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選集》
常常聽到大學生和一些年輕研究生的議論，說他們有志鉆研國學，卻苦于不得其門而入。他們認真地讀了不少書，也會發(fā)現(xiàn)一些問題，臨到作論文的時候，卻往往不知道如何入手才好。實際上，這正說明他們已走到了治學的門檻前，只要再邁開一步，就可以順利入門了。每當這個時候，我總是建議他們選擇一些學界名家所作的論文加以精讀，在閱讀中揣摩體會，學習使用文獻的方法和處理間題的角度，久而久之，自然就會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在古代文史領域，值得一讀的名家論著很多，遼寧古籍出版社最近（1996年——編者按）出版的《程千帆選集》就是其中一種。
程千帆先生是國內(nèi)外著名的學者，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他在校讎學、史學、文學史、文學理論、詩學等學科領域，都卓有建樹，并都有專著出版。這些著作中的一部分由于出版年代較早，在市場上早已絕跡。1996年，遼寧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莫礪鋒教授編的上下兩卷本的《程千帆選集》，共收入《史通箋記》、《文論十箋》、《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古詩考索》、《被開拓的詩世界》等專著5種、詩集《閑堂詩存》一種及附編一種，共一百二十多萬言。大多數(shù)論著都經(jīng)過修訂增刪，內(nèi)容更加充實。作為一部選集，應該說，本書的篇幅已不算小了，但它還不是程先生學術研究工作的全部，而只是總結(jié)了程先生學術業(yè)績中最主要的幾個方面，旨在為學術界提供一部能夠體現(xiàn)他的治學方法和特點的文集。因此，從追尋其治學方法及其特點的角度來讀這部書，將會是富有收獲的。
中國古代治學文史不分。程先生積年鉆研史學，《史通箋記》匯集了他對這部古代史學經(jīng)典著作多年用功的心得。此書分拾遺、訂誤、本證、旁證、窮源、竟委、貴近、崇實八項。雖然作者自謙“箋記之作，蓋欲省讀者翻檢之勞，事等胥鈔，難言著述”（《凡例》），實際上，本書取資豐富，視野廣闊，各個部分中都有涉及古今史學源流之辨析、各家批評觀點之商榷者，對歷代史籍結(jié)構及其得失也每有論列，絕不限于簡單的字詞訓詁和故實箋釋。因此，此書雖以“箋記”為題，對于中國史學史以及史學批評的研究者，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于有志于史學批評研究和文史經(jīng)典箋注的學者來說，這部專著的眼光和視野顯然是有借鑒意義的。
如果說，《史通箋記》只是代表程先生在史學研究方面的成就，那么，《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則更能體現(xiàn)他治學文史兼擅的特點。這部全文不到一百頁、卻涉獵了大小80多種文獻以及30多種近代學者的論著的學術專著，寫得非常簡約，而論述卻十分深入。它所探討的行卷之風的由來、行卷的具體內(nèi)容、當時人對行卷的態(tài)度、行卷與唐代文學（包括詩歌、古文運動、傳奇小說等）發(fā)展的關系等間題，有的前人較少涉及，有的則聚訟紛紜。頁末屢屢出現(xiàn)的注釋表明，作者所使用的材料，是經(jīng)過仔細甄辨的。他對所下的每一論斷，都注意掌握分寸。這是第一個關于本論題的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它開創(chuàng)了這一領域研究的新局面，引出了以傅璇琮先生《唐代科舉與文學》為代表的更為厚重的后續(xù)研究。在專題研究中如何處理材料，如何妥當?shù)剡\用文史結(jié)合的研究方法，這項研究可以說是樹立了一個榜樣。
《文論十箋》是程先生最早出版的一部學術專著。他從浩如煙海的古代文學理論批評著作中，別出心裁地選錄了從陸機《文賦》到章炳麟《文學總略》的十篇最有代表性的文論作品，加以詳細的箋釋、透辟的分析，以當代人的眼光，系統(tǒng)闡述中國傳統(tǒng)文學理論的內(nèi)涵。他討論了文學理論和批評中的許多重要間題，例如文學之界義、文學與時代、文學與地域、文學與道德、文學與性情、內(nèi)容與外形、模擬與創(chuàng)新、修辭與文病等。這些問題，即使在現(xiàn)當代文壇上，也仍然是備受人關注的。本書的鮮明特色不僅在于它的別致的結(jié)構，而且在于它巧妙地通過箋釋這一形式，引領讀者進入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殿堂，由此而來的文學理論和批評便具有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樸素真誠和腳踏實地的性格。這一做法本身所具有的方法論的意味異常強烈，甚至可以說，它開辟了一條從文獻角度研究古代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新路徑。職是之故，本書自1942年刊布以來，行世多年而不衰，甚至被香港、臺灣兩地的書店盜印。
《史通箋記》和《文論十箋》屬于不同領域的研究著作，但都體現(xiàn)了程先生的治學特點，即重視從具體文獻和作品出發(fā)，在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深人而系統(tǒng)地開掘研究對象的歷史和美學的蘊含。在詩學研究方面，這一特點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程先生出生于詩人之家，是一個對吟詠之道深有會心、尤其對舊詩深有造詣的詩人。詩學是程先生一生治學的重點，也是其學術成就最大、最集中的研究領域。從漢魏古詩到當代古體詩以至外國的漢文詩作，都被納入他的學術視野。從作于40年代的《韓詩<李花贈張十一署>篇發(fā)微》、《與徐哲東先生論昌黎<南山>詩記》、《玉溪詩<離亭賭得折楊柳>二首說》等論文看來，程先生早就重視以作品為根本的研究，實踐他自己所倡導的“將批評建立在考據(jù)基礎上”的研究方法，“嘗試著從各種不同的方面提出間題，并且企圖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加以解決”（沈祖棻《古典詩歌論叢·后記》）。比如，在分析韓詩《李花贈張十一署》時，他運用了近代物理學關于光譜分析的知識，在評說昌黎《南山》時，他又援引了近代登山運動員的經(jīng)驗，從而對原作獲得了更親切妥貼的理解。
在年富力強、治學已打下相當堅實的基礎的時候，程先生卻不幸被剝奪了工作的機會，從此喪失了讀書和寫作的權利。1978年復出的時候，他已經(jīng)65歲了。他誓愿要奪回被耽誤的光陰，老當益壯，以驚人的毅力和創(chuàng)造力，寫出了許多極有見地的論著。他早期的論文中就善于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如作于1949年的《郭景純、曹堯賓<游仙>詩辨異》，比較了郭璞、曹唐二人的《游仙詩》在傳統(tǒng)、背景、旨意諸端之異同，主要是詩作本文的研究。而作于1980年的《相同題材與不相同的主題、形象、風格——四篇桃源詩的比較研究》，其旨趣和立意高度顯然與前者不同。通過對四篇桃源詩的比較研究，作者得出了如下的結(jié)論：“就主題說來，王維詩是陶淵明詩的異化，韓愈詩是王維詩的異化，而王安石詩則是陶淵明詩的復歸和深化。主題的異化和深化，乃是古典作家以自己的方式處理傳統(tǒng)題材的兩個出發(fā)點，也是他們使自己的作品具備獨特性的手段。”這是全文論述的升華，也是基于作品研究之上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總結(jié)。我們通常讀到比較研究的論文，往往是為比較而比較，局限于現(xiàn)象的層面，不能提升到歷史和理論的高度展開。相比之下，這篇論文的方法論價值就自然顯現(xiàn)出來了。
程先生謙虛地說，這篇論文是受了清人金德瑛的一段話的啟發(fā)（這種不掠人之美的嚴肅學風，也是值得后學學習的），他“不過為他的的意見作了一點疏證而已。這點疏證也許有助于加深對古典作家在創(chuàng)作方法及表現(xiàn)技巧若干方面的認識”。在治學中，他頗致力于這一類的“疏證”工作。因為“我國的古典文學批評一向具有短小精悍的特色，有時甚至用省略過程，直抒結(jié)論的方式表達。詩人們的意見尤其如此。而由于全心全意具有豐富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和精湛的藝術技巧，那些意見又是值得重視的。為了要充分地、完整地理解它們，就需要下一番疏通證明的工夫”（《關于李白和徐凝的廬山瀑布詩》）。說到底，這也是對傳統(tǒng)文化遺產(chǎn)的一種繼承和發(fā)揚。他的《關于李白和徐凝的廬山瀑布詩》和《李商隱<錦瑟>詩張<箋>補正》等論文，對前人舊說或加以闡釋，或有所補正，在對傳統(tǒng)文學批評揚棄的基礎上，推動當代學術研究的進展。他還寫過兩篇《清代詞論小記》，即《<復堂詞序>試釋》和《說“斜陽冉冉春無極”的舊評》，也屬于這一類。
程先生的詩學論文，總是能夠根據(jù)研究對象的特點，試圖從不同的角度迫近論題，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色，在方法論上也特別富有啟迪。他一貫認為，不僅研究文學史要從作品出發(fā)，研究文學理論，也可以而且應該直接從古代文學創(chuàng)作即作品中總結(jié)、抽象出理論來，以豐富我們的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寶庫。收在《古詩考索》中的《古典詩歌描寫與結(jié)構中的一與多》、《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從小說本身抽象出理論來》等論文，就是他在這方面的示范之作?！稄埲籼?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誤解》，不僅追尋了一篇詩作在歷史長河中的顯晦升沉，而且探索了這一現(xiàn)象形成的一定的歷史社會條件，其視角與當代西方的接受美學有相通之處。從他的另一篇論文《張若虛<春江花月夜>集評》中，我們知道，這一研究也正是建立在堅實的文獻調(diào)查的基礎上的。在那篇命題本身就富有文學意味的《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中，他通過對杜甫《飲中八仙歌》的透辟分析，不僅抉發(fā)了本篇的豐富內(nèi)涵，揭示了詩人的藝術創(chuàng)造，而且將其確定為杜甫“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的起點”，無疑是一篇以點帶面、因小見大的優(yōu)秀論文。1944年，程先生在寫《陶詩“結(jié)廬在人境”篇異文釋》時，就已清醒地認識到，當考證學?？睂W無能為力的時候，可以“律以作者之命意遣辭，以判其孰為近是。蓋底本之是非設無由確知，則義理之是非固不妨推度”，而作于1963年的《論唐人邊塞詩中地名的方位、距離及其類似問題》，則更自覺地綜合了傳統(tǒng)的考證方法和現(xiàn)代的文藝理論。同樣，從《王摩詰<送綦毋潛落第還鄉(xiāng)>詩跋》（1947年）到后來的《唐人進士行卷與文學》，從《少陵先生文心論》（1936年）、《杜詩偽書考》（1936年）到后來的《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和《被開拓的詩世界》中的其他諸篇論文，他在治學方法、學術功力和論文火候上的勇猛精進，是不難看出來的。
“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span>（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三）程先生則反是。1986年，齊魯書社出版了他的《治學小言》，匯集了他歷年來有關治學方法的談論，對于有志治學者，這當然是很有助益的。但那畢竟還主要是登壇論道，眼前的這部《程千帆選集》，則好比現(xiàn)身說法，讀者細心閱讀，相信對于治學之道當會有更深入切實的體悟。
>原載《江海學科》1998年第1期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