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中期，美國的霸道初露端倪 ，1853年佩里準將率領若干"黑船"，氣勢洶洶開進日本水域，揚言如果不開港通商，就將訴諸武力。面對不速之客，德川幕府不敢懈怠，只好于次年簽訂《神奈川條約》，答應開放下田及函館，并準許其在下田派駐領事。其他英法俄等國見狀，也趁機迫使幕府訂立同等條約。

看來閉關鎖國是行不通了，要想不淪為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唯有變革圖強一途。于是近代日本一批有識之士順應歷史潮流，決定實行維新，東施效顰，發(fā)展資本主義工商業(yè)，讓日本逐步脫胎換骨，由任人宰割的羔羊成長為令西方"蠻夷"刮目相看的強國，并廢除一系列強加給日本的不平等條約，將主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而說得輕巧，做起來并非易事，因為長期以來日本一直是農業(yè)國，對于工業(yè)簡直一頭霧水。如果說有接近工業(yè)的，無非是德川時代形成于農村的手工紡織業(yè)，據(jù)史料記載，從1757-1855年近百年間，從事紡織業(yè)的地方小鎮(zhèn)擴大了3倍，30-50人的小廠乃至百人的規(guī)模化企業(yè)星羅棋布，散落于日本廣大鄉(xiāng)村。

但正是這"星星之火"，讓維新志士看到了"燎原之勢"，絲織業(yè)和棉紡業(yè)還成了日后政府出口創(chuàng)匯的主打產業(yè)。據(jù)統(tǒng)計，1868年日本生絲產量已達230萬磅，到了1893年猛增至1020萬磅，產量穩(wěn)步增加。與此同時，銷量也在不斷提高，從1875-1900年，出口到歐美的生絲總值已占到42%，紡織業(yè)在工業(yè)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紡織業(yè)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yè)，是典型的輕工業(yè)，是細活，而女性天生的細膩，使得她們從事紡織工作更具優(yōu)勢。據(jù)資料顯示，截至1911年，從事紡織業(yè)的工人占比達到了59%，多達47.5萬人，其中女性占紡織工人總數(shù)高達80%。到1933年，日本女工已達驚人的93.3萬人，僅比男性工人少3.5萬。

通過數(shù)據(jù)可以看出，在日本近代工業(yè)化改造過程中，廣大女工絲毫不讓須眉，其突出貢獻有目共睹，足以彪炳史冊。然而，盡管近代日本的輝煌有一半浸透著女工的血汗，但她們在實際工作和生活中的待遇卻不甚理想，而這促使廣大女工于1925-1930年積極參加工人運動，為自身正當權益而斗爭，再不是企業(yè)主可以隨意打壓的"柔弱的花朵"。

現(xiàn)在就讓我們一起走進歷史，了解近代日本女工由"柔弱的花朵"逐步蛻變成"戰(zhàn)斗女俠"的精彩歷程。

20世紀初，日本女工的不公正待遇

為解決用工問題，企業(yè)老板派出工廠經理和招工人員，前往人口占80%的農村，他們以天皇名義，鼓勵鄉(xiāng)村少女爭當?shù)蹏募徔椗?，為國家做貢獻，"婦人貢獻效果高/帝國自身兩皆好/艱難辛苦不在乎"。

涉世未深的年輕女孩，聽到能為國家做點貢獻，內心頗為高興和激動，于是欣然答應前往工廠上班。然而，等到她們踏進紡織廠的那天起，原來的激奮心情逐漸冷淡，反而增加了不少怨憤情緒，這是何故？

原來，工時長，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沒有安全感，每當夜晚歇宿，工廠大門緊鎖，一旦遇到火災，她們將插翅難逃，更有男上司不規(guī)矩，會對她們動手動腳，進行性騷擾，讓她們羞怯難當；工作環(huán)境差，廠房通風透氣不暢，女工又濟濟一堂，那時流行肺結核，一旦交叉感染，結果除了失去工作，還可能丟命；同工不同酬，干同樣的工作，女工比男工少拿30%-50%的薪酬，如果與重工業(yè)男工比起來，將少拿50%-70%；伙食差，企業(yè)為了賺錢，根本不講究食物質量，這對她們的健康非常不利……

正因為問題百出，辭職、罷工事件屢見不鮮，然而往往難見效果，這主要緣于工人年轉換率在百分百左右，就像《圍城》里所描述的，"圍在城里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去"，未經歷過的女工繼續(xù)重復著她們前任的故事。再者，由于女工統(tǒng)一住在工廠宿舍，幾乎與外界隔絕，加上企業(yè)管理極其嚴格，即便在1897-1907年的十年間，紡織女工罷工32次，卻鮮有訴求能夠實現(xiàn)的，如果她們執(zhí)意要舉行抗議，多半會遭到辭退處理，最終只好無奈地回老家去。

來自農村的青年女工，她們淳樸善良，對社會和人性的險惡很少體驗，對自身權益受到侵犯的問題難有好的解決辦法，面對工廠主的霸道、蠻橫、威嚇、欺凌，她們要么選擇辭職以泄憤，要么罷工遭到解雇，被迫回家，她們的遭遇顯然不幸，但這種不幸卻給予自身或他人以經驗教訓，為日后開展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做了思想和行動上的準備。

20世紀20年代，日本女工蓄勢待發(fā)

針對廣大女工的艱難處境，女性主義者菅野須賀于1907年創(chuàng)辦《世界婦人》，對工作在礦區(qū)、紡織廠及娼館的廣大女工生活情況進行報道，其中不乏同情與謳歌。與此同時，菅野須賀及其同志還深入女工工作場所，親身體會她們的艱辛，受其影響，以紡織女工為主的罷工事件在1897-1917年的20年里達到了151件，遠高于1870-1896年的15件，她們要求企業(yè)主給予必要的尊重，提供合格的食物，而這不過是作為人的最基本的權利而已。

此外，以平冢雷鳥、高群逸枝為代表的"婦女中心的女性主義"者，大聲疾呼要求打開、保護被譽為"籠中鳥"、"柔弱的花朵"的廣大日本婦女，她們的呼吁不啻給了女工以巨大的鼓舞。

并且，隨著產業(yè)經濟的迅猛發(fā)展，婦女除了可以選擇在紡織廠工作，還可以選擇小型工廠上班，比起集中住在工廠宿舍的紡織女工，后者大多住在家里，她們的行動更自由，接觸勞資糾紛的機會也就更多，這不免會對紡織女工以影響。

再者，早在1907年，日本就將1872年規(guī)定的四年制小學義務教育延長為六年制，這樣包括紡織女工在內的受教育者其文化程度有所提高，工人運動組織者派發(fā)的傳單及小冊子她們不僅能夠看懂，并且深受感染。

最后，由于1922年政府解除了1888年規(guī)定的限制婦女參加集會、登臺演說的禁令，這就大大減少了以往參加工人組織和示威活動的危險，為日后女工頻繁發(fā)動抗爭提供了政治保障。

是以從1925-1930年，日本女工為改善和提高自身待遇而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參加各種工人運動的熱潮。

有著女性主義者不惜流血犧牲為婦女權益奔走呼號，加上工作機會增多、受教育程度提高、政治上更為自由，這樣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廣大女工便蓄勢待發(fā)，為接下來不時發(fā)動抗爭并沖鋒在前作了有力鋪墊。

經濟大恐慌，紡織女工一馬當先

20世紀20年代，日本接連遭遇經濟動蕩，其中不乏銀行危機、關東大地震，更有1929-1932年的世界經濟大恐慌。

面對接二連三的打擊，日本政府疲于應付，1929年下旬，為抑制通貨膨脹，政府啟動財政緊縮措施，使得市場批發(fā)價跌至6%。次年按計劃將日元與金本位掛鉤，誰知竟引發(fā)災難性后果，日元匯率無法隨市場調低，產品出口大為受阻，紡織廠作為出口大戶，受到嚴重沖擊，于是廠方要求大規(guī)模裁員，眾多女工面臨失業(yè)的厄運。

1930年秋，東洋棉紡廠數(shù)百名紡織女工義憤填膺，她們在晚上奪門而出，紛紛涌上街頭，在暗黑街道，她們對行駛的電車投擲石塊，并與聞訊趕來的警察上演"全武行"，其"女俠"形象活靈活現(xiàn)。

很快，"狗仔隊"在報紙頭版頭條刊登了這一特大新聞，將女工與警察之間的打斗謂之"巷戰(zhàn)"，并以戲劇性手法把青年女工不屈不撓的戰(zhàn)斗風采著力加以描繪，一時間，東洋棉紡廠女工成了"英雄"的代名詞。

近代日本女工尤其是紡織女工，她們?yōu)槿毡镜姆睒s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政府及企業(yè)卻從未對她們的心理訴求給予足夠的重視，而年輕女工也因見識短淺，條件有限而委曲求全，她們的處境著實讓人同情，但"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滅亡"，廣大女工總結教訓，積累經驗，在女性主義者的鼓舞下，在其他條件成熟后，終于在1930年秋如火山一樣爆發(fā)，由此向資本家及當局證明，她們既不是"籠中鳥"，也不是"柔弱的花朵"，而是敢于向社會不公挑戰(zhàn)的"戰(zhàn)斗女俠"，她們的合法權益不容踐踏。

結語

眼下，日本現(xiàn)代文明高度發(fā)達，其GDP總值在全球193個國家中僅次于美中，足以表明其實力的不同凡響。不過，追本溯源，這要歸功于近代明治維新取得巨大成功，建立了雄厚的經濟基礎。然而這種輝煌又離不開近代日本女工尤其是年輕的女紡織工人的傾情付出，鑒于此，功勞簿上理應為她們記上一等功。

女性天生柔和，紡織女工幾乎成了資本家的"包身工"，她們由此被稱為"籠中鳥"、"柔弱的花朵"，但就算如此，也絕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旦時機成熟，她們會剛柔并濟，搖身一變成為"戰(zhàn)斗女俠"，讓當局手足無措。

1930年，東京東洋棉紡廠青年女工由于遭到裁撤，生存受到挑戰(zhàn)，終于忍無可忍，沖出"鳥籠"，抒發(fā)內心不平之氣，與警察扭打起來，她們的無畏精神受到媒體高度稱贊，由此聲名遠播，至今鼓舞人心。

是的，"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日本紡織女工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了女性不僅是國家建設的脊梁，還是不懼任何惡勢力的鏗鏘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