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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音韻學(xué)有“古無輕唇音”之說，并且，人們通常以知道與否，作為一個人有沒有學(xué)過漢語音韻學(xué)的測試，如果對此一無所知，那肯定就是沒有學(xué)過。

所謂“輕唇音”主要是指“f”音，它是通過輕碰雙唇發(fā)出的，如今學(xué)界現(xiàn)已普遍接受上古漢字無有“f”聲母的說法，認定古人是把“f”讀作重唇音“b”。

最先提出這個觀點的是清代大儒，乾嘉學(xué)派代表人物錢大昕（xīn），在他的《潛研堂文集·答問第十二》中指出：“凡今人所謂輕唇者，漢魏以前皆讀重唇，知輕唇之非古矣！”又曰：“凡輕唇之音，古讀皆為重唇。”即認為先秦上古沒有輕唇音“f”聲母。

他是根據(jù)古人所寫別字推斷出來的，例如古人把“阿房宮”寫成“阿旁宮”；把“汾水”寫成“盆水”；把“負”寫作“背”，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他還發(fā)現(xiàn)，古人會把“附”讀作“部”；把“逢”讀作“蓬”；把“佛”等同于“弼”，今人讀作輕唇音“f”的字，古人皆讀作重唇音“b”。他于是推定三十六字母字中的“非敷奉微”，上古時代是不存在的，是后來從“幫滂并明”中分化而來。就是說f聲母從b（p）聲母中分離出來的。錢大昕還指出，這種分化發(fā)生在唐末宋初。

錢大昕的發(fā)現(xiàn)和推斷給后人以巨大的啟發(fā)，甚至給人豁然開朗的感覺，因為，他的推斷還可以從形聲字中得到印證，例如“甫”（fu）字，以此為“聲旁”的字：輔、脯、捕、浦、埔、圃、莆、匍、縛、博、搏、敷、傅、哺、鋪、膊等，其中有許多字確是讀作“b”（p）的！

又如“輩”字，它以“非”為聲旁，但讀作“bei”?！百M”字，用作姓氏的時候要讀作“bi”。山東古地名“費”（鄪）縣，在古代確讀作“bì”的。而成語“前赴（fu pu）后繼”其中的“赴”，也可以讀作“pu”的，即保持著它的“上古音”。

“伏羲”（fu xi），被譽為華夏人文始祖，亦叫“庖犧”（pao xi）。《詩經(jīng)·周頌·敬之》中有“佛時仔肩”之語，其“佛”下有注曰：“鄭音弼，輔也。”這些都成了“古無輕唇音f”，要讀作“重唇音b”的佐證。

至于吳越方言中的例子就更多了，例如，“孵小雞”（fu xiao ji），吳越方言叫“bu xiao ji”?！翱`（fù）起來”叫作“bu qi lai”。倒掉的“覆”（fu）叫作“pu”。并把“防范”讀作“pang fan”，把“防止”讀作“pang zhi”?！安灰苯凶鳌?/span>foi yao”。所有這些都被認為是保持著古音。

其實，藏語的“贊”王，既讀作“贊普”，也讀作“贊布”，這種b\p互換在藏語中極為常見。至于古羌語地名“吐魯番”（fan），古代史料中也記作“吐魯班”（ban）的，因為f\b互換是藏語和阿爾泰語的一大特征。

人們還全盤接受了錢大昕關(guān)于讀音分化發(fā)生在唐末宋初的推斷，例如“杜甫”，他的名字既讀作“du fu”，也讀作“du pu”，因為那時讀音在改變，并且是勢不可擋、防不勝防的了，即使杜甫本人對此也是無可奈何的。

“古無輕唇音”之說，客觀上支持了“漢字讀音在不斷改變”的觀念，甚至可能是漢語音韻學(xué)家擬構(gòu)“上古音”的一個重要依據(jù)。與此對應(yīng)的是，他們認定漢字的“字義是穩(wěn)定不變的”。但筆者以為，這兩種互相對應(yīng)著的觀念從根本上說都是一種錯覺。

這個“古無輕唇音”的發(fā)現(xiàn)，毫無疑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為我們打開了一扇前所未有的門窗，讓我們可以窺探古漢字讀音的奧秘。但我們應(yīng)當(dāng)清醒地看到，錢大昕這個提法其實是很不完善的，至少在邏輯上是一個“不完全歸納”，并不能解釋所有這類古漢字的讀音，僅僅是部分有效、部分適用而已！

例如，上古時代就有的同類字：份、粉、忿、鳳、汾、焚，等等，它們并沒有變成b聲母（重唇音），這是一個明擺著的事實。

筆者以為，從嚴格意義上說，錢大昕“古無輕唇音”之說是不能成立的。它不是一個定律，不過是一種猜測而已。如果用他這個說法來解釋古漢字讀音來源和演變過程，那就大錯了。

人們至今也想象不出，為什么“唐末宋初”，漢字的讀音會產(chǎn)生如此巨大改變，竟紛紛由“b”變成了“f”。因為相比人類無比漫長的有語言和文字的歷史，即使是整個唐宋時期，也不過是短短一瞬間，突然就出現(xiàn)了如此劇烈的改變，是原因造成的？難道是基因突變，抑或發(fā)音器官的病變，讓中國人一下子改變了發(fā)聲部位？

北宋陳彭年編撰的《廣韻》，成書于公元1008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乃是為增廣隋代陸法言《切韻》而作，共收錄26194字，分為206韻。

根本原因其實在于，唐宋時期，為應(yīng)付科舉考試，即科舉考試的需要，人們開始編撰各種“韻書”，因為要判定格律詩是否押韻，閱卷者也需要韻書作為判定依據(jù)。所謂“韻書”就是漢字讀音字典，唐宋時代是中國有這類“字典”的真正開始。漢代許慎《說文》著重于字形的演變和溯源，編撰目的和著力點上是大不同的。

這種編撰的過程就是厘定“標(biāo)準讀音”的過程，必伴隨著的讀音的取舍。從遙遠時代延續(xù)下來的各種讀發(fā)，被一個個加以重新考證和定奪。如果一字原來有二個甚至三四個讀音，必須選定一個為標(biāo)準讀法，其他的就只能舍棄了。當(dāng)然韻書中也有保留了幾個讀音的，即有“多音字”，可能是因為當(dāng)時這幾個讀音都在頻繁使用著，沒法舍取，只能都保留了。

遠古以來，同一個古漢字有數(shù)個讀法的情形，是可想而知存在的。秦始皇之前的“六國”，用的都是古漢字，它們的讀音怎么可能完全相同？這些方言讀法在沒有“韻書”作標(biāo)準的時候，都會頑強地保留著，代代相傳地延續(xù)下去，當(dāng)有皇權(quán)加持的韻書出現(xiàn)之后，情形就不同了，它們會不可抗拒地走向滅亡和消失。

對此，我們只要看看今天藏文讀音就能基本明白。藏文雖是拼音文字，但同一個藏文各地方言讀法常常大不相同，甚至是互相聽不懂的。可以想見，當(dāng)極具權(quán)威性的“韻書”推出之后，慢慢地就會定于一個讀音。

如果真的“古無輕唇音”，如下兩個讀音，為什么各不相同？為什么不同時改變？

同類字“分”“盼”，《說文》：“盼，從目，分聲。”用作聲符的“分”獨自返回“古音”去了。

同類字“樊”“攀”，皆以“棥”為聲旁，為什么讀音又各異了呢？

同類字“販”“版”，都以“反”作聲旁，讀音卻是fan\ban有別。

同類字“腹”“愎”，同以“復(fù)”為聲旁，一個讀“fu”，一個讀“bi”，牛頭不對馬嘴。

同類字“翻”“潘”，共以“番”為聲旁，卻有“fan”“pan”兩個讀音。

同類字“?！薄氨啤?，是以“畐”為聲符，讀為“fu”和“bi”，兩個讀音八竿子打不著。

其實，它們根本就不是所謂的“形聲字”，而是貨真價實的“會意字”，讀音來自古羌藏語。并且最初應(yīng)該是有多個讀音的，因為方言習(xí)慣不同。

先秦時代，幾乎沒有形聲字。你到甲骨文、金文中找找看，哪有什么形聲字？它是很遲以后才產(chǎn)生出來的，主要是為表達各地漢語方言，例如加上“扌”表示動作，加上“亻”表示人事，加上“土”表示與泥土有關(guān)，如此之類，它們確是形聲字。

筆者以為，漢語音韻學(xué)家如果能邏輯思考的話，“古無輕唇音”的發(fā)現(xiàn)，不僅不能為“漢字讀音在不斷改變”傳統(tǒng)觀念提供支持，反而在提示我們，古漢字讀音其實是相當(dāng)穩(wěn)定的，不斷改變的是它的含義，許多古字的原始本義早已蕩然無存，只剩下引申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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