jīng)毛傳鄭箋辨異》亦認為，《阜詩》屬于另一系統(tǒng)之今文詩家。 許廷桂《阜陽漢簡〈詩經(jīng)〉校讀札記》則指出，僅僅根據(jù)《詩經(jīng)》經(jīng)文的異同便斷定《阜詩》的“家”屬并不允當；不同“家”的《詩經(jīng)》，固然在經(jīng)文上互有一些出入，但它們的根本區(qū)別在于解說不同。 許志剛在《阜陽漢簡與漢初詩經(jīng)學》一文中則認為，《阜詩》或與魯詩有關(guān)。 孫斌來《阜陽漢簡〈詩經(jīng)〉的傳本及抄寫年代》認為《阜詩》是楚國流傳下來的另一種本子，在此基礎上，指出《阜詩》由于不避楚平王居的名諱，因此《阜詩》最初抄寫時代在楚靈王時期（ 前 540 — 前 529 ） ，后經(jīng)漢代學者修訂，出土的《阜詩》系在劉邦稱帝之后、劉盈為帝之前抄寫。 一般認為， 阜陽雙古堆 1 號漢墓的 墓主系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許志剛《阜陽漢簡〈詩經(jīng)〉年代考辨》則另立新說，以出土器物與銘文證明墓主為第三代汝陰侯夏侯賜，《阜詩》應抄寫于景帝前期。 曹建國認為，漢惠帝四年（前 191 ） 方廢除“挾書令”，而《阜詩》以漢隸書寫，則其成書應在漢惠帝四年到漢文帝十五年之間。 王剛、陳煥妮合作的《阜陽漢簡〈詩經(jīng)〉文本年代問題探究》指出，秦朝不重儒生，且對六國文字的使用不加干涉，至漢高祖時，《詩經(jīng)》仍以諷誦為主，綜合這些因素推斷，《阜詩》抄寫于漢文帝時期更合理。 王剛、陳煥妮《阜陽漢簡〈詩經(jīng)〉文本年代問題探究》認為，由于秦“焚書”力度大，而殘簡異文有重“音”的規(guī)律，由此大致可以認為《阜詩》以漢初諷誦本為抄寫底本。 趙爭《兩漢〈詩經(jīng)〉流傳問題略論——以阜陽漢簡〈詩經(jīng)〉為中心》指出，《阜詩》中某些因形近致誤的錯字表明《阜詩》并非是由諷誦而書于竹帛的原始寫本，而是據(jù)某種底本轉(zhuǎn)抄而來的抄本；《阜詩》的篇次很可能與今傳本有異；結(jié)合《阜詩》及其他材料，可以斷定漢初有完整的《詩經(jīng)》文本存世，其時應當不存在一種在字形上具有定本意義的《詩經(jīng)》文本；從字形上看，漢代《詩經(jīng)》流傳呈現(xiàn)出一種民間與官方、分化與統(tǒng)一并行的雙軌制狀態(tài)。 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jīng)〉簡論》討論了三枚《詩序》殘簡，認為若這三枚殘簡果若是《詩序》，那么可以否定只有《毛詩》有《詩序》的舊說，并且可以據(jù)此討論《詩序》的作者及其形成的時代下限。此外，文幸?！对娊?jīng)毛傳鄭箋辨異》一書亦論及《詩序》問題。
（二）上博簡《交交鳴烏》研究 《交交鳴烏》原無篇題，“交交鳴烏”的篇名系整理者取自該詩首句?！傍Q烏”之“烏”，簡文寫作“ ”，整理者指出系“烏”之古文。李銳引《吳越春秋 ·勾 踐入臣外傳》“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號翩翩。集洲渚兮優(yōu)恣，啄蝦矯翮兮云間”之句，指出“烏”當即水鳥褐河烏，季旭昇贊同這一說法。曹建國則認為“ ”當讀作“鹥”，系鳳凰類的鳥?！?/span>”又見于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當以讀作“烏”為宜。 關(guān)于釋文的其他討論，可參見廖名春《楚簡〈逸詩 · 交交鳴鳥〉補釋》、季旭昇《〈上博四 · 逸詩 · 交交鳴烏〉補釋》、董珊《讀上博藏戰(zhàn)國楚竹書（四）雜記》、楊澤生《讀〈上博四〉札記》、季旭昇《〈交交鳴烏〉新詮》、劉洪濤《上博竹書〈鳴烏〉解釋》、王寧《逸詩〈交交鳴烏〉箋釋》、何昆益《〈 上博 ( 四 ) 〉逸詩〈交交鳴 〉析論》、常佩雨《上博簡逸詩〈交交鳴鹥〉新論》、 程鵬萬《〈交交鳴烏〉第二簡上的反印文字》等。季旭昇主編《 〈 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四） 〉 讀本》、俞紹宏《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校注》、俞紹宏及張青松編《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簡集釋》等已有集釋與總結(jié)。 曹建國《楚簡逸詩〈交交鳴 〉考論》認為《交交鳴烏》無論是從語言中的隱喻，它的用語，還是它的句法結(jié)構(gòu)模式，其文體特征都呈露出《雅》詩的印跡，系楚人模仿《詩經(jīng)》的作品。常佩雨《上博簡逸詩〈交交鳴鹥〉新論》指出，從《 交交鳴烏 》的形式、主題，楚地文化色彩，創(chuàng)作時代以及與清華簡逸詩的對比看，該詩搭起了從《詩經(jīng)》到楚辭的橋梁，具有一定的文學史意義。 關(guān)于《交交鳴烏》的詩旨，整理者認為該篇的內(nèi)容為歌詠“君子”“若玉若英”的品性和“若虎若豹”的威儀，以及彼此交好“偕華偕英”等譬喻。季旭昇《〈交交鳴烏〉新詮》認為，該詩應該是楚國貴族贊美楚王的作品，可以歸為《楚頌》，至于本詩贊美的對象，則以楚莊王的可能性最大。
（三）上博簡《多薪》研究 關(guān)于《多薪》釋文的討論，可參見廖名春《楚簡“逸詩”〈多薪〉補釋》、蔡根祥《〈上博 ( 四 ) 〉逸詩〈多新〉再論》、呂佩珊《〈 上博 ( 四 ) 〉逸詩〈多薪〉析論》、常佩雨《上博簡逸詩〈多薪〉考論》等文。 《多薪》的集釋，亦可參見季旭昇主編《 〈 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四） 〉 讀本》、俞紹宏《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校注》、俞紹宏及張青松編《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簡集釋》等。 常佩雨《上博簡逸詩〈多薪〉考論》指出，從詩歌用詞和取興推斷，《多薪》應是戰(zhàn)國時期楚國人模擬《詩經(jīng)》的作品。 整理者指出，《多薪》歌詠的是兄弟二人之間親密無比的關(guān)系。廖名春《楚簡“逸詩”〈多薪〉補釋》認為《多薪》的 詩意在于用松的常青來比喻兄弟之情。 董珊《讀上博藏戰(zhàn)國楚竹書（四）雜記》認為“多薪”諧聲“多親”來譬喻眾多親戚。呂佩珊《〈 上博 ( 四 ) 〉逸詩〈多薪〉析論》指出《多薪》表面為歌頌手足情深之詩，而其寓含之深意則有待進一步研究。黃敦兵、雷海燕《試論上博簡〈多薪〉篇對兄弟倫情的詩意言說》對《多薪》反映的兄弟倫理親情有進一步的討論。吳洋《上博 ( 四 ) 〈多薪〉詩旨及其〈詩經(jīng)〉學意義》指出，《多薪》一詩以“多薪”起興，通過對比人工采伐之薪柴與天然生長之樹木來表現(xiàn)天生的兄弟比其他社會關(guān)系都更為可貴，這也是合理解釋《詩經(jīng)》中《王風 · 揚之水》和《鄭風 · 揚之水》兩篇的重要線索。 （四）上博簡《卉茅之外》研究 在曹錦炎披露《卉茅之外》（或作《艸茅之外》）的圖版并作初步研究之后，蔡偉《讀上博簡〈卉茅之外〉札記》及《上博簡〈卉茅之外〉補證二則》、程浩《上博竹書逸詩〈卉茅之外〉考論》、董珊《上博簡〈艸茅之外〉的再理解》、胡寧及丁宇《上博簡〈卉茅之外〉試解》、孟蓬生《上博簡〈艸茅之外（閒）〉初讀》、何義軍《上博簡〈卉茅之外〉試解一則》、李發(fā)《上博佚詩〈艸茅之外〉讀后》等文續(xù)作討論，有助于文本釋讀研究的深化。 程浩《上博竹書逸詩〈卉茅之外〉考論》認為《卉茅之外》系逸詩。董珊《上博簡〈艸茅之外〉的再理解》指出，《艸茅之外》與其上、下的殘文，原本屬于同一件書信，作者以詩歌或韻文來覆函作答，反映了“詩”這一體裁在早期的應用情況。 此外，李松儒《新公布上博竹簡〈卉茅之外〉字跡研究》還對《卉茅之外》的字跡開展研究，認為該篇與《鬼神之明 · 融師有成氏》《蘭賦》《李頌》諸篇為同一書手所寫。
（五）清華簡《耆夜》研究 《耆夜》在清華簡《詩》類文獻中公布最早，研究成果頗為豐富，牛清波《清華簡〈耆夜〉研究述論》一文有所總結(jié)。除了散見于各期刊、集刊、網(wǎng)站的文章，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簡研究》第 2 輯（“清華簡與《詩經(jīng)》研究”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收錄了多篇相關(guān)論文，可以參看。《耆夜》除了涉及《蟋蟀》以 及 4 首佚詩，還涉及“西伯戡黎”等重要史事以及“飲至”等禮典，相關(guān)研究論著較多，但因與《詩》無直接關(guān)聯(lián)，故不在本文的關(guān)注范圍之內(nèi)。 在《耆夜》公布之后，蘇建洲《〈清華簡〉考釋四則》、米雁《清華簡〈耆夜〉、〈金縢〉研讀四則》、黃懷信《清華簡〈耆夜〉句解》、劉云《清華簡文字考釋四則》、 鄧佩玲《讀清華簡 〈 耆夜 〉 佚詩 〈 （輶）乘 〉 、 〈 贔＝（央央） 〉 小札》、 李炳?！肚迦A簡〈耆夜〉與〈詩經(jīng)〉相關(guān)詞語的考釋——兼論〈詩經(jīng)〉科學闡釋體系的建立》等文以及相關(guān)網(wǎng)帖對文本釋讀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見，可參見顏偉明及陳民鎮(zhèn)撰《清華簡〈耆夜〉集釋》、劉光勝《〈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壹）〉整理研究》、季旭昇主編《〈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壹）〉讀本》的匯釋。 《耆夜》所見《蟋蟀》與《毛詩 · 唐風 · 蟋蟀》之間的關(guān)系是學者討論的熱點。 劉成群《清華簡〈 夜〉〈蟋蟀〉詩獻疑》、劉光勝《清華簡〈耆夜〉考論》、曹建國《論清華簡中的〈蟋蟀〉》、黃懷信《清華簡〈蟋蟀〉與今本〈蟋蟀〉對比研究》、李銳《 清華簡〈耆夜〉再探 》、孔德凌《清華簡〈蟋蟀〉與〈唐風 · 蟋蟀〉異同考論——兼論清華簡〈蟋蟀〉的主題》、張三夕及鄧凱《清華簡〈蟋蟀〉與〈唐風 · 蟋蟀〉為同題創(chuàng)作》、 段穎龍《從清華簡〈耆夜〉看毛詩〈蟋蟀〉之成因與〈詩經(jīng)〉早期的流傳》、 柯 馬?。?/span> MartinKern ）《早期中國詩歌與文本研究諸問題——從 〈蟋蟀〉 談起》 、黃效《清華簡 〈蟋蟀〉 再議》、 張強及董立梅《清華簡〈蟋蟀〉與〈唐風 · 蟋蟀〉之異同考》、 賈海生及錢建芳《周公所作〈蟋蟀〉因何被編入〈詩經(jīng) · 唐風〉中》 等文均試圖分析《毛詩 · 蟋蟀》與《耆夜》所見《蟋蟀》的差異以及文本差異形成的原因，進而討論《詩經(jīng)》的早期流傳。 李學勤《論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孫飛燕《〈蟋蟀〉試讀》、李均明《〈蟋蟀〉詩主旨辨——由清華簡“不喜不樂”談起》、陳民鎮(zhèn)《〈蟋蟀〉之“志”及其詩學闡釋——兼論清華簡〈耆夜〉周公作〈蟋蟀〉本事》等文就《蟋蟀》的詩旨加以考辨。 陳致《清華簡所見古飲至禮及〈 夜〉中古佚詩試解》認為《耆夜》所見樂詩不太可能是商周之際原來的作品，即使與原來的作品有一定的關(guān)系，也是經(jīng)過了改寫和加工。劉光勝《清華簡〈耆夜〉考論》通過樂詩部分詞匯與西周、春秋及戰(zhàn)國時代的金文對比，認為該篇很可能成書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劉成群《清華簡〈樂詩〉與“西伯戡黎”再探討》等文對此亦有探討。 劉光勝《〈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壹）〉整理研究》、 吳良寶《再論清華簡〈書〉類文獻〈 夜〉》等認為《耆夜》屬《書》類文獻。 蔡先金《清華簡〈耆夜〉古小說與古小說家“擬古詩”》認為《耆夜》所見樂詩屬于“擬古詩”，揭示了古小說家在小說創(chuàng)作過程中“用詩”輔助敘事的文學現(xiàn)象，也填補了戰(zhàn)國散文時代諸子在“詩”創(chuàng)作方面存在的空白。劉成群《清華簡〈 夜〉〈蟋蟀〉詩獻疑》認為《耆夜》中包括《蟋蟀》在內(nèi)的幾首詩有可能是戰(zhàn)國楚士的一種擬作?！稘h書 · 藝文志》稱三家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陳才 《清華簡 〈耆夜〉 拾遺》懷 疑《耆夜》應與《漢書 · 藝文志》所說的“雜說”屬于同一類文獻，甚至有可能就是班固所說的“雜說”中的一種。
（六）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研究 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與李守奎《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頌》較早向?qū)W界介紹《周公之琴舞》的內(nèi)容。在整理報告正式出版之后，見于期刊、集刊、網(wǎng)站的研究文章層出不窮， 姚小鷗主編《清華簡與先秦經(jīng)學文獻研究》與《清華簡研究》第 2 輯所收論文相對集中。張峰《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研究述論》、祝秀權(quán)及曹穎《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研究綜述》、王靜《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研究綜述》、 王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研究》、劉瀟川《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研究》 等文對《周公之琴舞》的研究已有總結(jié)。 在整理報告的基礎上，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一文對簡文的釋讀提出了一些補充意見。在簡帛網(wǎng)簡帛論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初讀》之下，學者們的跟帖也有不少有價值的觀點。正式發(fā)表的文章如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 疐 天之不易”》、黃甜甜《〈周公之琴舞〉初探》、黃甜甜《清華簡〈周公之琴舞〉“不易”新釋》、孫飛燕《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補釋》、馬楠《試說〈周公之琴舞〉“右帝在路”》、陳致《讀〈周公之琴舞〉札記》、陳致《清華簡〈周公之琴舞〉中“文文其有家”試解》、黃杰《初讀清華簡（三）〈周公之琴舞〉筆記》、胡敕瑞《讀清華簡札記之二》、吳雪飛《清華簡（三）〈周公之琴舞〉補釋》、 子居《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解析》、季旭昇《〈清華三 · 周公之琴舞 · 成王敬毖〉第四篇研究》、季旭昇《〈清華三 · 周公之琴舞 · 成王敬毖〉第五篇研究》、季旭昇《〈周公之琴舞〉“周公作多士儆毖”小考》、 蘇建洲《清華三〈周公之琴舞〉、〈良臣〉、〈祝辭〉研讀札記》、 陳偉武《讀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零札》、 石小力《清華簡〈周公之琴舞〉“文非易帀”解》、 陳美蘭《〈清華簡（叁） · 周公之琴舞〉札記三則》、蔣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周公作多士敬毖”詩解義——兼及出土及傳世文獻中幾例表“合于刑”義的“刑”》、 顏世鉉《說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甬啟”——兼釋兩則與“庸”音義相關(guān)的釋讀》、張崇禮《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考釋》、崔存明《試說清華簡〈周公之琴舞〉“日內(nèi)辠 不，是隹”》、寧鎮(zhèn)疆《由它簋蓋銘文說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差寺王聰明”句的解讀——兼申“成王作”中確有非成王語氣〈詩〉》、王輝《一粟居讀簡記（五）》、單育辰《清華三〈詩〉、〈書〉類文獻合考》、夏含夷 （ Edward L.Shaughness ） 《〈詩〉之祝誦——三論“思”字的副詞作用》、姚小鷗及楊曉麗《〈周公之琴舞 · 孝享〉篇研究》 、姚小鷗及李文慧《〈周公之琴舞〉諸篇釋名》等，對文本釋讀多有闡發(fā)。相關(guān)討論，可參見孫永鳳《清華簡〈周公之琴舞〉集釋》的匯釋。 《周公之琴舞》有與《毛詩 · 周頌 · 敬之》相近的內(nèi)容，沈培《〈詩 · 周頌 · 敬之〉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對應頌詩對讀》、 廖名春《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頌 · 敬之〉篇對比研究》、顧史考（ Scott Cook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成王首章初探》、王克家《清華簡〈敬之〉篇與〈周頌 · 敬之〉的比較研究》、季旭昇《〈毛詩 · 周頌 · 敬之〉與〈清華三 · 周公之琴舞 · 成王作敬毖〉首篇對比研究》、宗靜航《〈周公之琴舞〉與〈詩經(jīng)〉異文和經(jīng)傳解釋小識》、吳洋《從〈周頌 · 敬之〉看〈周公之琴舞〉的性質(zhì)》等文均對二者做了對讀研究。 《周公之琴舞》進一步佐證“頌”表現(xiàn)為詩樂舞合一的形態(tài)，其中“九遂”的形式、“成”“終”“亂”等術(shù)語皆引發(fā)學者關(guān)注。如鄧佩玲《〈詩經(jīng) · 周頌〉與〈大武〉重探——以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參證》從《周公之琴舞》入手，重新討論了《大武》的形式，并指出“成”是樂章組成單位，每“成”相當于樂章的每一章節(jié)，而“終”與現(xiàn)代漢語的“遍”“次”相近，是計量樂章演唱次數(shù)的量詞；“絉”或讀“卒”，相當于傳世文獻的“終”；樂章中的“始”“亂”似乎只是從結(jié)構(gòu)角度對樂章中每一章節(jié)進行上、下兩半的切分，標示音樂及舞容的變化，與詩篇內(nèi)容的關(guān)系不大。另可參看方建軍《清華簡“作歌一終”等語解義》、方建軍《論清華簡“琴舞九絉”及“啟、亂”》、王志平《清華簡〈周公之琴舞〉樂制探微》、趙敏俐《〈周公之琴舞〉的組成、命名及表演方式蠡測》、蔡先金《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文本與樂章》、江林昌《清華簡與先秦詩樂舞傳統(tǒng)》、江林昌及孫進《由清華簡論“頌”即“容”及其文化學意義》、陳鵬宇《周代古樂的歌、樂、舞相關(guān)問題探討——兼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邱德修《〈周公之琴舞〉簡“亂曰”新證》、張存良《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談先秦樂詩中的“啟”和“亂”》、王福利《清華簡〈周公之琴舞〉新解》、王立增《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耆夜〉中的音樂信息》、謝炳軍《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兩周“禮樂文章”——兼論之關(guān)系》、張玉春及謝炳軍《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兩周禮樂》、柯鶴立（ Constance A. Cook ）《試論〈周公之琴舞〉中“九成”奏樂模式的意義》諸文的討論。 《周公之琴舞》稱“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絉”，又稱“成王作儆毖，琴舞九絉”，在“成王作”之下確有 詩 9 篇 ，分別冠以“元內(nèi)（入）啟曰”“再啟曰”“三啟曰”以至“九啟曰”，然而在“周公作”之下只有冠以“元內(nèi)（入）啟曰”的 詩 1 篇。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指出這種情形并不意味簡文周公所作缺失了 8 篇，因為仔細分析成王作以下 9 篇的詩句，有的是王的口氣，有的卻是朝臣的口氣。在《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結(jié)構(gòu)》一文中，李學勤指出現(xiàn)有的 10 篇詩前后呼應，“周公作”之下的一篇固然是周公儆毖多士的口吻，并且適于作為全詩的領首，但在“成王作”之下的9篇，卻有一些不可能出自成王；并推測《周公之琴舞》原詩實有 18 篇，由于長期流傳有所缺失，同時出于實際演奏吟誦的需要，經(jīng)過組織編排，成了現(xiàn)在我們見到的結(jié)構(gòu)。 李守奎在《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頌》中指出，如果周公之詩與成王之詩是在同一個儀式上演奏，而且只演奏這一首（嚴格說是半首），二者相加是十，與《毛詩》中雅與周頌以十為單位為一組相合；并懷疑在這場典禮中有兩場樂舞，一場演奏周公對多士的儆毖，一場演奏成王的儆毖，這兩場可能前后相承，構(gòu)成一個完整的典禮，《周公之琴舞》主記了成王之詩舞，對周公之詩有所省略。 趙敏俐《〈周公之琴舞〉的組成、命名及表演方式蠡測》 認為 《周公之琴舞》中應該包括兩組詩，第一組為“周公之詩”，只殘存半首，缺失八首半（因為比照“成王之詩”，周公的這首詩中還缺少“亂”的部分）；第二組應為“成王之詩”，保存完整。 李輝《〈周公之琴舞〉“啟 亂”樂章結(jié)構(gòu)探論》認為，《周公之琴舞》只有周公、成王合作的“琴舞九遂”，并非另有周公作的“琴舞九遂”，兩個“元納啟”實為一體，皆為周公之辭。
李學勤《再讀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認為，《周公之琴舞》中詩篇的作期大致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期間。 李守奎《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頌》亦強調(diào)，《周公之琴舞》所記確有可能是成王嗣位大典及其所演奏的樂歌的一部分，周初成王之詩的語言多承商代成語。 一些學者認為《周公之琴舞》有晚出的痕跡。如王輝《一粟居讀簡記（五）》認為《周公之琴舞》極可能是西周晚期至西周時的作品，其真正作者并非成王、周公。 吳洋 《從〈周頌 · 敬之〉看〈周公之琴舞〉的性質(zhì)》 認為今本《敬之》產(chǎn)生于西周初年，而《周公之琴舞》的相應詩篇具有比較明顯的改寫痕跡，很可能是春秋以后甚至戰(zhàn)國人的再創(chuàng)作。 李守奎《先秦文獻中的琴瑟與〈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時代》一文則強調(diào)不宜簡單看待該篇的寫作年代。根據(jù) 文字構(gòu)形、出土文獻、傳世經(jīng)籍和出土實物的線索，李氏認為瑟早于琴，《周公之琴舞》所見周公與成王詩前面的序中出現(xiàn)的“琴”，應當是戰(zhàn)國時代重新組織編排所致。先秦文獻不論是內(nèi)容、語言形式還是組織結(jié)構(gòu)，大都是在流傳過程中層累而成，不能妄斷真?zhèn)巍?/span> 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指出， 《周公之琴舞》的性質(zhì)是一種樂章，堪與倍受學者重視的《大武》樂章相比。在《再讀清華簡〈周公之琴舞〉》一文中，李氏強調(diào)《周公之琴舞》是周公及群臣向成王進戒與成王自儆之詩。 黃甜甜《〈周公之琴舞〉初探》指出，從對文本接受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楚人把周公之詩和成王之詩作為毖儆類文獻來接受；另一方面，楚人也視周公之詩和成王之詩為樂章，可能樂舞背景已經(jīng)失傳，但楚人尚存《周頌》“什”的觀念，因此將這十篇放在一起。在 《試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詩經(jīng)〉之關(guān)系》一文中，黃氏再次強調(diào)《周公之琴舞》具有樂章與 毖儆類文獻的 雙重性質(zhì)，并認為成王“元啟”與《周頌 · 敬之》文本的對讀揭示出簡本較為原始，整體上略勝于今，但二者可能是不同流傳系統(tǒng)的產(chǎn)物，前者類似于《大武》樂章文辭單獨流傳，后者依附于《周頌》，二者在戰(zhàn)國時代曾經(jīng)并存。 馬銀琴《〈周公之琴舞〉與〈周頌 · 敬之〉的關(guān)系——兼論周代儀式樂歌的制作方式》認為， 《周公之琴舞》通過“琴舞”“啟曰”“亂曰”等表現(xiàn)出來的樂歌屬性，并非其文辭的本來面目，而是后世改制的結(jié)果。其中的歌辭很可能來源于周公致政成王時發(fā)生在君臣之間的“儆毖”之語。 姚小鷗、孟祥笑《試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文本性質(zhì)》認為， 《周公之琴舞》主要呈現(xiàn)的是“詩家”所重之“義”，而非“樂家”所傳之“聲”，它是未經(jīng)漢儒整理的詩家傳本的早期形態(tài)，其存有樂舞術(shù)語是先秦詩家未將樂工標記語全部剝離所致。 馬芳《從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看“毖”詩的兩種范式及其演變軌跡》認為《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均以儆戒為主要內(nèi)容，兩詩分別創(chuàng)制于西周初年和西周晚期，分別代表了“毖”詩的兩種范式，即頌體范式和雅體范式。 孫飛燕《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詩經(jīng) · 周頌〉的性質(zhì)新論》從《周公之琴舞》出發(fā)，重新反思《詩經(jīng)·周頌》的性質(zhì)，指出過去學者多認為《周頌》是“告神明”的祭祀詩，而《周公之琴舞》則是面向大臣的講話。經(jīng)過全面的梳理，孫氏認為《周頌》的性質(zhì)可能是統(tǒng)治者在重大典禮上所作的樂舞之詩。 王長華《關(guān)于新出土文獻進入文學史敘述的思考——以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為例》認為，《周公之琴舞》中的詩篇極有可能是由周宮廷樂師整理之后傳入楚地，楚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吸納和結(jié)合了楚地音樂表現(xiàn)形式并對之進行了改造。 祝秀權(quán)《清華簡〈周公之琴舞〉釋讀》認為《周公之琴舞》詩篇與《周頌 · 敬之》是根據(jù)同一底本創(chuàng)作的不同版本，不是同一創(chuàng)作版本的不同流傳。 吳洋《從〈周頌 · 敬之〉看〈周公之琴舞〉的性質(zhì)》的看法與其他學者有所不同，吳氏認為《周公之琴舞》的體裁明顯來自《書》類文獻而非《詩》類文獻，甚至與《逸周書》有某種密切聯(lián)系。
《周公之琴舞》為《詩經(jīng)》編定與流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并啟發(fā)學者重新反思“孔子刪《詩》”的公案。 徐正英《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孔子刪〈詩〉相關(guān)問題》認為，《周公之琴舞》為“十分去九”刪詩幅度提供了文本范例，還啟示體認“去其重”是既去重復篇目，又去相近內(nèi)容。徐正英、馬芳《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組詩的身份確認及其詩學史意義》一文對此有進一步強調(diào)。劉麗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孔子刪〈詩〉說》一文亦指出《周公之琴舞》可證明“孔子刪《詩》說”不誣。 謝炳軍《〈詩經(jīng)〉的結(jié)集及其對〈周公之琴舞 · 敬之〉的選編——答徐正英先生》則認為，從詩教傳統(tǒng)及詩集的流播狀態(tài)，略可判斷《詩經(jīng)》并非由孔子所刪定，而從王官對《詩經(jīng)》文本的結(jié)集及修訂的情況來看，作為詩歌選集的《詩經(jīng)》之詩亦并非為孔子所選錄。 謝炳軍《再議“孔子刪〈詩〉”說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徐正英、劉麗文、馬銀琴商榷》對此有進一步申論。劉娟《再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孔子刪詩”——歷時性與共時性雙重視域下的〈詩〉本生成》的觀點與謝炳軍相近。 馬芳《也談〈清華簡 · 周公之琴舞〉與“孔子刪詩”問題——兼與謝炳軍博士商榷》則認為， 謝炳軍以“王官刪詩”否認“孔子刪詩”，以《周公之琴舞》不是《詩》之“逸詩”為由否認《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刪詩”說的證據(jù)，這兩個否認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刪詩與孔子刪詩時代不同，編輯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歷史、文獻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 吳萬鍾《〈清華簡 · 周公之琴舞〉之啟示》指出，今存《周頌》中僅存《敬之》一篇，依此資料來判斷，孔子“去其重”之“重”的實際情況恐怕不是同樣作品的重復，而是作品內(nèi)容類似而重復的可能性比較大。 徐正英《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組詩對〈詩經(jīng)〉原始形態(tài)的保存及被楚辭形式的接受》認為，春秋時期隨著東周宮廷典籍的散落與南傳，楚國代代傳抄保存下了這組有原始形態(tài)樂章標識的《詩經(jīng)》“逸詩”，至戰(zhàn)國時期，又幸被以屈原《離騷》為代表的楚辭形式所接受，將本為樂章標識的“亂曰”變換性質(zhì)而化用于楚辭作品的尾章章首，成為總括揭示全篇主旨的結(jié)穴語，并構(gòu)成了楚辭的主要形式特征之一。 此外，李穎《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楚辭“九體”》與李炳?！对囌摗粗芄傥琛抵芯沤R的內(nèi)涵及價值》皆注意到“九絉”與楚辭“九體”的關(guān)系。 亦有學者關(guān)注《周公之琴舞》的史學價值。如 張利軍《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公攝政》認為《周公之琴舞》是 周成王嗣位朝廟的樂詩，且作于周武王的喪禮后、周公攝政之前的周成王嗣位朝廟典禮上，《周公之琴舞》可補周公由顧命大臣到攝王政者轉(zhuǎn)變的史實缺環(huán)。 楊樺《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及其德政思想》、俞艷庭《權(quán)力話語與政治詩學——以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為中心的討論》則涉及政治思想史的內(nèi)容。 （七）清華簡《芮良夫毖》研究 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與趙平安《〈芮良夫?〉初讀》較早向?qū)W界介紹《芮良夫毖》。在整理報告正式出版之后，各期刊、集刊、網(wǎng)站多有文章發(fā)表，其中以姚小鷗主編《清華簡與先秦經(jīng)學文獻研究》與《清華簡研究》第 2 輯收錄的研究論文相對集中。周天雨《清華簡 〈芮良夫毖〉 研究綜述》一文已有綜述。以下對《芮良夫毖》的相關(guān)研究分別予以介紹。 在整理報告出版之后，簡帛網(wǎng)簡帛論壇《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下的跟帖就文本釋讀提出了不少新見，正式發(fā)表的論文則有馬楠《〈芮良夫毖〉與文獻相類文句分析及補釋》、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毖〉篇箋釋》、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鄔可晶《讀清華簡〈芮良夫毖〉札記三則》、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叁） · 芮良夫毖〉釋讀》、白于藍《清華簡〈芮良夫毖〉 6 — 8 號簡校釋》、龐壯城《清華簡〈芮良夫毖〉釋譯》、陳偉武《讀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零札》、馮勝君《讀清華簡〈芮良夫毖〉札記》、鄧佩玲《〈清華簡三 · 周公之琴舞〉“非天 惪”與〈詩 · 周頌〉所見誡勉之辭》、黃杰《清華簡〈芮良夫毖〉補釋》、沈培《試說清華簡〈芮良夫毖〉跟“繩準”有關(guān)的一段話》、劉樂賢《也談清華簡〈芮良夫毖〉跟“繩準”有關(guān)的一段話》、周鵬《清華簡〈芮良夫毖〉“訞?”與“柔?”解》、張崇禮《清華簡〈芮良夫毖〉考釋》、高中華及姚小鷗《清華簡〈芮良夫毖〉疏證（上）》、姚小鷗及高中華《清華簡〈芮良夫毖〉疏證（下）》、高中華及姚小鷗《清華簡〈芮良夫毖〉缺文試補》、連劭名《楚簡〈芮良夫毖〉新證》等。另可參見方媛《清華三〈芮良夫毖〉集釋》、朱德威《〈芮良夫毖〉集釋》的匯釋。
一般認為，《芮良夫毖》系芮良夫進獻天子的規(guī)諫之作。高中華、姚小鷗《論清華簡〈芮良夫毖〉的文本性質(zhì)》則指出《芮良夫毖 · 小序》中的“厥辟”應當指諸侯，而非周天子；芮良夫的政治身份為周天子一人之下的執(zhí)政卿士，《芮良夫毖》為芮良夫誥教諸侯及御事的詩篇。 馬芳《從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看“毖”詩的兩種范式及其演變軌跡》及《從清華簡〈芮良夫毖〉看“毖”詩及其體式特點》將《芮良夫毖》視作“毖”詩，并討論了其體式特點。 鄧佩玲《談清華簡〈芮良夫毖〉“毖”詩所見之諍諫——與〈詩〉及兩周金文之互證》據(jù)《芮良夫毖》指出過去“變《風》變《雅》不入樂”的說法有進一步調(diào)整的空間，《芮良夫毖》應是樂歌。 曹建國《清華簡〈芮良夫?〉試論》認為《芮良夫毖》 的文體可以命名為“ ? ”，屬于詩歌類的韻文，內(nèi)容則主于儆誡。與鄧佩玲的看法不同，曹氏認為盡管文中出現(xiàn)了“終”這樣的音樂術(shù)語，但根據(jù)文本內(nèi)在節(jié)奏韻律來判斷，這篇簡文并不能入樂，而應該是誦讀類的詩文本。他還指出，從文辭、思想、用韻等方面考察，這篇作品的創(chuàng)作時代不可能早至西周晚期。再結(jié)合戰(zhàn)國時期文獻傳載方式的變化，推斷這篇簡文應該是戰(zhàn)國中晚期的作品，并且極有可能是托名之作。 陳鵬宇《清華簡〈芮良夫毖〉套語成分分析》結(jié)合口頭程式理論，分析了《芮良夫毖》的套語成分，指出該篇含有一半以上的套語成分（ 大于 55% ）， 反映作者創(chuàng)作的時候，多處都是拿固定的語句或結(jié)構(gòu)來套用。從其套語成分看，更近于《雅》?！盾橇挤虮选肥谦I詩制度下芮良夫呈進的一篇規(guī)諫作品，創(chuàng)作時間在國人之變以前。 趙平安《〈芮良夫?〉初讀》指出， 《芮良夫毖》的結(jié)構(gòu)和《周書》多篇相似，都是兩段式，先交代背景，然后詳載君臣之言。 姚小鷗《〈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 · 芮良夫毖 · 小序〉研究》依據(jù)《毛詩序》分“大序”“小序”推理，《芮良夫毖》前之“序”可稱為“小序”，為先秦《詩序》之遺存。姚小鷗、高中華《〈芮良夫毖 · 小序〉與〈毛詩序〉的書寫體例問題》進一步強調(diào)此說，并指出序文的主要部分采擷或化用詩篇文句組織而成，其中對于詩篇的說解，不僅僅深入詩篇文本，而且對于詩篇的創(chuàng)作背景也有交代，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詩篇。 程薇《清華簡〈芮良夫毖〉與周厲王時期的外患》從《芮良夫毖》出發(fā)，討論了周厲王時期的外患。 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毖〉學術(shù)價值新論》認為《芮良夫毖》反映了西周晚期世族勢力勃興，家臣制度完善，世族之間矛盾叢生的歷史情實，同時反映了西周晚期王權(quán)觀念的重大改變。 寧鎮(zhèn)疆《早期“官人”之術(shù)的文獻源流與清華簡〈芮良夫毖〉相關(guān)文句的釋讀問題》及《由〈國語 · 齊語〉〈管子 · 小匡〉中的“官人”術(shù)說到清華簡〈芮良夫毖〉相關(guān)文句的淵源與解讀》結(jié)合《國語 · 齊語》《管子 · 小匡》等文獻，討論了早期“官人”之術(shù)的文獻源流。寧鎮(zhèn)疆《由清華簡〈芮良夫毖〉之“五相”論西周亦“尚賢”及“尚賢”古義》則結(jié)合《芮良夫毖》指出西周“世官”制下同樣強調(diào)“尚賢”，“尚賢”之舉并不待春秋之時或墨子鼓吹而始有。 高中華、姚小鷗《周代政治倫理與〈芮良夫毖〉“誰適為王”釋義》從周代政治倫理出發(fā)討論“誰適為王”一語的含義。 劉子珍、王向華《“變雅”及清華簡〈芮良夫毖〉所見怨刺精神探源》認為“變雅”的“變”僅指題材內(nèi)容，其精神旨歸其實與傳統(tǒng)的頌雅之作并無不同，秉承的均是周初宗教信仰與人倫觀念，這在《芮良夫毖》中亦有直接體現(xiàn)。
（八）安大簡《國風》研究 安大簡《國風》雖然公布未久，但成果豐碩，李丹《 〈 安徽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一） 〉 研究綜述》已有初步總結(jié)。《戰(zhàn)國文字研究》第 1 輯、《戰(zhàn)國文字研究》第 2 輯及《簡帛》英文版（ Bamboo And Silk ）第 4 卷第 1 期收錄相關(guān)論文相對集中。目前圍繞安大簡《國風》的研究論著主要圍繞以下幾方面展開： 安大簡《國風》保存了大量異文，有助于我們認識《國風》的早期文本形態(tài)。徐在國《安徽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詩經(jīng)〉詩序與異文》對安大簡《國風》的異文有較全面的總結(jié)，他將 簡本的異文分為通假、異體、同義三種，并指出這些異文以通假、異體居多，同義最少。黃德寬《略論新出戰(zhàn)國楚簡〈詩經(jīng)〉異文及其價值》 分析了簡本異文形 成的幾種情況：（ 1 ）因用字不同而形成異文；（ 2 ）由字詞的增減而形成異文；（ 3 ）由簡本與傳世本章次不同而形成異文；（ 4 ）因章節(jié)數(shù)量不同而形成異文。 進而總結(jié)了安大簡《國風》異文的價值： （ 1 ）有助于一些詩篇疑難字的理解；（ 2 ）有助于糾正因文本流傳而導致的誤釋誤讀；（ 3 ）可以解決古文字考釋中的一些疑難問題；（ 4 ）有助于《詩經(jīng)》文本形成、流傳以及《毛詩》來源研究。 學者對安大簡《國風》的異文多有討論，相關(guān)論文甚多，以下試舉其要： 因用字不同（具體而言存在異體、通假、同義、訛誤等情況）而形成的異文，如《周南 · 關(guān)雎》 “窈窕淑女”之“窈窕”，在簡本中作“要翟”，徐在國指出“要翟”應讀為“腰嬥”，即細腰，“腰嬥淑女”即身材勻稱美好的女子 ，杜澤遜等則認為“窈窕”為連綿詞，沒有必要改釋 ； 《關(guān)雎》“寤寐 思服 ”之“寐” ，在 簡本 中作 “寢”， 徐在國認為“寢”“寐”義同互訓，同義 替換 ， 蔣文 看法相同 ，郭理遠則 認為簡本中的“寢”是“寐”字之誤 ； 《 毛詩 · 召南 · 羔羊》“退食自公”，簡本作“後人自公”，整理者認為“後人”是《詩》的原貌原意，陳劍認為 “後”應是“退”之誤 ，“人”應是“以”字的訛形 ，吳劍修則認為所謂的“人”應該是“司”的異體，通“食” ，俞紹宏、張青松認為“人”可能是“飤”漏抄或省抄“食”旁，“飤”可用作“食” ，尉侯凱對古文字中“退”“后”的訛混現(xiàn)象做了討論； 《 毛詩 · 秦風 · 小戎》“亂我心曲”的 “亂”在簡本中作 “ ”， 徐在國認為簡本 “ ” 字 是“撓”字異體，后人因“撓”所從的“囂”與古文字“亂”形、義皆相近，將“撓”誤釋為“亂”， 郭理遠、 劉澤敏則 認為簡 本的“ ”是“亂”的訛字； 《 毛詩 · 唐風 · 綢繆 》 “見此邂逅”的“邂逅”在簡 本 中作“ 侯” ， 劉剛認為 當以 “ （邢）侯” 為是 ，“邢侯”與詩中的“良人”“粲者”相 呼應；《毛詩》中多篇的“言”字，在簡本中寫為“我”，正呼應了鄭《箋》以“我”釋“言”的說法，夏大兆、洪波對此均有分析。 此外， 郝士宏《新出楚簡〈詩經(jīng) · 秦風〉異文箋證〉》 、劉剛《〈詩經(jīng)〉古義新解（二則）》、郭理遠《談安大簡〈詩經(jīng)〉文本的錯訛現(xiàn)象》、徐在國《談〈詩 · 秦風 · 終南〉“顏如渥丹”之“丹”》、陳劍《簡談安大簡中幾處攸關(guān)〈詩〉之原貌原意的文字錯訛》、夏 含夷“ A First Reading of the Anhui University Bamboo-Slip Shijing ” 、華學誠《淺議異文、通假與經(jīng)典化——以毛詩〈關(guān)雎〉“芼”安大簡作“教”為例》、高中華《談安大簡〈詩經(jīng) · 殷其雷〉的“思”字異文》、 陳偉武《安大簡〈詩經(jīng) · 流木〉補說》、鄭婧及王化平《安大簡〈詩經(jīng)〉與〈毛詩〉的幾處異文對讀》、滕勝霖《〈詩經(jīng) · 唐風〉字義瑣考二則》、蔡偉《安大簡“折命不猷”補證》、賴怡璇《談談安大一〈詩經(jīng)〉從“手”的新見形聲字》等文皆圍繞用字不同的異文展開討論。 由字詞的增減而形成的異文，如 《 毛詩 · 召南 · 江有汜》三章中的“之子歸” ， 在簡 本 中皆作“寺（之）子于歸”， 寧登國、王作順認為 簡本的 “之子于歸”更符合《詩經(jīng)》的句式； 《毛詩 · 秦風 · 權(quán)輿》“於我乎，夏屋渠渠” ，在 簡本中作“始也於我，夏屋渠渠”，鄭婧、王化平認為簡本《詩經(jīng)》更優(yōu)，“始也”與“今也”正好相對成文 ， 汪梅枝也認為簡本首句“始也於我”全面地呈現(xiàn)了詩意，“始也”居句首合乎漢語表達規(guī)律，合乎詩歌韻律 ， 優(yōu)于《毛詩》 ；《 毛詩 · 唐風 · 有杕之杜》 “曷飲食之” ，在 簡本中作“可以飲飤之” ， 張峰認為簡本的“可”似應讀為“何”，“何以飲食之”應是“以何飲食之” ， 后來為了句式整齊，流傳中可能改作“何飲食之”，又將“何”讀為“曷” ；《周南 · 卷耳》簡本中的“維以永懷”“維以永傷”， 張峰認為 可能是抄者在摘抄時分別抄漏了“不”字；郭理遠 總結(jié)了安大簡 《詩經(jīng)》的 脫字現(xiàn)象 ，如 《周南 · 卷耳》“我古勺金罍”在今本中作“我姑酌彼金罍” ，等等。 由簡本與傳世本章次不同而形成的異文， 楊玲、尚小雨已有較詳細的總結(jié)，并嘗試提出差異產(chǎn)生的原因： （ 1 ）《詩經(jīng)》口耳相傳的傳播方式；（ 2 ）人們對詩篇內(nèi)在邏輯的修正；（ 3 ）手抄者個人的疏漏。 鄭靖研究指出《駟驖》篇以《毛詩》章次更優(yōu)，而《綢繆》篇則以安大簡《詩經(jīng)》章次順序為佳。 因章節(jié)數(shù)量不同而形成的異文， 主要見于 《召南 · 騶虞》，該詩在《 毛詩 》 中是二章，章三句，而在簡本中是三章，章三句。 鄭婧、王化平指出 簡本三章內(nèi)容更加豐富 ， 章末句也不同， 《召南 · 騶虞》 “于嗟乎 騶虞 ”在簡本中作“于差從 ”，簡本的“于差從 ”更符合《詩經(jīng)》四句詩的傳統(tǒng)，就《 騶虞 》篇而言，簡本更優(yōu)。
安大簡本雖有傳世本對讀，但仍有一些字詞尚存疑義。一些新見字或疑難字，如與《召南 · 摽有梅》“摽”對應之字，侯瑞華隸定為“ ”，“ ”是“拋”字所從，“摽”“拋”相通，孫合肥指出“力”“又”在用作表意偏旁可以通用，徐在國認為該字當隸作“苃”，讀為“囿”；與《鄘風 · 君子偕老》“縐”對應之字，之前被認為從“玉”、“攸”聲，徐在國從李家浩之說，指出該字右側(cè)實為羽之省寫，將該字解釋為從“玉”、“翛”聲；與《魏風 · 汾沮洳》“汾”對應之字，夏大兆釋作“苂”，即“焚”的異體字；簡本中與“穡”“逵”相對應的字，徐在國認為皆從“甾”得聲。 過去的一些未識字或誤識字，亦可通過異文的線索得以重新理解。如黃德寬通過簡本 《鄘風 · 柏舟》“髧”字字形，考釋了甲骨文、清華簡等材料的“湛”；黃德寬通過簡本《召南 · 騶虞》所見“茁”字字形，考釋了甲骨文中的“茁”字；黃德寬《新出戰(zhàn)國楚簡〈詩經(jīng)〉異文二題》通過《召南 · 何彼襛矣》所見“肅”字字形，討論了西周春秋鐘镈銘文的相關(guān)字； 徐在國通過簡本《周南 · 卷耳》“不盈頃筐”所見“傾”字字形，釋出了楚帛書的相關(guān)字；徐在國通過 簡本 《周南 · 卷耳》所見“兕”字字形，考釋了包山簡的相關(guān)字； 徐在國通過簡本《周南 · 葛覃》所見“穫”字形字形，指出清華簡《金縢》中與《尚書 · 金縢》“穫”相對應的字應分析為從“攴”、“刈”聲，系“刈”字繁體，侯瑞華進而指出清華簡《金縢》所見字可以分析為從“刀”、“歺”聲，是“刈”字異體； 徐在國通過簡本《鄘風 · 君子偕老》中與今本“副”相對應的“ ”，指出銅器銘文所見“不 ”應讀為“丕福”，即“大?！?；程燕通過簡本《召南 · 殷其雷 》所見 “殷” 字 字形 ，對楚文字的“垔”及從“垔”之字加以梳理，并作重新考釋， 蔣偉男亦據(jù)該字討論了清華簡《成人》的相關(guān)字；程燕通過簡本《葛覃》和《君子偕老》的材料，重新考釋了上博簡《孔子詩論》 簡 24 中的兩 個殘字，認為將此二字釋作“絺绤”是合理的，此外，她還對從“谷”之相關(guān)字進行了辨析。 安大簡《詩經(jīng)》的用字現(xiàn)象亦引發(fā)學者關(guān)注，如吳國升《讀安徽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札記》、周翔及邵鄭先《安大簡〈詩經(jīng)〉專字叢考》、周翔及陸云清《安大簡〈詩經(jīng)〉新見專字輯證》等文對簡本所見專字做了梳理與討論，郝士宏《從安大簡看〈詩經(jīng)〉“采采”一詞的訓釋》區(qū)分了表重言的“菜菜”與表動詞的“采”在寫法上的區(qū)別，夏大兆、沈憶蓮《安大簡〈詩經(jīng)〉一字多詞現(xiàn)象研究》歸納了安大簡《國風》中一字對應多詞的現(xiàn)象，李鵬輝《談安大簡〈詩經(jīng)〉中的褭及其相關(guān)字》則討論了“褭”“褢”與“褱”一詞對應多字的現(xiàn)象。 安大簡《國風》的新材料還可為詞義的訓釋乃至詩旨的理解提供重要線索。 《 毛詩 · 召南 · 騶虞》 “ 于嗟乎騶虞 ”在簡本中作“于差從 ”， 黃德寬認為當讀作“于嗟縱乎”，該詩說的是田獵時遵循常禁而放生幼獸的行為； 鄭婧、王化平認為 此說與 詩旨不符，《騶虞》 談論的是射獵，“放生”便與詩旨相矛盾 ， “ 騶虞 ”應為義獸名 ； 王寧認為 《騶虞》這篇應名為《從乎》， 理解 為“逐獵呀”，“于嗟”表示贊嘆的語氣； 楊鵬樺、王晨也認為“從”應理解為“追逐” ； 夏含夷認為“從”應該從字面上理解為“跟從” ； 趙培認為從簡本看，此篇之起，或與狩獵縱生及其所喻指的弭兵止殺相關(guān)，其后則發(fā)生了傳解的轉(zhuǎn)換。 《秦風 · 小戎》 之“蒙伐有苑”，毛《傳》將“伐”解作“中干”，劉剛指出“中干”一詞見于包山楚簡和望山楚簡，多與旌旗并列；安大簡本中與“伐”相對應的字寫作“ （旆）”，“蒙旆”所指便是旌旗；詩中另有“龍盾”，若“蒙伐”指盾，則前后重復。《小戎》“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與曾侯乙墓竹簡的“一杸，二旆”一樣，當指旗桿之首有矛、矛下方系有旆的旗。 黃德寬 《略論新出戰(zhàn)國楚簡〈詩經(jīng)〉異文及其價值》已論及 《鄘風 · 墻有茨》“中冓”的訓釋，盧海霞、袁金平《〈詩 · 鄘風 · 墻有茨〉“中冓”釋義新證》在此基礎上總結(jié)了關(guān)于《鄘風 · 墻有茨》“中冓”的討論，指出《毛詩》“中冓”之“冓”為“ ”的音近借字，“ ”訓“夜”，“中 ”指中夜、夜半。 《墻有茨》的“茨”一般認為是“蒺藜”的合音詞，表示一種長刺的植物。程燕根據(jù)簡本中“茨”作“ ”，指出二字皆從“蟲”旁，故“茨”的詞義應與蟲相關(guān)。而《爾雅 · 釋蟲》所見“蒺藜”，或指蜈蚣。程燕認為將“茨”解釋為蜈蚣更符合詩意：用居于墻上、活動于夜間、丑惡的蜈蚣起興，引起夫妻夜間枕邊所說之言辭。 顏世鉉 則 認為 將“ ” 解釋為植物名比解釋為蜈蚣更為合理 。 《碩鼠》篇中“碩鼠”的含義向有分歧。李鵬輝根據(jù)簡本中“碩鼠”的兩處異文“ ”“石 ”，認為“碩鼠”可能指螻蛄，而非真正意義上的老鼠。朱彥民等也持此種觀點，網(wǎng)友“子居”則認為是五趾跳鼠。張翼認為《詩》中“碩鼠”最有可能是褐家鼠。 此外，季旭昇《從安大簡與上博簡合證〈孔子詩論〉“既曰天也”評的應是〈鄘風 · 君子偕老〉》、劉剛《〈詩 · 鄘風〉“干旄”臆解——以出土文獻和器物中的馬飾為參照》、劉剛《據(jù)安大簡?？薄瓷袝狄焕?、王寧《據(jù)安大簡說〈伐檀〉中的“貆”與“獂”》、王寧《據(jù)安大簡〈詩經(jīng)〉解〈書 · 舜典〉“朱虎熊羆”之“朱”——兼釋〈毛詩 · 秦風 · 小戎〉中的“鏤”》、寧鎮(zhèn)疆《由安大簡〈詩經(jīng)〉之“寺子”小議〈書〉類文獻中的“時”字》、吳洋《讀安大簡〈詩經(jīng)〉札記》、沈培《試析安大簡〈詩經(jīng)〉中〈秦風 · 渭陽〉的詩義》、劉剛《〈詩 · 揚之水〉“卒意四言”新證》等文亦涉及訓詁問題。 安大簡《國風》各風的次序與《毛詩》等版本皆有不同，尤其是簡本的“侯”不見于《毛詩》，其內(nèi)容包含《汾沮洳》《陟岵》《園有桃》《伐檀》《碩 鼠》《十畝之間》 6 篇，而這 6 篇在《毛詩》中則屬于《魏風》 （簡本缺《毛詩 · 魏風》的首篇《葛屨》） ；簡本的“魏”包含 《葛屨》《蟋蟀》《揚之水》《山有樞》《椒聊》《綢繆》《有杕之杜》《羔裘》《無衣》《鴇 羽》 10 篇，除了 《葛屨》在《毛詩》中屬《魏風》 ，其余 9 篇在《毛詩》中皆屬《唐風》。但與《唐風》相比，簡本“魏”無 《杕杜》《葛生》《 采苓》 3 篇。 那么“侯”究竟所指為何呢？整理者引用黃德寬的觀點，疑《侯風》即《王風》。趙敏俐則認為，安大簡《詩經(jīng)》中引起爭議最多的《侯風》不是《王風》的另一種稱呼，而是“誤書”。 胡平生根據(jù)安大簡《侯風》中諸篇屬《毛詩 · 魏風》以及魏文侯與《詩經(jīng)》的關(guān)系，指出《侯風》相當于《魏風》。 夏大兆認為“侯”指晉，《侯 風》 6 篇是晉詩。其理由如下：（ 1 ）簡本《侯風》六篇全屬于《毛詩 · 魏風》，而魏被晉所滅；（ 2 ）“侯”是晉君的爵稱，同姓封國的國君，一般稱“侯”；（ 3 ）簡文“侯六”之下有“魚寺 =” ，應讀為“作吾之詩”，簡本“侯六”之“侯”為晉國自稱；（ 4 ）《毛詩 · 唐風》在安大簡本中是《魏風》，是真正的《魏風》詩。 王寧認為“侯六”的“侯”字應當為“唐”之誤。陳民鎮(zhèn)比較安大簡本以及《毛詩》等傳世文獻，認為《國風》的相對次序是相對明確的，據(jù)此推論《侯風》相當于《唐風》。 曹建國、宋小芹認為“侯風”下面的文字表明 《侯風》 即叔虞之詩，也就是 《唐風》 。 陳前進認為《侯》為晉詩的可能性最大，《侯》當為三家分晉前后的《唐風》。 王化平從戰(zhàn)國初期的歷史背景出發(fā)，結(jié)合詩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用詩”特點，認為安大簡《魏》之所以抄寫《毛詩 · 唐風》中的詩篇，與當時魏國國力強盛、占有晉國故地相關(guān)。由于抄寫《唐風》詩篇的部分被稱為“魏”，所以抄寫《魏風》必須改題。他認為“侯”極可能是地名，但也不排除“侯”為爵位的可能性。 此外，王化平曾提出安大簡中的《侯風》為《毛詩 · 檜風》的觀點，“子居”則認為 《侯風》應為《句風》。囿于材料，《侯風》之謎有待進一步研究。
馬銀琴聯(lián)系戰(zhàn)國初年魏國小霸初成的形勢與魏文侯的文化抱負，認為安大簡《 國風 》是經(jīng)過魏人改制的《詩》本，隨著魏國霸業(yè)的推進傳到楚國。張樹國的看法相近，他認為安大簡《國風》的原型為子夏西河講學，為魏文侯師，媚附魏斯始侯制禮作樂而編選，除改《魏風》為《侯風》、《唐風》為《魏風》外，選編“二南”表達“王化之基”，選《秦風》表達“尚武”為立國之本，選《鄘風》作為屬國之風，如此選編具有強烈現(xiàn)實政治目的與個人訴求，因此安大簡《國風》稱為子夏西河《詩鈔》也許更合適。 曹建國 、宋小芹依據(jù)“侯風”稱名，結(jié)合其他文本書寫特征，推斷安大簡《國風》應該是專門為喪葬準備的明器。 夏含夷《出土文獻與〈詩經(jīng)〉口頭和書寫性質(zhì)問題的爭議》曾反思出土文獻與《詩經(jīng)》的書面流傳問題。 蔣文 根據(jù)抄寫訛誤等現(xiàn)象 ， 判斷 安大簡《 國風 》 是一種 手抄本。 李林芳從句式的整齊性出發(fā)，認為《毛詩》中的句式比安大簡《 國風 》更古老，并論述了簡本句式整齊化的幾種途徑。 趙敏俐指出安大簡《 國風 》的抄寫存在不少的問題，如同篇同字的異體、抄寫篇目和文字的遺漏、隨意的誤書、因聲因形的訛寫等，這說明它只是有幸傳承下來的戰(zhàn)國時代眾多《詩經(jīng)》抄本中的一種。
（九）?；韬啝对娊?jīng)》研究 在朱鳳瀚《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竹簡〈詩〉初探》及《?；韬啝┏跽摗烦醪焦己；韬啝对娊?jīng)》的內(nèi)容之后，已有學者初步對其異文展開研究，如王寧《由?；韬钅怪窈啽尽丛姟嫡f“寉”字》以及蔡偉《?；柚駮丛姟诞愇男≡?、《?；柚駮丛姟诞愇男≡m(xù)》、《?；柚駮丛姟敌Ｗ忠粍t》諸文。 朱鳳瀚《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竹簡〈詩〉初探》推論?；韬啝对娊?jīng)》屬于《魯詩》系統(tǒng)，曹建國、魏博芳《海昏侯劉賀讀什么〈詩〉》則認為其屬于《韓詩》的可能性更大。 楊博《?；韬钅钩鐾梁啝┡c儒家“六藝”典籍》討論了?；韬钅钩鐾恋陌ā对娊?jīng)》在內(nèi)的儒家“六藝”典籍。曹景年《海昏侯墓新出文獻與漢代“經(jīng)傳合編”問題》指出，?；韬啝对娊?jīng)》采用隨文訓詁形式，與今本《毛詩》同，注是經(jīng)的附庸，這種合編形式可能是早期解經(jīng)的基本模式。
（十）綜合研究 一些學者已經(jīng)致力于簡牘《詩》類文獻的綜合研究，如曹建國《楚簡與先秦〈詩〉學研究》、周泉根《新出戰(zhàn)國楚簡之〈詩〉學研究》、鄧佩玲《〈雅〉〈頌〉與出土文獻新證》、胡寧《楚簡逸詩——〈上博簡〉〈清華簡〉詩篇輯注》、蔣文《先秦秦漢出土文獻與〈詩經(jīng)〉文本的校勘和解讀》等均是這方面的專著。其他如陳良武《出土文獻與〈詩經(jīng)〉研究》、姚小鷗《〈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與〈詩經(jīng)〉學史的若干問題》、相宇劍《出土文獻〈詩經(jīng)〉材料集釋》、張樹國《由樂歌到經(jīng)典：出土文獻對〈詩經(jīng)〉詮釋史的啟迪與效用》、張樹國《清華簡組詩為子夏所造魏國歌詩》等文，所論亦不限于某一具體材料，而是試圖以宏觀的視角檢視簡牘《詩》類文獻的性質(zhì)與流傳。 以上簡要概述了簡牘 《詩》類文獻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相關(guān)研究洋洋大觀，限于篇幅和識見，本文只能列舉其中相對有代表性的論著，掛一漏萬之處在所難免。這些研究論著涉及文本釋讀、異文對讀、 形 制與格式研究、字詞考釋、用字現(xiàn)象研究、文本性質(zhì)研究、文本年代研究、《詩經(jīng)》流傳研究、經(jīng)學史研究等方面，對 簡牘 《詩》類文獻的價值做了充分發(fā)掘，取得了可觀的成績。 同時，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和缺憾。 阜陽漢簡過于殘斷，夏家臺楚簡、?；韬啝┑炔牧仙形垂?，上博簡剩余材料的整理遙遙無期，這些客觀限制都制約了研究的進一步開展。尤其是夏家臺楚簡、海昏簡牘這樣經(jīng)科學發(fā)掘的先秦《詩經(jīng)》文本，無疑有助于一些疑問的澄清，這些材料的公布將產(chǎn)生重要影響。
關(guān)注簡牘《詩》類文獻的學者多集中于古文字與出土文獻領域，這些學者的文本校釋工作為文本內(nèi)涵的進一步抉發(fā)奠定了基礎。但古代文學等領域的學者，或限于知識結(jié)構(gòu)，或?qū)ι喜┖?、清華簡、安大簡等購藏簡持觀望態(tài)度，參與度尚不足，使得這一礦藏并未真正被充分開采。 簡牘《詩》類文獻的研究雖然涉及面廣，但不同方面的研究并不均衡，如上博簡逸詩等材料的文學史價值便有發(fā)掘的空間，再如《芮良夫毖》的受關(guān)注程度便不及《周公之琴舞》。 此外，目前的研究多局限于某一批材料或個案研究，雖然已有學者嘗試對簡牘《詩》類文獻做綜合性研究，但整合的研究工作仍不夠充分，尤其是新公布的安大簡材料，有待納入進來。相信隨著材料的進一步發(fā)現(xiàn)與公布，以及綜合性研究的進一步推進，《詩經(jīng)》早期文本形態(tài)和早期流傳將得到更為充分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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