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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化文字的惜字塔
    有一種塔是專門為文字而建的,寫有文字的紙被送到這里焚化,人們相信文字可以從這里回到天上。這樣的塔,各地對它的稱呼不一樣,有“字庫”、“圣跡亭”、“敬字亭”、“惜字宮”、“惜字爐”、“惜字塔”等。它們都有相同的用途——焚化字紙。字紙是指不用的書和廢棄的文稿等寫有文字的紙張,不過,在惜字塔中焚化的實際上是文字,紙張只是作為文字的載體而存在。本文采用“惜字塔”來統(tǒng)稱這一類焚化字紙的塔式建筑。

    惜字塔的基本功能就是焚化字紙,所以現存的惜字塔都具備焚化字紙所需要的結構。盡管各地的名稱不同,建筑風格和建筑材料也有差別,但基本上都是磚石結構,塔的上部一定有通風出煙的孔道,塔的下部在方便人們投放字紙的高度一般設有投字紙的入口,在塔基部分還有一個出字紙灰的出口。
                         

                          



    直到1957年以前,在四川省會理縣城還有這樣的習俗,人們會在家里設置一個字紙簍,把廢棄的字紙扔在里面。等挑著字紙竹籮筐沿路拾字紙的老人來到時,各家各戶把堂屋中掛的字紙簍取下,把收存的字紙交與此人挑到“惜字塔”去焚化。每年倉頡公、文昌帝君生日,或是農歷正月初九“天公生”那日,先在惜字塔前舉行盛大的“倉頡紀念大典”,秀才以上之人穿袍服,童生穿新衣服,讀書人準備牲禮、果品,舉行“祭圣人”的儀式。演戲敬神之后,將灰燼清出,裝入被稱作“香亭”或“春猑”的木盒,隨著沿路鼓樂吹奏,由文人抬至河邊,行恭送紙灰入海的儀式,稱為“行圣跡”或“恭送圣跡”。選擇的河流是有講究的,必須是能通到大海的河流,因為人們相信海的盡頭與天相通,字紙灰應該回到天上,回到倉頡的身邊。

    人們專門建塔來處理廢棄的字紙,惜字成為鄉(xiāng)村的習俗和節(jié)日,惜字塔成為鄉(xiāng)村的公共文化空間,惜字塔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深藏的秘密呢?現在漢字還在使用,但惜字塔卻已成為一種歷史文化遺存,惜字的習俗基本上消失了,這是為什么呢?按理說,成為民俗的傳統(tǒng)文化是文化中最不易變化的,是文化結構中最穩(wěn)定的部分,是什么原因使它突然不再傳承了呢?

惜字習俗源遠流長
    明代學者呂坤回憶說:“吾少時鄉(xiāng)居,見閭閻父老,圜小民同席聚飲,悠其談笑,見一秀才至,則斂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觀,惟秀才之言語是聽。即有狂態(tài)邪言,亦相與竊笑而不敢短長。秀才搖擺行于市,兩巷人無不注目視之,曰:‘此某齋長也。’人情重士如此,豈畏其威力哉?以為彼讀書知禮之人,我輩材粗鄙俗,為其所笑耳?!痹谀菚r的人看來,一個品學兼優(yōu)士紳的一言一行都可以成為鄉(xiāng)友的法則,而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掌握了文字。
    
    文字的神圣化首先來自文字起源的神化?!妒辣尽ぷ髌酚涊d:“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龍潛藏”。盡管這類傳說難以用今天的“科學”二字去解釋,但它能表達的就是,文字的出現是人類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從文字出現到現在,我們越來越多地依賴文字,歷代的思想和文化更多地依靠文字來記錄和傳承、傳播,這和古埃及人把文字作為奉獻給國王的藥不同,文字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有神圣的地位。
    對書籍的珍惜保存是最初惜字文化的主要內容,歲末祭書和祭司書之神是這一時期惜字文化的主要表現。
    歲末祭書,自唐朝開始已深人到文人的生活中了,并且一直延續(xù)下來。與祭書相應的還有賈島祭詩、周櫟園祭墨。這種惜字方式一直被藏書家所傳承,直到2005年還有歲末祭書的行為,這次歲末祭書的主持者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瑞典籍的艾思仁博士,他在歲末的一天邀請友人來家聚會,并觀賞他所收藏的珍本古籍。
    歲末祭的司書之神名字叫長恩,祭司書之神是因為書籍保存難,人們希望有一種超常的神力來幫助藏書人保護書籍。據說在除夕的時候,呼長恩的名字并且祭祀他,他就能保佑書籍不會被書蟲蠹魚蛀壞,也不會被老鼠啃咬。
    蠹魚,《爾雅》稱之為“螵”,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說它“久藏衣帛及書卷中,其形稍似魚,其尾又分二歧,故得魚名”。對于這種小蟲,讀書人抱有一種復雜的感情,一方面是恨,另一方面也很羨慕,所以就有了各種各樣的蠹魚傳說。
    傳說中神奇的“脈望”,就是書蟲蠹魚所化,讀書人如果有幸得到“脈望”,應該在夜晚拿著它對著星斗祈禱,然后吃掉,立刻就會飛升成仙。據說唐朝尚書張易之子,聽說蠹魚在吃書的時候只要三次吃到“神仙”二字,就可以變成脈望,就寫了許多“神仙”字樣剪碎裝在瓶子里,再捉了蠹魚放進瓶子里,希望它吃掉“神仙”的字樣,化為“脈望”。
    宋代以前,惜字只是少數人的行為,而且也不被作為一種活動來倡導。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最初的文字和文化只是在少數比較固定的人群中間流傳,其他人沒有太多的機會和文字接觸。二是因為紙張不多,書寫文字的載體的限制,成書不易,使得文字很少被不恰當的處置,這段時期的惜字和惜物是一致的。


明清惜字
    惜字是一種行為,一種儀式,一種文化現象,它有著豐富的文化淵源和地域性,它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集中代表與體現。明清之際隨著惜字習俗的興盛,惜字塔成為中國城市和鄉(xiāng)村的必要公共建筑,有的地方還成立了專門管理惜字事務的惜字會。
    從唐代科舉取士開始,通過文字改變命運就得到了來自國家的制度保證,文字從此代表了兩種力量一:一是文字本身的神秘力量,二是來自國家的權力。宋代是倚重文人的,不管這種倚重是實還是虛,在宋代,文人的境遇是所有朝代里最好的。元代對文人的抑制和貶低,使文人從天堂直接進入了地獄,所以他們需要更加凸顯自己的文化身份,文人畫的成熟就是一個表征。即使元代還沒有形成惜字塔,元代的文人政策也足以對明代惜字塔的出現產生重要的影響。惜字塔使塔的功能被重新書寫和構造,在這種書寫和構造中,倉頡和他創(chuàng)造的文字逐漸成為具有特殊內涵的意象,可以說惜字塔是自唐代以來1000多年中國文人一種期盼和想象的卓越創(chuàng)造。
    敬惜字紙其實就是對字紙的處理方式要“敬”,怎么才是“敬”呢?明清時期主流的方式是到惜字塔焚化,“過化存神”,以此來避免褻瀆文字。惜字塔的修建一個目的是妥善處理字紙,還有一個作用,人們普遍相信惜字塔的修建對一個地方的風氣有寶貴的幫助。
    在清代,惜字塔進一步向民間推廣,相應的捐資、維修、雇人撿拾字紙、舉行恭送字紙入海的儀式等事務也就需要一個機構來完成,于是產生了惜字會。惜字會的理想是濟世與教化,因為勸善規(guī)過,維持一方純樸風俗,是文人義不容辭的職責。隨惜字塔和惜字會一起出現的還有各種惜字的善書,這些善書對如何正確處理字紙及福報,以及處理字紙的行為不當會得到什么樣的報應等有詳細的描述。
    “平生以銀錢買字紙至家,香湯浴焚者,萬功,增壽一紀,得享富貴,子孫賢孝。”(《文昌帝君惜字功律二十四條》)“將人錢買要浴焚之字紙,取用作踐者,一百罪,夭折,子孫貧賤。騙人買字紙錢,不買字紙焚者,一百罪,定然惡病天折?!?《文昌帝君褻字罪律二十九條》)“破一字,促壽一日,踐一字,削祿一朝,千以歲除,萬以紀奪,重則子孫全絕,輕則眼目雙盲,女子崩漏產亡,男子折傷而夭喪?!?《顏夫子惜字文》) 
    慎用文字就是確保文字不被用來做無意義的和罪惡的事情:“不可撰淫詞艷曲壞人心術,不可集書為艷體文、割書做歇后語……”(《惜字良規(guī)》民國元年中秋1912年鄭壽昌刻本,第11頁),“一字之加,勝于三千之刑,可不慎歟” ,“凡下筆有一時快意,他人永無生路者,此字當惜”(張允祥《廣惜字說》)。“有關人性命者、有關人名節(jié)者、有誤人功名者、有離間人骨肉者、顛倒人是非使人銜冤者”都要慎用(《惜字良規(guī)》民國元年中秋1912年鄭壽昌刻本,第11頁)。


    雖然宋代以來文化在向普及化發(fā)展,但是有權利使用“字紙”的人畢竟還是少數,也許“字紙”的使用權,關系到身份、身家甚至性命。從這些善書也可以看出來,各個階層的人可以從對文字的態(tài)度中直接得到好處,而且是一種可以量化的好處,這也是明代以來文人世俗化的一個表現。
    清乾隆年間,錢大昕為饒陽縣學的文昌閣寫碑記時,強調“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徒以揣摩抄襲為功,而僥幸以祈神之我佑”的人,不可取。但是他還是要為文昌閣作記,是不得不隨俗的表現,也說明了在當時惜字習俗力量的強大,這也是惜字塔出現的內在依據和動力。

    抱著不同的目的,各種不同的人都參與到惜字活動中來,他們的參與共同構成了惜字活動在明清的繁盛,也因此使惜字活動對民間社會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在晚清,惜字習俗從民間的文化活動,發(fā)展到連政府也不得不以提倡的方式來承認和利用,可見惜字活動在當時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通過惜字塔,文人可以將無形文化地位轉變?yōu)橛行蔚奈幕瘷嗔Α?/span>


惜字習俗的衰亡
    惜字習俗是一種人們認識、感知以文字為依托的世界,處理由文字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的一種方式。無論是敬惜字紙、慎用文字還是建惜字塔,包括對蛀書的蟲子的關注,都是圍繞著文字對人們的生活的作用產生的,這一切都是構筑在中國人文化基因上的獨特方式。
    科舉制度的崩潰終結了惜字塔的前途。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正式諭令停止各級科舉考試,延續(xù)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走到了盡頭,惜字活動也就隨之失去了最誘人的前景,惜字塔也就漸漸淡出人們的主流生活。而民間的功過善惡觀念和傳統(tǒng)習俗的延續(xù)性,使一部分惜字活動依舊存在。
    隨后的100年,我們對傳統(tǒng)文化不停地批判,以各種方式凸顯傳統(tǒng)文化的負面因素,再加上社會的轉型和發(fā)展,老百姓對自己的文化也不再傾注那么大的熱情了,惜字塔生存的根基也就徹底失去。現如今,惜字塔只是偏遠鄉(xiāng)村的歷史遺跡,只有很少的老人還能回憶起自己上私塾時曾經在這里恭恭敬敬地燒過字紙。
    惜字的習俗由來已久,但是惜字塔的大量修建卻是明清社會的新現象。到清代中晚期,惜字習俗已滲透到民間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一個細節(jié),這一點可以從現存的惜字塔實物、碑文和善書中得到證實。已知現存的惜字塔中,有兩座是明代的,一座是四川省蓬安縣騎龍的惜字塔,建于明萬歷甲寅年(1614年);一座是廣東省南雄市油山鎮(zhèn)平林村的惜字塔,建于明永樂二年(1404年)。


    文化從口傳發(fā)展到書寫在各種載體上,已經變得物質化,能更好地保存和傳承了,而明清時期惜字塔的出現,更是將對文字和文化的尊崇發(fā)展到了極致。雖然隨著時代的變遷,惜字這種文化記憶已經被人們忽略或者忘記,但惜字塔積淀著的是人力不能隨意更改的文化信息,它傳達著古人的觀念意識,是理解民族文化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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