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證《自敘帖》非“三本皆偽”而是“一真兩摹”
——懷素《自敘帖》真本《契蘭堂本》的發(fā)現(xiàn)與鑒識
作者：張紫石
（特此說明：本文系張紫石著《懷素自敘帖鑒定研究報告》和《解碼自敘帖》等系列書稿的部分縮減內(nèi)容，竭誠歡迎有興趣的海內(nèi)外出版社前來洽談合作出版事宜。）
圖版1、懷素《自敘帖》三文本
（左《臺北故宮本》摹本、中《流日殘卷本》摹本、右《契蘭堂本》真本）
一、前言
中國唐朝時代的書法“狂草”藝術，是世界文化藝術史的一顆璀璨奪目的瑰寶和重要文化財富。中國人早在公元八世紀開創(chuàng)出的富于意象表現(xiàn)和抽象主義色彩，無比自由奔放的狂草書風，意味著漢字書法在藝術上的完全獨立，與宋元時代的“文人畫”在人類藝術歷程中可謂雙峰并峙。“草圣”懷素（737年-799年之后，具體卒年待考），字藏真，是唐代狂草藝術的代表人物，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其傳世鉅跡《自敘帖》，憑借超凡入圣的藝術魅力，對后世影響深遠，是歷史上最重要的唐代狂草作品，有“天下第一草書”之稱。
然而，自宋代以來的千年之間，懷素《自敘帖》傳世就有多本，真相一直撲朔迷離，難辨真贗，誠如南宋曾紆所言“藏真《自敘》，世傳有三?！薄咀?/span>1】現(xiàn)代關于《自敘帖》書跡的研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啟功先生撰文提出《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為摹本，《契蘭堂本》祖本可能也是摹本（即“三本皆摹”）的觀點之后，海內(nèi)外關于懷素《自敘帖》真相的爭論隨之日趨激烈。2005年，美國國立弗利爾美術館中國藝術部主任、臺北故宮研究員、臺大藝研所傅申（Shen fu）教授發(fā)表了《確證臺北故宮本〈自敘帖〉為北宋映寫本》（以下簡稱“《確證》”）一文，該文在否定了其在2004年所持的傾向真跡的《臺北故宮本》“寫本說”基礎上，將《臺北故宮本》、《流日殘卷本》、《契蘭堂本》三件文本一并鑒定為“三本皆偽”?！咀?/span>2】
傅氏創(chuàng)論的懷素《自敘帖》“三本皆偽說”，頻見于其2005年之后的多篇相關學術文章和講演稿中，是其對懷素《自敘帖》的《臺北故宮本》、《流日殘卷本》、《契蘭堂本》三件文本的所謂“終結”性鑒定結論。傅氏認為《自敘帖》“三文本”其中并無真跡，而是“三本皆偽”。在《確證》一文中，言其結論是：
“《故宮本自敘帖》與《流日半卷本》以及《契蘭堂本》的祖本為同出一手的'三胞本’，都不是出自懷素的親筆，它們都是'懷素的分身’。”
“以下三本1、《故宮墨跡全卷本》、2、《流日墨跡半卷本》、3、《契蘭堂本》的祖本，乃是同出一手的'量產(chǎn)’'映寫’的'多胞本’，其中并無母子關系。”【注3】
并在其《臺北故宮本自敘帖為北宋映寫本后續(xù)討論》（以下簡稱《后續(xù)》）中，以“三本皆偽說”概言之：
“《流日殘卷本》為《故宮本》的真?zhèn)嗡鸬慕獯a作用，因為以上的'雙胞本’或“三胞本”之間的相似度已經(jīng)超過母子關系或“一真余偽”的極限，故其結論為三本皆偽。”【注4】
傅氏“三本皆偽說”一經(jīng)推出，便隨著其多部專著專論和不可數(shù)計的演講訪談和傳媒報道，在海內(nèi)外學術界影響甚巨，傳播至廣。然而，《自敘帖》“三文本”的真相，果真是傅氏所論 “三本皆偽”嗎？如真相并非其所言，“三文本”之中尚存一件真本，那就無異是一次嚴重的錯鑒，就如俗語所言“倒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掉”，“一桿子打翻一船人”那般，把真本輕率地掃入“偽本”之列，可謂將明珠暗投，使寶物蒙塵，可以想見，憑假傅申教授在海內(nèi)外學術界之高名及影響，此說對吾國古代書法史尤其是唐代以來草書（狂草）的研究發(fā)展造成的誤導作用及負面效應，實難以小覷。
不幸而言中的是，依據(jù)我們對《自敘帖》“三文本”的研究考鑒結果，卻發(fā)現(xiàn)傅氏所謂“三本皆偽”的結論，與“三文本”客觀情況并不相符，其真相并非“三本皆偽”而是“一真兩摹”：即其中《契蘭堂本》為真本，《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為摹本（傅氏稱之為“偽本”）。
而這正如傅氏在研究鑒定《臺北故宮本》過程中，曾錯誤的將明代“南昌縣印”鑒定為北宋印【注5】，以及將金章宗“群玉中秘”等偽印誤以為真印一樣【注6】，其“三本皆偽說”當亦屬錯鑒無疑。有鑒于此，從科學實證的角度重新檢驗“三本皆偽說”，便成為本文的一個主要目的。而本文的宗旨，則是唯實求是地通過對《自敘帖》“三文本”的鑒考，辨析厘清此結論之謬誤之處，以還懷素《自敘帖》諸本之真相。
二、“三本皆偽”：懷素《自敘帖》研究之誤
關于懷素《自敘帖》的研究，需要說明的是，以此“三文本”為例，其中《契蘭堂本》為刻本，《臺北故宮本》為墨跡本，《流日殘卷本》為影印本，具有研究文本形態(tài)多樣化、特殊化等性質(zhì)，再加諸書法學、史學、文學、考據(jù)等方面的因素，其復雜程度和困難之大毋庸諱言。但這或許就是《自敘帖》作為古法書鑒定的典型案例，其真相困擾古今學界達千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也是吾人今日力求穿越歷史迷霧而破解其真相的魅力所在。
（一）、檢驗傅氏“三本皆偽說”
我們在明確了“三文本”的基本特性之后，本節(jié)將對傅氏“三本皆偽說”進行一番大致的梳理和辨析，提出問題，以檢驗與辯正其誤。
傅氏創(chuàng)論“三本皆偽說”，系其根據(jù)友人提供的《流日殘卷本》影印件文本，對《契蘭堂本》和《臺北故宮本》兩文本研究之后，而取得的鑒定結論。與啟功先生“三本皆摹”說不同之處在于，以“偽”代“摹”，更加極端化。此說作為當代學術界在懷素《自敘帖》研究中影響最大的一個誤說，其首先值得商榷之處在于，以“偽本”簡單地替代“摹本”來界定《自敘帖》“三文本”，未免有過度解讀之嫌。而以“偽本”來定性《契蘭堂本》，則更屬以是為非的障目之言和無根之談。
在我們討論《契蘭堂本》是否為懷素《自敘帖》真本之前，不妨先對《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情況進行一個基本的了解。
1、《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
眾所周知，《臺北故宮本》至晚在明代中期的文嘉時代，就已明確其并非懷素《自敘帖》原作真跡。文嘉、范大澈、王世貞、詹景鳳、沈碩等皆有言及。民國間，朱家濟馬衡也撰文言及此事。上世紀八十年代，啟功先生經(jīng)過詳細論證，并再三撰文將其鑒定為宋人摹本，至今在學界有識之士看來想必已應是不爭之事實。另有徐邦達先生隨后也撰文推論其可能為北宋蘇舜欽等人的“臨本”，但徐氏“臨本”說之不確，自亦不必贅言。
傅氏在啟、徐等人研究之基礎上，依據(jù)《流日殘卷本》對《臺北故宮本》進行比勘，其探索的確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如果實事求是地說，即便是其將《臺北故宮本》“確證”定論為“映寫本”（所謂“映寫”實即“影摹”一詞的變造），其中也依然存在著不少的錯誤與偏差。
因此嚴格些說來，傅氏《確證》、《后續(xù)》等文中所言《臺北故宮本》是“非懷素親筆”【注7】的“映寫本”之局部結論，較之其最終的“三本皆偽說”實未見有多少新意，甚至不免令人有拾人牙慧，強作解人之嘆。
而這，與傅氏自言，其目的在于對當今海內(nèi)外學界“各持己見的《故宮本》的真?zhèn)魏蜁r代將成“懸案”的局面，希望作一終結”【注8】的奢望，恐怕也是鏡花水月般的一廂之情愿罷了。
關于《流日殘卷本》，傅氏認為其為“偽本”的理據(jù)是，《流日殘卷本》與《臺北故宮本》兩者：
“實為同出一手之映寫'雙胞本’，行款與結字完全相同。而且兩本接縫上南唐的收藏?。?建業(yè)文房之印’及蘇舜欽家五印也完全相同。”【注9】
我們認為傅氏所言，其中關于兩文本中南唐與蘇家五印關系的結論，應是準確的，當屬其觀點中較為難得的可圈可點之處。但傅氏在此基礎上進而認為：
“清代翻刻南宋淳熙刻本之《契蘭堂》本，不但與《故宮本》書跡大同小異，而且兩本書并跋文及重裝、補書皆在同年同月同日，兩本又于同一處誤書，故知與《流日殘卷本》為'三胞本’，以及《綠天庵本》和《蜀中本》均同出一系。”【注10】
“《流日殘卷本》為《故宮本》的真?zhèn)嗡鸬慕獯a作用，因為以上的'雙胞本’或'三胞本’之間的相似度已經(jīng)超過母子關系或'一真余偽’的極限，故其結論為三本皆偽。”【注11】
可以看出，其所做出的《契蘭堂本》與二文本同屬“偽本”的結論，并沒有諸如書跡、印章等優(yōu)劣異同的深入具體地辨析，而是純屬憑借個人學力水平的妄自猜度之辭，明顯缺乏事實依據(jù)，其所論僅在邏輯上，就已經(jīng)難以經(jīng)得起檢驗與推敲。因為“書跡大同小異”、“書并跋文及重裝、補書皆在同年同月同日”、“于同一處誤書”等這些理由，其實并不能做為指向“偽本”的唯一性的支持證據(jù)。這些現(xiàn)象在真跡與摹本（母本與子本）等關系中，也可以同樣存在。試問，難道古人在摹臨復制法書時，子本不應當忠實的模仿母本的書跡和內(nèi)容嗎？其實，就常識而言，刻意在跋文或年月上做出區(qū)別，有時恰恰是做偽者經(jīng)常采取的伎倆，就如《自敘帖》“蜀中本”、“綠天庵本”等偽作一樣。
而從其所謂“三文本”的“相似度已經(jīng)超過母子關系或'一真余偽’的極限”的說法，則更可明顯看出，這個“極限”仍然純屬其缺乏根據(jù)的個人臆測，甚至是以偏概全的情緒化非理性表達罷了。在基本了解了《臺北故宮本》與《流日殘卷本》的情況后，我們再來看傅氏眼中的《契蘭堂本》。
2、《契蘭堂本》
《契蘭堂本》現(xiàn)存?zhèn)魇揽掏乇臼乔宕x希曾依據(jù)明代唐荊川和清代高士奇所藏傳世“秘閣本懷素《自敘帖》”重刻而成。此“秘閣本”宋代見于《淳熙秘閣續(xù)帖》，據(jù)筆者的考證，最早著錄于宋代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五中：“昔唐懷素草圣《自敘》，藏蘇泌家。亡其卷首一幅，其文集賢校理舜欽補之。今在《淳熙秘閣續(xù)帖》中，字態(tài)如出一手，幾不可辨。”【注12】可見此“秘閣本”為蘇舜欽家世代所藏之本，應無疑義。
傅氏在《確證》這篇被臺灣傳媒稱道的“學術宏文”中，關于《契蘭堂本》（張紫石按：即傅氏所謂“《契蘭堂本》祖本的墨跡本”、“《契蘭堂本》祖本蘇家本”，以下本文皆以《契蘭堂本》概述之），曾多處言及。傅氏做為在海內(nèi)外有影響的資深古書法鑒定家，自言其憑假其多年積累的書法鑒定經(jīng)驗，通過“多角度交叉論證”而“非單一的主觀論證”（傅氏語）方式“仔細逐字比較”研究《契蘭堂本》后認為：
“仔細逐字比較的結果，由于二者相似的程度，筆者（傅氏）深信《契蘭堂本》祖本的墨跡本，與'二墨跡本’同出一祖，并且是根據(jù)同一原稿'映寫’而成。”【注13】
因而，其對《自敘帖》“三文本”的最終結論是：
“三件在品質(zhì)上既難分軒輊，又無母子關系，則三本必為根據(jù)同一母本'映寫’而成的多胞本’。也就是：三本之中并無真本存在。因此也證實了啟功原先對《契蘭堂本》祖本蘇家本的揣測：'大概蘇家本也仍是一個摹本’。”【注14】
“以下三本1、《故宮墨跡全卷本》、2、《流日墨跡半卷本》、3、《契蘭堂本》的祖本，乃是同出一手的'量產(chǎn)’'映寫’的'多胞本’，其中并無母子關系。”【注15】
并且對《契蘭堂本》祖本與其余兩文本的母本子本關系予以明確強調(diào)和說明：
“《契蘭堂本》祖本有無可能為二墨跡本之母本？答：《契蘭堂本》雖非原刻而是翻刻，卻與'二墨跡本’非常近似，而且細勘之下，除了可以絕對排除《故宮本》為其摹刻之母本之外，相反地，如比觀第115行的'來’字，《契蘭堂本》之第三筆的末梢上翻，與第四筆不相連續(xù)等等，也顯然不是《故宮本》的母本；所以，也就不是《流日本》的母本。”【注16】
其在《后續(xù)》一文中，再次論定《契蘭堂本》：
“《契蘭堂》本，不但與《故宮本》書跡大同小異，而且兩本書并跋文及重裝、補書皆在同年同月同日，兩本又于同一處誤書，故知與《流日殘卷本》為'三胞本’”。
再根據(jù)“《流日殘卷本》為《故宮本》的真?zhèn)嗡鸬慕獯a作用，因為以上的'雙胞本’或“三胞本”之間的相似度已經(jīng)超過母子關系或“一真余偽”的極限，故其結論為三本皆偽。”【注17】
至于三本中是否會有母本存在的可能性，傅氏做出如此回答：
“三本中若有母本存在，則應有書跡優(yōu)劣、筆性及印章的不同等等可以區(qū)別，然而三本之間均不能明確區(qū)分；加之，二墨跡本之南唐及蘇家鑒藏印為同一套印章，故可確定不論是《故宮本》或《流日半卷本》，皆無成為它本之母本的可能，而且三本同出一人之手。” 【注18】
然而，這三本中，是否存在著諸如“書跡優(yōu)劣、筆性及印章的不同”呢？顯而易見，憑傅氏的鑒別能力和經(jīng)驗是分辨不出的。因為，傅氏自己承認“不能明確區(qū)分”出來，所以就認為“皆無成為它本之母本的可能”。至于傅氏所謂“三本同出一人之手”之說，則完全是以主觀代替客觀，憑臆測取代事實的剛愎之論了。
在近年來的《懷素自敘帖之我見》（以下簡稱《我見》）中，傅氏更曾奇怪地宣稱懷素《自敘帖》三文本“分明是同一個人用同一枝毛筆所書，我想如果工具不同，不可能那么接近，行楷慢慢寫或許可以很像，這可是快速書寫的狂草?。】梢姽蕦m本、流日卷與契蘭堂本是三胞本。”傅氏由“三本皆偽”臆想到“三本同出一人之手”，甚而再臆想到是“用同一枝毛筆所書”，吾人除感佩其豐富的想象力和不著邊際的勇氣之外，夫復何言？
二、“映寫”、影摹和母本、真本
1、“映寫”與影摹
我們或注意到，傅氏在其《確證》一文中，頻繁使用其所造“映寫本”一詞，而其所謂的“映寫”，其實就是古今所說的“影摹”。傅氏采用“映寫”表述，似乎一個原因大概是借助了日本語的漢字詞匯，而另一原因是其在2004年所著《書法鑒定-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一書中，曾斷言過《臺北故宮本》絕非“影摹”，為避免被人看出其“自證其非”，而意圖“自圓其說”不得已使用的替代詞而已。因此在這里，我們不妨將傅氏所謂“映寫本”還原回常識性的傳統(tǒng)說法“影摹本”。
我們知道，所謂“摹”，是古代對法書名跡進行客觀復制以保存原貌的一種技術。大致可分為鉤?。ㄓ址Q“雙鉤廓填”）和影摹（又稱“響拓”）兩種。所謂鉤摹是指以油、臘等特制薄紙覆蓋在母本之上，對母本逐字進行鉤添。能夠較為逼真地反映出母本的書跡特點；影摹是指用厚紙覆蓋在母本之上，對光直接模仿原作筆畫的運動軌跡直接進行書寫。可以比較自然地表現(xiàn)出母本的書法基本風格。今人則多采用燈箱桌或投影方式復制。
其實，早在宋代，黃伯思（長睿）就曾論臨摹二法云：
“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拓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strong>
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同影）而摹之，又謂之響拓焉。”【注19】
由此可見，宋人的“摹”與“響拓”，即元代以后和今天我們所謂的鉤摹與影摹。鉤摹本的例子如唐摹《萬歲通天帖》（張紫石按：即《王羲之一門書翰》）；影摹本除本文所討論的懷素《自敘帖》摹本外，則有筆者曾考鑒過的影摹自明代唐寅真跡《松陰高士圖》（張紫石按：唐寅真跡《松陰高士圖》，虛齋舊藏，著錄于《虛齋名畫錄》。2013年北京某著名拍賣公司在其二十周年秋拍慶典期間，以偽摹本《滄浪圖》軸冒充著錄真跡上拍，筆者曾撰《真假唐伯虎》等文揭之，可參閱）的偽作《滄浪圖》軸【注20】。
2、母本、子本、真本等問題
《臺北故宮本》、《流日殘卷本》、《契蘭堂本》“三文本”從通篇書跡看，三者形態(tài)極為相似，其行距、字距等位置分布似如出一轍，粗看之下，難分伯仲，這種現(xiàn)象在古書畫鑒定界一般可稱其為“三胞本”。
我們現(xiàn)在已知，這種多本書跡相互間十分類似的現(xiàn)象通常是出于摹寫而成，與臨寫有所不同。如《自敘帖》“三文本”中的摹本即是采用影摹法制成的摹本。而所謂三胞本或多胞本情況，一般而言，除其中一件為母本外，其余皆為摹本。甚至全為摹本，其中并無母本。故母本可以是真跡原作，也可能是另一件仿摹本。
我們以《自敘帖》“三文本”為例，其母本與子本的關系，大致可將其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1）、一母兩子：即三本中一本為母本，另兩本為其子本等衍出之本。
（2）、一真兩?。喝局杏幸槐緸檎孥E，另兩本為其摹本。
（3）、三本皆?。喝窘詾槟”荆ㄗ颖荆?，其母本另有別本。
傅氏“三本皆偽說”認為：“乃是同出一手的'量產(chǎn)’'映寫’的'多胞本’，其中并無母子關系。”故可見其結論基本應屬于第三種。
但“三文本”經(jīng)我們深入研究和鑒別辨析后認為，其真實情況應屬第二種：即“一真兩摹：三本中有一本為真跡，另兩本為其摹本?！币部杀硎鰹椤耙徽齼筛薄?。因為，檢視三本《自敘帖》文本，我們通過比勘其細節(jié)，可以明顯地看出，其中《臺北故宮本》、《流日殘卷本》的相似度和同構性，以及如書跡、印鑒中存在的問題，已可證明兩者不具有真跡的可能，如兩者本幅書跡的基本狀態(tài)為書寫摹畫而成的墨跡本，其中含有臨寫的部分，而傅氏定為“映寫本”并不十分正確，故對此二本，如非專門界定某本屬性，似仍應以摹本表之為宜。又因其使用同一套南唐和北宋印鑒，故知應同出一源，各自流傳而已。
關于《自敘帖》“三文本”中是否存在“真本”或母本的問題，傅氏曾言：“三件在品質(zhì)上既難分軒輊，又無母子關系，則三本必為根據(jù)同一母本'映寫’而成的多胞本’。也就是：三本之中并無真本存在?！币驗?/strong>“三本中若有母本存在，則應有書跡優(yōu)劣、筆性及印章的不同等等可以區(qū)別。”
而我們將《契蘭堂本》之所以厘定為真本，正是筆者通過科學實證的研究方法，明確辨析出了《契蘭堂本》與另兩本在“書跡優(yōu)劣、筆性及印章的不同”。本文所說的“真本”，是基于“三文本”分屬墨跡本、影印本、刻本三種類型，而《契蘭堂本》是刻本，故此我們較為審慎的不以一般用來指謂法書原作的“真跡”來表述，而是采用“真本”一詞，來繼續(xù)深入探討和驗證“三文本”中懷素《自敘帖》“真本”的存在。
（三）、本節(jié)小結
本節(jié)對“三本皆偽說”中的一些誤區(qū)，進行了初步探討，并提出意見：
（1）傅氏基于啟功先生“三本皆摹”說之上的“三本皆偽說”并不符合客觀事實，其以“偽”代“摹”的極端表述，具有很大的商榷空間。
（2）傅氏關于《臺北故宮本》為研究，如“映寫本”（即“影摹本”）等論斷，仍存在著不少的片面性與訛誤。然其關于明《水鏡堂本》非《臺北故宮本》母本的觀點當屬其研究中值得肯定之部分。
（3）傅氏關于《契蘭堂本》為“偽本”的論定，應是完全錯誤的結論。此本實即懷素《自敘帖》“真本”，并指出探討其是否為真本（或母本）的角度和方法。
三、真本摹本：重新鑒識《自敘帖》書跡
那么，懷素《自敘帖》“三文本”是否真如傅氏所謂“難分軒輊，又無母子關系”嗎？三者之間真的沒有書跡的優(yōu)劣之別以及印章等方面的不同嗎？因為按照傅氏的說法，三文本中如果存在著母本或真本，就“應有書跡優(yōu)劣、筆性及印章的不同等等可以區(qū)別。”只是他自己“不能明確區(qū)分”而已。
因此，對“三文本”中書跡與印鑒的重新鑒識，就十分必要，明確區(qū)分三本的“書跡優(yōu)劣”和“印章的不同”便成為本文的重點，并據(jù)此揭開懷素《自敘帖》背后隱藏的真相。這也可說是對傅氏“如要說《契蘭堂本》的祖本是懷素真跡，也令人難以置信！”【注21】這種實與學術研究無關的感言，從實證角度出發(fā)做出一個明確有力的回答。
古語言：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或曰真者自真，偽者自偽。因為一件真本不會因某些人鑒定錯誤而永遠泯滅其真相，而贗本無論其制作者水平多么高妙，心思多么縝密，仍然多少會留有破綻。所謂天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但能否將之鑒識出來，則取決于鑒定者的水平、經(jīng)驗和學識等綜合能力的高低。實事求是地說，我們這次鑒定《自敘帖》，本文中所舉證的資料無論古今，都是客觀真實存在的。至于《自敘帖》，其關鍵，在真知而非耳鑒，在實證而非臆測，如此方能求得真相。
以下我們將對懷素《自敘帖》“三文本”《契蘭堂本》、《臺北故宮本》、《流日殘卷本》，從書跡優(yōu)劣等方面以及印鑒真?zhèn)蝺蓚€主要部分，選舉三例，以進行研究和辨析出真相，以證明“三本皆偽說”之不成立。
（一）《自敘帖》“三文本”書跡的鑒別：
懷素《自敘帖》“三文本”的書跡部分，三者相較，對《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的書跡，從草書的書寫規(guī)律等這些藝術本體表現(xiàn)手法上的細節(jié)，如運筆結字的合理性角度考察，可以看出，《契蘭堂本》與此兩者差別較大，并明顯優(yōu)于它們。因此，其為真本（母本）的可能性，無疑存在，甚至很大。當然，要證明這些，并非僅憑感性的認知，而應基于對實證研究鑒識的理性認知之上。
“三文本”的鑒別比較，由于其中可供舉證辨析處甚多，但因篇幅所限，為能更加清晰準確地說明問題，本文擇要選取三本所共有的書跡與印鑒的典型例證為代表，其中包括傅氏等海內(nèi)外研究者屢經(jīng)使用，但又辨識不確，甚至誤讀頗深的例子，進行逐層剖析，以揭示其并非“三本皆偽”而是“一真兩摹”之本質(zhì)。鑒于本文之主要目的是，通過筆者所創(chuàng)之科學實證鑒定方法，檢驗傅氏“三本皆偽說”之誤，故本節(jié)引用了《確證》等文中的部分圖版。在此對傅申教授和相關出版者予以申明并表示感謝！
本文有關“三文本”真本或摹本在優(yōu)劣異同等方面的鑒識，由于《流日殘卷本》僅余八、九、十三紙，故以“三文本”書跡中所共有，但卻存在著根本性明顯差異的部分為例，茲舉以下兩組書跡例證《臺北故宮本》第69行“煙淡古松又似山”和《臺北故宮本》第85行“老粗知名吳郡”，以辨析說明之：
第一例：“煙淡古松又似山”的不當連筆問題
圖版2、“又似”二字的對比
左圖、《臺北故宮本》“又似”二字出現(xiàn)不當?shù)姆抢硇赃B筆，即“又”字第一筆后直接書寫下面的文字，而未寫“捺筆”，此“捺筆”的完成當是后添，但這是完全違背書法家正常書寫規(guī)律的行為，應為摹畫母本書跡而非自然書寫所形成。
中圖、《流日殘卷本》“又似”二字之間連筆，則呈現(xiàn)出有被人為刮擦掉的痕跡，可見原有狀況也與《臺北故宮本》相同。
右圖、《契蘭堂本》，“又似”二字之間無連筆，書寫過程完全自然合理。
我們首先來看《臺北故宮本》位于第69行的“煙淡古松又似山”一行書跡。粗看筆意連綿，濃淡干濕似乎一任自然。但筆者通過對此行書跡的勘驗，發(fā)現(xiàn)“又似”二字之間的連筆，在“又”字捺筆上，卻呈現(xiàn)出書家在正常書寫過程中不可能出現(xiàn)的狀況。此行共七字，呈一氣呵成之狀，但“又”字捺筆卻是在整行文字書寫完成后，才予以添加（見圖版2）。這種不合理的狀態(tài)，完全違背了書家正常書寫時的筆順和習慣，已然揭示出此本并非原作，而是摹仿之作的本質(zhì)。關于此點，諸位讀者也可在模擬狀態(tài)中，體會一下能否這樣來完成一行文字的正常書寫。答案想必已是不辨自明。
在此基礎上，我們再對另外兩本進行勘驗，可以看出，《流日殘卷本》的“又似”二字（見圖版2），貌似無明顯連筆，但仔細觀察后可發(fā)現(xiàn)，原有的連筆其實是被人為的刮擦而斷開，痕跡猶存。
再比照《契蘭堂本》的“又似”二字（見圖版2），卻是完全正常自然的書寫，中間并無連筆。
因此，三文本勘驗后的具體結果如下：
《臺北故宮本》“又似”二字不當連筆情況與《流日殘卷本》一致，應非自然書寫的書跡。而《契蘭堂本》無不當連筆，整行字流暢自然，完全符合書寫規(guī)律。因此，如果說“三文本”中有真贗的不同或母本子本的區(qū)別，“真本”（或母本）也只能是《契蘭堂本》。
至于《流日殘卷本》，與《臺北故宮本》原有的連筆相同，但后來《流日殘卷本》“又似”二字之間連筆，被人為刮擦掉，說明此明顯不妥和不合理之處曾經(jīng)被人察覺，并為其人所修正。這充分表明，《流日殘卷本》上出現(xiàn)的這一客觀存在的不當連筆問題，在筆者發(fā)現(xiàn)之前也早已被前人所發(fā)現(xiàn)，只是為今天的研究者們?nèi)绺凳系人恢?。但此舉是否出自摹寫者本人，抑或是此本曾經(jīng)的收藏者黃庭堅或其后人，還是其他收藏者，今天想來已難以探求。退一步講，即便《流日殘卷本》的不當連筆是由于歲月經(jīng)久的磨損所造成，也無法改變其與《臺北故宮本》同樣出于摹制的身份。因為我們對此不當連筆出現(xiàn)的合理解釋正是，這種狀況只能是摹寫者在對影摹畫時，出于某種原因的疏忽所造成，如系鉤摹或臨寫則不會出現(xiàn)。
懷素《自敘帖》“三文本”中如“又似”二字的不當連筆等問題，作為解碼“三文本”真實身份的重要因素，可視之類同于DNA的作用，而成為《自敘帖》真相辨別中至關重要的關鍵性鐵證，所謂“見微而知著”。筆者之前的研究者，如能精曉書法之理而鑒識及此，不少無謂的口舌之爭，翻覆之舉，或許就能夠避免了。
可以說，正是《契蘭堂本》為我們還原了懷素《自敘帖》應有的模樣，亦同時表明書跡書寫自然流暢，運筆結字合理的《契蘭堂本》祖本墨跡應為蘇家所藏真跡。反觀《臺北故宮本》與《流日殘卷本》出現(xiàn)的諸多不合理連筆等詭異之狀況，為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正常書寫所不會產(chǎn)生，其間真相已是昭然若揭。
鑒識辨析完此例之后，我們不妨再舉一例加以說明。
第二例：“老粗知名吳郡”的字形結構問題
我們再觀《臺北故宮本》第85行“老粗知名吳郡”一行（參見圖版1），行筆頗具連綿之勢。但將三本相互比勘，卻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有“粗”、“吳郡”三字在筆法結構和筆順上同樣存在著明顯問題。
1、關于“粗”字的辨析
圖版3、“粗”字的對比
左圖、《契蘭堂本》的“粗”字，結構清晰，筆法軌跡合理，十分流暢自然。
中圖、《臺北故宮本》的“粗”字，“且”部結構混亂，筆法不清。
右圖、《流日殘卷本》的“粗”字，“且”部“H”形突兀，筆順明顯不合理。
如“粗”字，以三本相較，即可發(fā)現(xiàn)，除《契蘭堂本》外，《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都存在有筆法結構上的嚴重問題。我們予以辨析如下：
（1）我們先看《契蘭堂本》的“粗”字（見圖版3），其右邊“且”部，上弧形圓滿完成后向右下運動，提筆空中運筆，然后書寫“H”形，再連寫橫筆最終完成此字，并連接下一字“知”字。整個運筆過程清晰、圓滿、自然。
（2）再看《臺北故宮本》，“粗”字的右邊“且”部，上弧形筆與最終橫筆似形成一個大“2”形，中間并有停頓形成斷筆，或行筆重疊之狀，而“H”形有復筆修正或加重筆畫而形成的湮墨（見圖版3），導至筆畫和筆順關系交代不清，不免含混而不知所謂。
（3）《流日殘卷本》“粗”字的形態(tài)與《臺北故宮本》類似，但筆畫略顯干凈，不像《臺北故宮本》那般一塌糊涂，但筆順關系等問題愈加明顯?？此圃诖蟆?/span>2”形完成后直接連接下一字，而后來添加于其中的“H”形孤立突兀（見圖版3），由于造型生硬，顯得十分刺目，欠缺自然流暢的筆跡結構狀態(tài)而難以進行合理解釋。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明顯看出《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在摹制時，處理上有所不同，但無疑均屬“照葫蘆畫瓢”而為之，摹寫者百密一疏，匆忙揮灑間也尚未能完全正確地理解《契蘭堂本》祖本墨跡卷上“粗”字的筆畫結構與筆順關系。
2、關于“吳郡”兩字的辨析
《臺北故宮本》與《流日殘卷本》的“吳郡”二字，除“郡”字結構有明顯問題外，此字的連筆也同樣呈現(xiàn)出欠缺合理性的不當筆順。而《契蘭堂本》則不同，起訖自然而用筆流暢，完全無任何不合理的狀況出現(xiàn)。關于此問題的辨析如下：
圖版4、“吳郡”二字的對比
左圖、《契蘭堂本》的“吳郡”二字，行筆流暢自然，“郡”字為一筆書成。
中圖、《臺北故宮本》的“吳郡”二字，“郡”字“君”部書寫軌跡存在明顯問題，多筆寫成。
右圖、《流日殘卷本》的“吳郡”二字，“郡”字“君”部的書寫軌跡也同樣存在明顯問題，與《臺北故宮本》皆非一筆書成。
（1）從《臺北故宮本》上看，“郡”字位于“老粗知名吳郡”一行的最末尾，這一行共六個字。幾乎為一氣呵成，似乎較好地體現(xiàn)出懷素源自王獻之“一筆書”的知名的“連綿筆法”。但經(jīng)過筆者仔細審視，“郡”字左旁“君”部（見圖版4），卻無法理清筆畫關系，其筆畫形態(tài)呈現(xiàn)給我們的是——在整行書寫完畢后，才在“君”部加了個扁圓圈了事。
（2）《流日殘卷本》“郡”字的書跡形態(tài)（見圖版4），病筆雖不像《臺北故宮本》那樣清晰，但情況也大致如此，應屬一類。我們知道，正常書家出現(xiàn)這種不合情理的筆畫結構和筆順關系可謂是讓人匪夷所思的，更非真跡原作應呈現(xiàn)的狀態(tài)。
（3）反觀《契蘭堂本》，與另兩本截然不類。其“吳郡”兩字結構合理（見圖版4）、自然流暢，“君”部絕為一筆書成。
再看此本“老粗知名吳郡”整行書法（見圖版1），筆意連貫、起訖自然、流暢合理。三本相較，孰真孰摹自屬一目了然。
總而言之，就“吳郡”兩字，三本《自敘帖》所呈現(xiàn)的形態(tài)，與前述例證一樣，也足以表明孰為真本孰為摹本。況且《契蘭堂本》所體現(xiàn)出的書法意蘊遠勝《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與另兩本別如霄壤，絕非同一人所書不言而喻，其祖本墨跡應屬蘇家所藏懷素真跡當無疑義。而后兩者所具備的作為摹本的特征，經(jīng)過此番辨析，相信也已經(jīng)是躍然紙上，不必贅言。
（二）、《自敘帖》文本中南唐“建業(yè)文房之印”的辨析
我們在完成了對“三文本”書跡優(yōu)劣異同之處的研究解析之后，通過對其中書法運動軌跡規(guī)律與理念的鑒識辨別厘清了其中真摹之別。接下來將以印鑒做為本文的第三組例證，對“三文本”中共有的南唐“建業(yè)文房之印”進行解碼，比勘檢驗此印是否具有傅氏所說的“印章的不同”。
第三例、“建業(yè)文房之印”印文篆法的正誤
“建業(yè)文房之印”，見于《臺北故宮本》的接縫處和帖尾；《流日殘卷本》則在接縫處；而《契蘭堂本》僅見于帖尾一處。此印系南唐內(nèi)府所用之印，除懷素《自敘帖》外，傳世古書畫上尚有多方。關于南唐內(nèi)府所用此印，筆者另有專文研究，茲不贅述，本節(jié)僅就“三文本”中此印的異同正誤，進行探討。
誠如前文所鑒，《契蘭堂本》祖本墨跡應系蘇家所藏懷素《自敘帖》真跡，自然其上“建業(yè)文房之印”也應為真印無疑，但因《契蘭堂本》系重刻本，其上之印只應視為真印影子的影子，而無法視其為完全忠實客觀反映原印的印蛻，但在文字篆法結構正誤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研究參考價值。故本文所討論的也只限于此印印文篆法的正誤的討論，以辨識“三文本”中此印的異同和真贗，進而推證出《契蘭堂本》祖本上的此印也應是真印。
我們將《契蘭堂本》“建業(yè)文房之印”與《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上的此印進行?？?。可以看出，《契蘭堂本》中此印雖屬重刻，但筆畫清晰，結構基本準確合理。反觀《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兩本，其上的“建業(yè)文房之印”在其中“建”、“房”兩字上卻出現(xiàn)了印文篆法上的明顯而嚴重的錯誤。
圖版5、“建業(yè)文房之印”的對比
左1圖、真本《契蘭堂本》的“建業(yè)文房之印”，“建”字“聿”部不封口。
左2圖、《臺北故宮本》的“建業(yè)文房之印”（取自臺北故宮紅外攝影圖），“建”字“聿”部下面封口，如“田”字，參見左3圖圓圈內(nèi)；“房”字“戶”部呈現(xiàn)“〈”形，參見左2圖圓圈內(nèi)，兩字均出現(xiàn)明顯篆法錯誤。
左3圖、《流日殘卷本》的“建業(yè)文房之印”，與《臺北故宮本》為同一印，“建”字較清晰，但“房”字“戶”部“〈”形有所磨損，僅剩下半部分。
左4圖、北宋米芾《寶晉齋法帖》“建業(yè)文房之印”，“建”字“聿”部與《契蘭堂本》一樣也不封口；“房”字篆法完全正確，“戶”部右上方無“〈”形錯誤。
以下是“三文本”中“建業(yè)文房之印”文字篆法異同與正誤的比勘解析（見圖版5）：
（1）右上部“建”字“聿”部：
從對比圖版中可明顯看出，《契蘭堂本》此印“聿”部篆法結構正常合理。而《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聿”字下部，則寫成封閉的“田”字形，篆法明顯錯誤?！叭谋尽庇¤b上此字一正兩錯，事實明確，清晰可辨。
（2）我們再看左上部“房”字“戶”部：
同樣從印文對比圖版中可明顯看出，《契蘭堂本》此印“房”字篆法結構基本正常合理【注22】，而《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戶”部右上部卻出現(xiàn)了“〈”形的誤筆，致使“戶”字出現(xiàn)了不當?shù)淖ㄥe誤。三本相較，此字印文也是一正兩錯，不難分辨。
如果我們結合參考北宋米芾《寶晉齋法帖》等應屬可靠的“建業(yè)文房之印”同文?。ㄒ妶D版5），進行參研比勘后可以看出，此印雖與《契蘭堂本》非同一印鑒，但其文字篆法與《契蘭堂本》卻基本相同，其共同特征是無任何文字篆法上的錯誤，“建”、“房”兩字均結構準確。
我們在前文已然提及，《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所用南唐及北宋印為同一套，故此兩本上此印為同一印所鈐，“建”、“房”兩字的篆法錯誤自然也相同。這也足以說明，這方印應是一方仿刻印，而《契蘭堂本》才是真印。
因此，我們將《契蘭堂本》研判為真印，而將《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研判為偽印的的基本理據(jù)有二：
其一、《契蘭堂本》“建業(yè)文房之印”符合篆法，正確無誤；而其余兩摹本此印系出同一仿刻印，因此“建”、“房”兩字篆法錯誤相同。故此印的真贗，亦可佐證本文根據(jù)書跡辨析出的“三文本”真本摹本之別。
其二、做為南唐內(nèi)府所用之印，偽印的印文六字中便有兩字誤篆，按常理論，“建業(yè)文房之印”真印當不應出現(xiàn)這樣低級的文字篆法錯誤。故《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所用之印，也應系仿刻印無疑。
因此，我們在繼書跡鑒識之后，又對“三文本”共有印鑒進行了鑒識。并據(jù)“建業(yè)文房之印”的真贗，同樣得出了《契蘭堂本》為真本，《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應為摹本的鑒識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從《自敘帖》“三文本”的書跡和印鑒兩方面，切實充分地以無可辯駁的可靠證據(jù)，證實了“三文本”確實存在著“書跡優(yōu)劣”和“印章不同”等高下差異，而非傅氏所謂的“難分軒輊”，其真相也應是“一真兩摹”而非傅氏所謂“三本皆偽”。
（三）、小結
本節(jié)著重以“三文本”共有的書跡、印鑒的辨析為依據(jù)，通過多組例證，重新鑒識了“三文本”書跡與南唐印，對其中的真本（母本）與摹本進行了厘清。從科學實證的方法及角度證明了《契蘭堂本》祖本墨跡應為蘇家世代所藏懷素《自敘帖》真跡；而《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為其摹本的“一真兩摹”（或一正兩副）這一事實真相。同時也是針對傅氏“三本皆偽說”的錯誤，及其認為如有母本“應有書跡優(yōu)劣、筆性及印章的不同等等可以區(qū)別”等種種說法，做出實證性回答。
應當指出的是，正確地鑒別古書畫，需要鑒定者不僅精通書畫印創(chuàng)作和理論，在鑒賞能力上還要與作者水平接近，甚或高于作者，再輔以廣博深厚的國學根底尤其是史學修養(yǎng)，以及觀察入微的辨別能力與縝密的思維能力，方有可能勝任。對懷素《自敘帖》而言，尤其如此。
四、結語：《自敘帖》真相是“一真兩摹”
本文做為筆者懷素《自敘帖》和“自敘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研討的重點，在于透過四組頗具代表性的例證，對懷素《自敘帖》“三文本”書跡（墨跡卷、影印本、刻本）與相關印鑒進行考鑒，依據(jù)客觀事實，揭示并最終確證了其真相為“一真兩摹”（或可謂“一正兩副”）而非“三本皆偽”。即“三文本”中：
《契蘭堂本》為真本。《臺北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皆為摹本。
其中《契蘭堂本》書跡，辨析之下，其書法水平無論宏觀與微觀上皆遠勝于另兩件摹本，筆性與細節(jié)風格表現(xiàn)也與其它兩本截然不同，因而可見，此本與另兩本絕非出自一人之手的事實。傅申教授的“三本皆偽說”這一“誤診”錯鑒，真可謂是冤了懷素及其《自敘帖》真跡（真本《契蘭堂本》）一大枉。
依據(jù)對書跡的書法水平、古代鑒賞家意見以及傳藏史等諸多方面的鑒考。經(jīng)筆者研究發(fā)現(xiàn)，《契蘭堂本》祖本墨跡卷應為蘇舜欽一家世代所藏的懷素《自敘帖》真跡。我們認為，此本真跡自南唐以降，迭經(jīng)蘇氏四代遞藏，并為李建中、杜衍、米芾、岳珂等著名鑒賞家稱道，宋代即曾刻入《淳熙秘閣續(xù)帖》。只是在兩宋交替之際，霧鎖迷津，真本隱而摹本顯，成千古之謎。雖隋珠和璧，但如劍埋豐城，遂使當代學術界形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之困局。而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契蘭堂本》，雖然經(jīng)過清代重刻，但還是較為客觀地保留下懷素《自敘帖》的基本樣貌，并為我們今天的研究提供佐證，這也許正是《契蘭堂本》的真正價值和意義所在吧。而《臺北故宮本》并不因其為摹本，而降低其在書法史和文物價值上的重要及獨特地位，其本身所蘊藏的千古秘辛，已足以使其成為當之無愧而無可替代的國寶之一。
毋庸諱言，歷史研究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法論和目的，就是以事實求證真相，進而追求真理。對于文化與歷史的研究，我們不該也不能拒絕真相。
關于懷素《自敘帖》的個案研究，不僅僅關乎《自敘帖》。因為此類涉及到某件或多件古代書跡真?zhèn)蔚膯栴}，更是關乎吾國文化歷史研究“活化石”——傳世古書畫實物的真實身份與客觀屬性的定位，關系到整個中國文化史、書法藝術史構建“信史”的基礎部分。所以，辨析與厘清懷素《自敘帖》“三文本”其中的真本（正本、母本）與摹本。對我國唐代以后書法史的深入研究，無疑十分重要。尤其是對當代一些研究者中出現(xiàn)的，毫無根據(jù)地將“懷素及《自敘帖》虛無化”的學術傾向，起到警誡作用。這也是筆者不揣冒昧、不厭其煩的再三撰文之原因與初衷。
一段時期以來，海內(nèi)外對于傳世中國古書畫的鑒定研究，均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由于西方背景的一些研究者采用了較為先進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具一定影響的學術成果，而日趨受到重視，近年來，國內(nèi)業(yè)界甚至出現(xiàn)了不加辨析而盲從其結論的極不正常的傾向，此雖屬個別現(xiàn)象，但也不能不引起我們給予一定的重視。由此，而涉及到眾多海內(nèi)外收藏的中國古書畫名跡的真?zhèn)味ㄕ摰脑贆z驗鑒定與學術話語權問題。其中關于懷素《自敘帖》的鑒定研究，隨著東西方諸多專家學者的參與，以及大量研究專著的出版和國際學術專題研討會的舉辦，近十余年來影響尤著。因此，關于懷素《自敘帖》這一重要案例的研究辨析，其意義無論是對于當下和未來都不容小覷。
筆者嘗言：“科學實證是檢驗信史的主要標準和重要構件?！?/span>眾所周知，古書畫鑒定之道，真才實學是關鍵。做為一個多學科多層次的系統(tǒng)性研究過程，在宏觀之下，微觀上的辨析有時也往往會決定一個結論的正誤。不是有學者曾經(jīng)說過，辨真比辨?zhèn)胃y。而辨?zhèn)蔚耐瑫r辨真更是難上加難。是的，在斷偽的同時能否辨真，也尤其能檢驗出鑒定者的真實水平，更成為判斷一個名副其實書畫鑒定家的重要標準?？茖W實證方法告訴我們，忽視對客觀存在的證據(jù)本身的研究解析，僅憑一己經(jīng)驗依靠所謂邏輯推想甚至“揣測”出的所謂結論，往往似是而非，猶如以沙堆物或空中樓閣，經(jīng)不起科學地檢驗和論證。所以真知只能出于正確的實踐，而僅憑主觀而花哨的理論是遠遠不夠的。
懷素《自敘帖》研究所體現(xiàn)出的文本之多樣，內(nèi)容涉及面之廣，歷史情況之復雜，在書法鑒定（古書畫鑒定）上體現(xiàn)出的學術復雜性和難度幾乎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由是可以理解，學術之探索，研究者有所舛誤，亦屬情理中事，有時候這些錯誤觀點也有著積極的一面，一方面它是正確結論的反證。另一方面，也警醒后來研究者有前車之鑒，避免覆轍重蹈。對筆者而言，這些錯誤卻無疑是鞭策和激勵，如傅申教授和他的“三本皆偽說”。當然，在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即使否定了某種或某些錯誤的觀點和結論，也并不意味著就否定那些學者的全部研究成果。
本文所論，一本著學術研究和探求真相之目的，以科學實證方法為依歸，實事求是的用證據(jù)說話，力求理據(jù)詳贍，考核精嚴而言之有物。既不無中生有，亦不為諸賢達遮丑護短。因惟其如此，才能達到吾人推動和維護今日學術進步之真誠目的?；仡檻阉亍蹲詳⑻愤@一研究課題，論者如過江之鯽，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無論誤說或的論，皆成筆者相關論著之基石，在此深表感佩與謝忱。并且，以筆者一己淺陋之學，疏漏故當難免，還請方家不吝教正。
本文注釋與參考文獻暫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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