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您曾在課上說，中國哲學還有很多文本沒有挖掘。為什么這么說？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源遠流長，哲學思想與流派眾多。古人的哲學主要依靠文本的注解疏釋來傳承發(fā)展，大體有兩處與現(xiàn)在的中國哲學不同：一是古人的文本多按經、史、子、集來分門別類，并非從現(xiàn)代學科的角度進行分類；二是古人的哲學并不是純粹的知識，而是飽含著宗派性的情感與實踐，諸如儒家做圣人、道家做真人、佛家做覺者。自20世紀以來，在“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時代潮流下 ，胡適、馮友蘭等深通中西哲學的學者開始借鑒西方哲學史的框架建構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胡適的首要任務是書寫關于中國哲學發(fā)展的信史，故此他要對人物、文本、時代等進行大量考據；馮友蘭則深化了中國哲學史的哲學意涵。相較之下，胡適、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也有兩個特點：一是打破了經、史、子、集的分類標準，從宇宙論、知識論、倫理學、教育哲學、政治哲學、宗教哲學等角度分類中國哲學文本。而且，他們的中國哲學史亦非《莊子·天下》《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平行記述，而是梳理出了哲學思想的體系及其變化發(fā)展的脈絡；二是超越了以圣人、真人、覺者為宗旨的宗派情感與實踐，將儒學、道學、佛學等中國傳統(tǒng)思想視為一種學術化的哲學思想。馮友蘭在讀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后發(fā)現(xiàn)，胡適之前的古書，圣人的話是大字，作者自己的話是小字，如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孔孟的話是大字，朱熹的話是小字，但胡適卻顛倒了過來，自己的話是大字，圣人的話反倒成了小字，成為他論證自己觀點的證據了。這一點被學界延續(xù)至今。這是在圣人身影下挺立自我的過程，是中國哲學的“去神圣化”過程，也是中國哲學的現(xiàn)代化過程。

現(xiàn)代學術語境中的中國哲學史，以重要人物為核心進行建構。今天我們翻開一部中國哲學史著作，看到目錄中所列的人物基本相同，如先秦時期的孔子、老子、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名家等。這份“名單”，很大程度上成為中國哲學專業(yè)研究生尋找研究選題的依據，有時偶爾聽到有人說不知道選什么題，可以選的都被選過了。我對此非常理解，但也不必失望。這份由胡適開列、馮友蘭等學者完善的中國哲學史“名單”，對于中國哲學史現(xiàn)代建構自然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不過，這份“名單”雖為我們指出了中國哲學史的大綱脈絡，但并非中國哲學史的全部，就像《明儒學案》開列的“名單”不能涵蓋所有的明代儒者一樣。依據“名單”學習中國哲學史，可以使我們知道中國哲學史的大體脈絡，進而，我們可以穿透“名單”去探究新的哲學人物與文本。

同時，近年來我也感受到清代儒學的研究需要關注。從哲學思想上看，注重實學、考據學、今古文之爭的清代儒學雖不如宋明儒學精彩，但對于中國哲學文本的閱讀和理解也非常重要。清代的閻若璩有一部《四書釋地》，是他在讀四書時，認為朱熹的四書注解缺乏對歷史地理的關注，若要理解四書，先要了解四書中人名、地名，所以他就考據人名、地名等內容，從這個角度深化對四書的了解。江蘇高郵人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對古代文本進行了大量考證，有一些是值得中國哲學研究關注的。比如，王念孫讀《老子》時指出第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之“佳”字，前人以“善”或“飾”詮釋“佳”，照此理解，好的兵器是不祥之器，故而有道者不處。這樣解釋難免會引出一個問題，難道不好的兵器不是不祥之器嗎？王念孫認為“佳”字實為“隹”字之誤，“隹”字即“唯”字。這樣，此句是“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夫唯……故”構成連貫語詞，表示所有兵器都是不祥之器，并非只有好的兵器是不祥之器。王引之讀《莊子》時指出，《大宗師》“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和《應帝王》“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這兩句話中的“人”字，郭象解釋為“任人之自為”。同樣，《天運》“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郭象認為“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王引之認為郭象誤解了“人”字，此“人”字是“偶”的意思，即“人者，偶也。'為人’猶'為偶’也?！苯浲跻甲C，以上句子中的“人”并不是字面上的個體之人，而是與“造物者”、“大化流行”為偶的意思。進而，他以此詮釋《中庸》之“仁者，人也”，亦引鄭玄“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的注解為論據，說明此處《中庸》“仁者，人也”之“人”是以人意相存偶的意思。

Q2：您對同學們學習中國哲學有什么建議嗎？

代老師研讀《十三經注疏》的照片

和大家一樣，我也在學習中國哲學的旅途中，不敢說是建議，分享一下自己的學習體會，供大家參考。

首先，多讀原典、多背。原典是學習中國哲學的重要部分，讀中國哲學史可以使我們了解哲學家的思想及其演進的大概，讀原典可以使我們進一步領略、理解哲學家思想的本來面目。同時，注重原典是南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yè)的優(yōu)勢之一，前輩老師們在日復一日的科研、教學中深入閱讀原典文獻，正是作為后學的我們學習的榜樣。

中國哲學的原典浩如煙海，從何讀起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既關涉到打下中國哲學宏觀的文獻基礎，又涉及到自己研究的興趣和方向。我一開始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荀子》《周易》《老子》《莊子》等書都去讀，漸漸感到這么讀下去沒有一個章法，也不系統(tǒng)。后來看了胡適、梁啟超等人寫的國學書目，開始按照書目去讀，這些書目開列的很多是大部頭的書，而且，胡適的書目有很多文學書，梁啟超的書目有很多史學書。限于時間、精力和理解能力，感覺不能一上來就從頭到尾按照書目讀，應該根據我的閱讀和理解能力，從熟悉的但沒有通讀的書入手去讀，先讀哲學類的原典，如儒家的五經四書、道家的老莊之書、魏晉玄學之書、佛教之通行經典與祖師語錄。進而，輔之以文學、史學之原典。目前，我的原典閱讀仍在打基礎和起步階段，很多很多書還沒有讀，這是我感到慚愧的地方。在讀原典的同時，也可以適當背誦一些。很多情況下，原典的閱讀，多為默讀，用眼睛看，在心里讀，很少出聲音。若有條件出聲音地讀原典，還是很不錯的，熟讀自然成誦，通過背誦，很多語句和思想可以潛移默化地進入我們的生命。以前曾背下《大學》《中庸》《系辭傳》《老子》以及《論語》《孟子》《莊子》《荀子》等部分內容，感覺背誦還是有助于涵養(yǎng)體會中國哲學的。

其次，了解中國哲學的文化背景。我們是生活在21世紀的現(xiàn)代人，習慣了以科學的視角、理論與方法來看待事物，但中國哲學并非生長于現(xiàn)代社會，而是農耕時代。近年來，我學術研究的一個方向是用邏輯分析方法研究中國哲學，但我感覺在用邏輯分析方法分析中國哲學之前，需要對中國哲學本身有深入的了解，這是用現(xiàn)代學術詮釋、建構中國哲學的前提。所以，我在運用現(xiàn)代方法詮釋中國哲學的概念、命題、思想時，很小心，也很謹慎，生怕不能增益哲學思想，反倒遮蔽了古人智慧。這樣，在閱讀背誦原典之后，在運用現(xiàn)代方法之前，我感覺應該深入了解、體會在農耕時代的中國哲學，在古今視域中發(fā)現(xiàn)中國哲學的本來面目。

比如，古人的時間觀是春夏秋冬的循環(huán)，前方是已知的，以農耕為主的生活世界主要靠經驗的積累，諸如“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都多”“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米都多”等說法，都是如此。在農耕時代，經驗積累的多的人，比較有話語權。相較之下，年長的人知道如何播種施肥、婚喪嫁娶等，年輕人不知道，所以年長的人往往具有話語權，這就不難理解漢樂府詩中焦仲卿的母親何以能夠讓兩個年輕人分離甚至自殺?，F(xiàn)代社會的時間觀不再是春夏秋冬的循環(huán)往替，前方是未知的，這樣，權威的力量不再來自于經驗的積累，而在于探索與創(chuàng)造。年輕人往往具有活力、創(chuàng)造力和精力，老年人慢慢成了被幫扶的弱勢群體，年輕人在手機、電腦方面反而成為了老年人的權威。此外，古人在生活中使用的是農歷，農歷與節(jié)氣、陰晴雨雪、傳統(tǒng)節(jié)日以及日常的勞作生活息息相關，現(xiàn)代社會用的是以耶穌誕生之年為元年的公歷。起初我覺得公歷與農歷沒什么，不過，想到現(xiàn)在過年的年味越來越淡，可能是春回大地的正月初一與生活于現(xiàn)代社會的我們之間的聯(lián)系，不再如生活于農耕時代的古人那般親密。與之相應，元旦越來越成為人們記錄新的一年的重要標志。后來讀馮夢禎《快雪堂日記》時，發(fā)現(xiàn)他的日記用很大篇幅記載年月、天氣變化，當氣象變化符合農歷的節(jié)氣或他的卜算時，他就很滿意，由此我隱約感到了什么是人生天地間的天人合一。諸如此類的古今對比還有不少，比如古代社會多是熟人社會，現(xiàn)代社會多是陌生人社會；熟人社會更重視道德，陌生人社會更推崇法律，等等。

為了增進對中國哲學文化背景的了解，可以讀讀古典文學和史學著作。我讀過《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水滸傳》《水滸后傳》《聊齋志異》《儒林外史》《鏡花緣》《宋六十一家詞》等文學著作和《春秋》《史記》《舊唐書》《宋史》《明史》《清史稿》等史書的部分篇目，讀過的文史著作雖不多，在閱讀的過程中，會暗暗體味古人的時代與生活、思想與感受。另外，了解中國傳統(tǒng)藝術、醫(yī)學等也有助于感受中國哲學的文化背景。雖然我寫字很難看，但喜歡欣賞書法作品，很喜歡王羲之、董其昌的字，感覺有一種說不出的氣象、精神流淌在筆畫之中。這些都有助于理解中國哲學的文化背景，讓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的我們，在用現(xiàn)代方法進行分析之前，能夠感受和貼近中國哲學的本來面目。

再次，了解學術動態(tài)。前面兩個步驟主要側重中國哲學的原典，學習和研究中國哲學，在深入原典的同時，也要掌握學界的相關研究動態(tài)。比如，有人對《論語》中的“道”字感興趣，首先要梳理《論語》中出現(xiàn)“道”字的語句，以及了解幾個重要的《論語》注本的詮釋之外，然后還要到圖書館或知網、讀秀上查一下關于這個問題，已經有了什么樣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有哪些優(yōu)勢，還有哪些方面有待探究等。有學者說過，一手文獻是研究的基礎，二手文獻是研究的起點。在深入原典文獻的基礎上，充分掌握學界研究動態(tài)，才能避免做重復勞動，才有可能站在前輩學者的巨人肩膀上再進一步。

Q3：您似乎偏重用邏輯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國哲學？

我感覺，邏輯分析方法是進行中國哲學現(xiàn)代建構的途徑之一。當然，運用邏輯分析方法進行中國哲學研究是有前提的，就是能對中國哲學有相應的閱讀與體會。前面主要提到閱讀和體會中國哲學的原典與文化背景，在此，我想分享一下中國哲學的現(xiàn)代的一面。

從現(xiàn)代學術角度看，哲學是一門“思”的學問。“思”和“想”不一樣，“想”是有畫面的想象，可以導向文學、藝術這些偏感性的學科，而“思”是沒有畫面的。哲學理論需要用語言表達出來，既然是用語言表達出來，就要符合語言的規(guī)則、邏輯的規(guī)則。無論你的表達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亦或是神秘的，只要是以語言為載體，就需要符合邏輯的規(guī)則。所以進行哲學研究必須要懂一點邏輯。比如，人們往往用綜合命題而非分析命題建構科學理論，作為后物理學的形而上學也由綜合命題建構，因為綜合命題能夠提供新的知識，而分析命題似乎不能給予新的知識。后來有人說形而上學的綜合命題不能證實或證偽，因而是無意義的，所以拒斥作為科學知識的形而上學，而將其歸屬于詩歌等文學藝術領域。后來，與奎因等人轉向邏輯實用主義不同，馮友蘭堅持正面回應卡爾納普的批判。他認為，形而上學的危機源于其綜合命題不具有可證實性，解決問題的關鍵可以不放在如何讓形而上學的綜合命題具有可證實性上，而是如何消解可證實性的問題。馮友蘭認為，當以分析命題建構形而上學體系時，就可以避免用綜合命題建構形而上學體系時遭遇的可證實性問題。他發(fā)現(xiàn)，西方哲學沒有用分析命題建構形而上學的傳統(tǒng)，但中國哲學的老莊、玄學和禪宗則擅長使用分析命題來揭示不可說的神秘境界。因而，他在邏輯分析方法的助力下，將中國哲學的分析命題引入形而上學，建構了融貫中西的新的形而上學體系，即新理學。完成新理學之后，馮先生頗為滿意，認為康德是從休謨等經驗主義者手中挽救了形而上學，而他是從卡爾納普等邏輯經驗主義者手中挽救了形而上學。

我深知，邏輯分析不是通達中國哲學最高境界的最佳方法，但如果不經過邏輯分析的階段，作為現(xiàn)代哲學理論的中國哲學可能就無法真正挺立。我記得，在亞利桑那大學東亞系交流的時候，有一次我和魏雅博（Albert Welter）教授交流宋明禪宗的哲學，他說“I am not a philosopher”。然后，我又到亞大的哲學系去看、去聽講座，這個名氣很大的哲學系的學科有心靈哲學、政治哲學、科學技術哲學、倫理學等，但不是按地域劃分的歐陸哲學、英美哲學或中國哲學。當時我感覺，要想讓中國哲學進入西方大學哲學系很不容易，他們會認為你這是東亞思想，應該到東亞系去，但東亞系也不一定研究中國哲學。再后來，我想似乎也不一定那么難，如果中國哲學可以解決西方哲學的問題，應該就可以。那么，中國哲學如何可以對接上西方哲學的問題域呢？邏輯分析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方法和途徑。記得在上《哲學動態(tài)與評論》課程時，有同學問，為什么一定要讓中國哲學得到西方哲學的認可呢？我回答說，這實際不是一個中與西的“空間”問題，而是一個古與今的“時間”問題。所謂中國哲學獲得認可，是指中國哲學需要從一種古典學問轉進為現(xiàn)代學術，中國哲學要現(xiàn)代化，邏輯分析也許是打開這道門的一把鑰匙。

Q4：關于論文寫作，您有什么推薦的方法嗎？

代老師家中學習的地方

寫論文可以分為準備論文和動筆寫作兩個部分。思考和準備的過程是漫長的，論文撰寫是結果。在準備論文階段，我覺得首先得遇到一個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學術問題。遇到之后再搜集材料、思考。

寫論文的難處在于：想通問題和如何把自己想到的寫出來，是兩回事。在想通問題之后，如何把自己的想法清晰又有趣地寫出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以“神秘主義的科學觀——論馮友蘭眼中的漢代科學精神”一文為例，2017年4月，我在圖書館里用了一個月時間把馮友蘭《三松堂全集》里關于科學的材料都整理了出來，一共有80多頁。5月開始寫，但剛一起筆就發(fā)現(xiàn)不能寫了，因為我沒法在這一篇文章里，把這80多頁的馮友蘭對科學的看法都給說出來。如果我把他對科學的看法列點，寫成“1、2、3”的形式，感覺也不能囊括這80多頁的思想。于是，我就把這篇論文的寫作放下了，因為我想找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把馮友蘭對科學的看法貫穿起來。后來，2017年12月的某天，我坐在車上突然想到可以從漢代的角度來寫，這也許是所謂的靈感吧。馮友蘭早年有一篇文章說中國沒有科學、產生不出科學，但是他在寫《中國哲學史》的時候又認為漢代人最具有科學精神。這樣就造成了一種“矛盾”：既然中國沒有哲學，為什么又說漢代人最有科學精神呢？那么，馮先生是如何理解科學、科學精神及其與中國哲學的關系的呢？以此為切入點，我找到了一個契機，對馮先生的科學觀進行了整體論述。

論文的寫作，在落筆寫作之前，要經歷一個復雜的過程——收集材料、閱讀文獻、分析思考甚至是漫長的等待。在寫作時，我期望把復雜性留給自己，把簡單性呈現(xiàn)給大家。因此，我寫文章盡量避免使用深奧的概念、復雜的語句，力求清晰易懂。希望不論讀者是否為中國哲學專業(yè)，都能知道我在說什么、我想說什么。

Q5：聽說您非常喜歡寫日記，為什么？現(xiàn)在似乎很少有人有堅持寫日記的習慣。

代老師家里收藏的幾本名人日記和書信

讀本科時我開始寫日記，由早年的堅持變成了現(xiàn)在的習慣，或者說是生活的一部分。為了寫好日記，我買了不少名人日記來看，想學學這些以日記名世的人物如何寫日記。慢慢我發(fā)現(xiàn)，日記沒有一定之規(guī)，每個人各有側重，比如胡適日記重視學術思考，梅貽琦日記多記載事件、飲食，季羨林日記記錄了學生時代的日常生活，前面提到的馮夢禎，他的日記多記錄風霜雨雪的天氣變化。我的日記多半是學習思考的記錄、日常生活及安排之類。目前已有20多本日記，其中，到美國交流的一年，寫下了5本日記。從入美第一天，到離美的最后一天，沒有間斷，記錄了那十點睡、五點起，酸甜苦辣的海外生活?；貋淼臅r候，我把這5本日記貼身背著，生怕托運弄壞了或丟了。

有時候，我在想寫日記的意義。日記是個人歷史的記載，今天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時候，看到的多是亙古亙今的經典、鴻篇巨制的史書、百家爭鳴的思想、精英人士的文集，但是在經、史、子、集里似乎看不到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普通人是怎么想的、如何感受的。就此而言，不管是名人日記，還是普通人的日記，都能或多或少地反映其所處時代的某些側面。作為一個普通人，寫日記既是個人生命歷程的記錄，或許也可以為時代做注腳。所以，記錄一下自己的生活和想法，有言則長，無言則短，也挺不錯的。

Q6：結合這幾年的教學，您對同學們有什么期許嗎？

在教學上，我希望能夠引導大家找到自己的興趣。講課像是一趟旅行，我只是一名導游，帶著大家一起去思考。以我自己為例，我在本科畢業(yè)之后不知道自己的興趣方向是什么。大家都喜歡牟宗三，我也跟著看。讀碩士時，我看《佛性與般若》看了整整兩年，做了兩本筆記。但是牟先生的哲學和我的氣質總是好像不相契合。直到后來開始讀胡適和馮友蘭的著作，這個時候我才覺得柳暗花明又一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毋庸置疑，牟先生的哲學很成功，體系宏大，但我感覺這主要是用康德的現(xiàn)成理論和中國哲學進行匹配，而胡適、馮友蘭在輸入西方某派的理論之余，更多地傾向于輸入一種現(xiàn)代的研究方法，即邏輯分析方法。掌握了這種方法，可以去摸索、去研究自己感興趣的思想，建構自己的觀點或理論。從那以后，我開始喜歡這種注重邏輯分析方法的路子，感覺更簡單、更輕松、更平等。

另外，我這幾年教學還有一個感受，我們的學生對現(xiàn)實的關心少了。我感覺，學哲學需要關注現(xiàn)實，關注這個時代。每一個時代都有屬于這個時代問題，20世紀的中國哲學家面臨的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現(xiàn)代轉型問題，21世紀也有著新的時代問題。若想發(fā)現(xiàn)這個時代問題，需要關注現(xiàn)實，多了解一些社會動態(tài)。

Q7：今天，我們應該如何用哲學關注現(xiàn)實？

對于這個問題，可以舉個例子。今年年初有同學問我是否愿意開一門DIY課，主題由我來定。這個問題我想了幾天，后來就選定“中國哲學與科學技術”為主題?！墩軐W動態(tài)與評論》課程的最后一講的主題也是“中國哲學與科學技術”。中國哲學和科學技術都是我感興趣和關注的領域，有人可能會疑問，中國哲學和科學技術有什么關系嗎？或者如何用中國哲學來看待科學技術的問題呢？

“科學”和“技術”有些不同。“科學”旨在探究世界及其規(guī)律是什么，其目的是求真，“技術”宗旨不在于求真，而在于滿足人的需求、實現(xiàn)人的目的，可以說是求善。我們可以說一個科學理論是真或假，但不能說一種技術是真或假。技術可以用好或壞來評價，能滿足我們的需求、實現(xiàn)我們的目的的技術是好的，反之是不好的。就此而言，中國哲學與科學關系不大，但和技術卻有著天然的、深刻的聯(lián)系。比如，儒家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幫助人們進行道德修養(yǎng)以及國家治理的技術，佛道的靜坐參悟亦是修養(yǎng)身心、提升境界的技術。在現(xiàn)代社會，很多的高科技公司實際上是高技術公司，因為都是通過技術手段更好地方便大眾的生活、滿足社會的需求。隨著智能化進程的加速，技術與人之間的聯(lián)系越來越緊密，智能推薦技術、自動駕駛技術、虛擬現(xiàn)實技術等等，慢慢地滲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以致演變出“困在算法里的騎手”之類的社會問題。今天的技術為什么比古代中國的技術的力量強大這么多？某種程度上，現(xiàn)代技術借鑒了科學，科學象征“天”的自然一面，技術是與人相關的手段。所謂知識就是力量，科學知識的杠桿極度強化了人的技術在自然面前的力量。就此而言，在現(xiàn)代技術所帶來的問題，或者可以理解為“自然”與“人為”兩種力量、趨勢之間的沖突，這是一種天人關系的沖突。天人關系是中國哲學的重要問題，中國哲學中有很多天人關系的理論模型，如“天人相分”“天人合一”“天人交相勝”等等。中國哲學對于天人關系的長久、深入思考，或許可以為解決現(xiàn)代科學技術所引發(fā)的“天”與“人”之間的矛盾、沖突提供一定的思考。

作者簡介：代玉民，河北涿州人，博士，本科就讀于河北大學哲學系，碩博就讀于南京大學哲學系，2017.8-2018.8受國家公派至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東亞系聯(lián)合培養(yǎng)?，F(xiàn)為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yè)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是中國哲學。

來源：“南京大學哲學系”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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