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現(xiàn)代學術(shù)分科細瑣，學者往往皓首窮經(jīng)、畢力終生以求成為學院式的專家。陳榮捷與杜維明兩位先生值逢特殊的歷史際會，將儒學闡釋融入主流話語體系，為中國哲學在西方學界開辟疆土，又返歸儒學發(fā)端之地，為儒學在本土的“靈根再植”汲汲努力。他們在治學與人生的取舍上都選擇了一條面向公眾、參與社會的道路，這是一條將全副生命投注其中的“做哲學”之路。
（接上期推送）1981年移教哈佛，我寫定的兩章在舊電腦中變成了亂碼無法取出。當時很沮喪，事后感到長篇大論寫朱熹的時機還沒有成熟，如果勉強為之，不僅不能成說，對自己的學術(shù)事業(yè)并無深遠的價值，反而會增長傲心。不過，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精力從事這種攻堅的學術(shù)工程了。其實，我放棄寫大部頭的專著不是因為力不從心，也未必是開會太多，演講的頻率太高，根本的理由是我主動自覺地選擇了一條自以為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學的“做哲學”（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
記得1980年的初夏，我和陳榮捷老先生在意大利的科莫湖（Lake Como）暢談。他勸我放棄英文寫作，減少開會、講學和國際交流，投入三年時間，用中文寫一本以考據(jù)為基礎的學術(shù)專書。然后每年發(fā)表兩篇論文，五年出版一本專著。他說，如此奮斗二十年，必然成為學問大家。使我感到驚訝的是他的自況：如果他重回四十不惑之年來選擇學術(shù)路線的話，他不會為數(shù)以千計的美國學生用英文寫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而會用中文寫一本只有三五位哲學同道才會欣賞的討論朱熹思想的專著，因為這才是學術(shù)。
他坦率陳詞：六十多年在美國傳道、授業(yè)、解惑，發(fā)表了數(shù)百篇論文，演講上千次，但心靈深處并沒有真正的滿足感。最近到臺灣，特別是“中研院”，和同行論學時才真正感受到從事有知音回應的學術(shù)研究是多么幸運，多么愉悅。他的忠告對我的觸動極大，我感謝他的愛護和關懷。我覺得他對我有很高的期待也有很深的憂慮，他所指點的道路是學術(shù)界的正途。我既然已經(jīng)走上了學術(shù)之旅，在世界頂級的學府任職，從事教研當然是我的本業(yè)。陳老先生的建議合情合理而且的確可行。
不過，我誠實地表示了不能接受他忠告的苦心。我的學術(shù)事業(yè)在廣袤的神州大地乃至國際學壇，而不只在寶島，我必須繞道紐約、巴黎、東京和首爾才能回家。我不能也不愿走法國漢學和乾嘉樸學的路，我的儒家之道隨時隨地激勵我，使我不得不和世界各地體現(xiàn)軸心文明的大師大德交流、討論、辯難和對話。會議、演講、面談和訪問是我以學習為精神磨練所不可或缺的功課。當然，我深知“筆耕凝道”是關鍵。如果不能用一筆一畫形成文字，空口騰說的觀點只不過是沒有血肉的意見，無法落實為確有意蘊的思想。不過，我堅信有歷史意義的思想絕不是主觀的臆度，也不是個人的私產(chǎn)。正相反，它必然能夠感動一群人融匯成一股具有群體性和批判性的自我意識。
陳榮捷先生像
側(cè)記：作為世界儒者的陳榮捷與杜維明
摘錄自周熾成：《從陳榮捷和杜維明看儒學研究的世界化》，《現(xiàn)代哲學》2007年第4期。
陳榮捷和杜維明的祖籍都是廣東。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都是嶺南人。從他們在美國長期生活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又都是海外華人。從他們?yōu)槿鍖W研究所作的國際貢獻來說，他們又都是世界儒者。
自90年代以來，杜維明作為世界儒者的形象日益為學界和大眾所接受。他在世界范圍內(nèi)為論說儒學而奔忙。從波士頓到巴黎，從東京到北京，從紐約到新加坡，從東到西，從南到北，無不留下他宣講儒學的身影。杜維明自述道：“我的脾性是喜靜厭動，寧默勿語，就簡避繁。如果依照我自己的性向，閉門讀書，尚友千古，精心撰述，常和二三同道論學，享受天倫之樂，偶爾借題發(fā)揮，是最稱心快意的生活方式。因此程伊川所謂‘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我心里有數(shù)，在這個現(xiàn)代西方以動力橫決天下，西學大盛，國家天下事事錯綜復雜的末法之世，一個對儒家身心性命之學稍有‘體知’的人，不得不效法亞里士多德學派的‘漫步講學’( Peripatetic)，狀似消遙的不厭煩地走動、說話。”面對現(xiàn)實，帶著一個儒者的使命感，杜維明不得不四處講學，盡管這有違他的脾性。確實，他在世界范圍內(nèi)之宣講儒學，產(chǎn)生了世界性影響。正如郭齊勇指出的：“他是當代最忙碌、最具活力的儒家知識分子，集學術(shù)研究、培育學生、人文關懷、社會參與于一身，回應當代世界的諸多問題，對西方的現(xiàn)代化與‘現(xiàn)代性’，對西方以外的現(xiàn)代化與‘現(xiàn)代性’及現(xiàn)代人的存在危機作出了具有哲學意義的反思，創(chuàng)造性地提煉、轉(zhuǎn)化東亞文化和儒家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念并將其傳播、貢獻給人類社會。”當然，從其作為“儒學第三期發(fā)展”的最突出的支持者的角色，我們也不難發(fā)現(xiàn)杜先生的本土情結(jié)。作為世界儒者的杜維明，似乎對中國更有牽掛。
與杜維明的經(jīng)常面對傳媒、面對大眾來述說儒學不同，陳榮捷主要活躍在學術(shù)圈里。從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他是美國的中國哲學（當然包括儒學）研究的最杰出代表。當時，英美各類百科全書有關中國哲學和儒學的條目都是由他編寫或由他組織編寫的。此外，他還將很多儒家經(jīng)典，尤其是宋明儒家經(jīng)典（如王陽明的《傳習錄》、朱熹和呂祖謙編的《近思錄》、陳淳的《北溪字義》等）翻譯為英文。60年代，陳先生發(fā)現(xiàn)西方對宋明理學所知甚少，故著力于翻譯理學經(jīng)典，并與狄百瑞合作展開大量的理學研究。此外，陳榮捷最重要的譯作是“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資料書》）。這是一本劃時代的巨著，竟其20年之功而成。該書自1963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以來，一版再版，發(fā)行量極大。它在英語世界中被公認為最權(quán)威的關于中國哲學的論著之一。在最近幾十年研究中國哲學的英文專著、論文之中，它被大量地引用。例如，在杜維明的著作中，我們經(jīng)?？梢钥吹綄λ囊?。舉個例子來說，在其《新儒家的宗教信仰和人際關系》一文中，引用陳《資料書》的地方就有9處。似乎還沒有哪一本關于中國哲學的英文專著，在英語世界具有該著那樣高的引用率。這本專著精選兩千多年來的中國哲學經(jīng)典，其中，儒家經(jīng)典占了一半以上。陳榮捷對中國經(jīng)典的翻譯準確、暢達，質(zhì)量上乘，超越了眾多的前賢，如理雅各(James Legge)、林語堂、韋利(Arthur Waley)等。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書影
同為世界儒者，陳榮捷與杜維明有很多共同的東西。陳先生去世后，華藹仁(Irene Bloom)在回憶他的文章中稱之為“中國哲學傳統(tǒng)的活典范”，并反復稱贊他的自然意識、四海為家的情懷、熱情和充滿活力的稟性、待人親密無間的胸襟等。陳榮捷的這些品格，也為杜維明所同有。在美國長期生活的他們，始終保持儒者的風范。儒學不是一種關于言說之學，而是一種關于行動之學，是一種指向行動和為了行動并落實于行動中的學問。在將儒學傳給世界的過程中，陳榮捷和杜維明通過他們的為人把它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傳給世界。他們的為人，深深地感染著與他們相接觸的世界各方人士。儒者為學與為人的統(tǒng)一，在他們身上得到明顯的體現(xiàn)。
雖然杜比陳晚生近40年，但他們之間在學、思、行等方面有很多聯(lián)系。陳對杜的影響不容忽視。杜維明在《現(xiàn)代精神與儒家傳統(tǒng)》（三聯(lián)書店，1997）一書的扉頁，以顯眼的字體寫上了“悼念陳榮捷(1901-1994)和吳德耀(1916-1994)，兩位通過身教，講習，筆耕和心傳，把儒家倫理的因子播種北美和星洲的人師”。作為把儒學傳給北美的“人師”，陳榮捷可以說是杜維明精神上的老師，盡管杜沒有正式受業(yè)于陳。杜維明說，他在1966年于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明代思想會議上曾向“哲學界的長者陳榮捷先生”討教，還說“陳榮捷老先生”對現(xiàn)代儒學的發(fā)展“很有貢獻”。杜維明還具體地指出，與費正清等人把儒家當作一種政治意識形態(tài)、一種政治運作性能很強的基本價值理念不同，“從六十年代開始，另一批學者如陳榮捷等感到要深入儒家的人格和思想內(nèi)部的哲學課題，于是與當時還是助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的狄百瑞( Wm. Theodore de Bary)合作，通過哥倫比亞大學開創(chuàng)了另一路徑”。杜維明正是沿著陳榮捷等人開創(chuàng)的路徑往前走的。作為世界儒者，陳和杜都強調(diào)儒學的內(nèi)在價值，當然，杜比陳強調(diào)得更為充分。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