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漢語中的“民族”譯自日文，而日文的這一概念，對應(yīng)于西文的Ethnicgroup、Ethnogenesis、Ethnos、Nation、People、Race等。關(guān)于“民族”的概念，眾家看法不一，有從“主觀”的角度界定者，有從“客觀”角度界定者，而前者更有道理。
大致說來，“民族”是一群人思想認同的產(chǎn)物，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具體言之，一群人想象自己被一種或幾種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紐帶——歷史、文化、語言、宗教、行為或生物特征等等，連接成為一個共同體，這個想象中的共同體就是民族。如此說來，“民族”是客觀的，也是主觀的。那些使一群人聯(lián)系成為一種想象中共同體的紐帶，是客觀存在的，沒有它們，一群人就無從想象自己何以不是一盤散沙而是一個“共同體”。但另一方面，一群人如果不認為這些紐帶可以使自己連接成為一個共同體，那么就不存在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民族”；或者一群人如果不認為或不再認為自己屬于某個共同體，那么這個共同體就解體了，或者需要重構(gòu)才能繼續(xù)存在。因此可以說，“民族”和“民族認同”其實就是一回事。由于一個人群的認同或想象的共同體可以是多重的，于是民族就可以呈現(xiàn)為“小民族”與“大民族”，“小民族”連接為“大民族”，“大民族”涵括著“小民族”。
民族與國家的關(guān)系是復(fù)雜的。民族是人群，國家是政治社會組織，兩者可以相為里表。在世界全部有人口居住的土地已為各個國家分割統(tǒng)治的今天，沒有一個民族與國家無關(guān)，一個民族可以建立多個國家或分別隸屬于多個國家，一個國家也可以存在多個民族。隨著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歐洲形成了“國族”（nation）的概念，“國族”是一種以血緣、語言、歷史或經(jīng)濟社會生活為紐帶的人群，而這個人群又同時組成為一個占據(jù)一定領(lǐng)土的主權(quán)國家，“國族”往往可以視為一個“大民族”，而其人口分別隸屬于不同的小民族?！皣濉庇捎谝钥陀^的國家組織為形式，所以其存在不依賴于人們的認同。
20世紀初，“中華民族”的概念在中國誕生。
1902年梁啟超撰《論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在論述戰(zhàn)國時期齊國的學(xué)術(shù)思想地位時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說“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只有齊國。1905年他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也數(shù)次使用“中華民族”（簡稱為“華族”）一詞。梁啟超在這兩篇文章中所講的“中華民族”，是指后來被稱為漢族的華族。但他同時指出，華族并不能簡單等同于最初的“炎黃一派”，而是后者與其他“中國民族”的融合體。他說：“自有史以來即居于中國”的民族，除了華族外還有苗蠻、蜀、巴氏、徐淮、吳越、閩、百粵和百濮等八族，它們都屬于“中國民族”，“而其中除苗、濮二族外，率皆已同化于中華民族”，“現(xiàn)今之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shù)民族混合而成”。概言之，“中華民族”就是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已經(jīng)同其他一些“中國民族”融為一體的漢族，而不包括沒有與漢族相融合的其他民族。
楊度1907年撰《金鐵主義說》，說“中國自古有一文化較高、人數(shù)較多之民族在其國中”，這就是“中華民族”，它不是一個地域群體，也不是一個“血統(tǒng)”群體，而是一個文化群體，“中華”一詞，乃是一個“文化之族名”。他說，看重族群的文化屬性而不重視其種族屬性在中國是一個悠久的傳統(tǒng)，“《春秋》之義”，“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親疏之別”。所以，華族“后經(jīng)數(shù)千年混雜數(shù)千百人種，而其稱中華如故”。從這個角度說，當(dāng)今“除蒙、回、藏文化不同、語言各異而外，其余滿、漢人等，殆皆同一民族”，即“中華民族”。
辛亥革命前后，列強在蒙古、西藏、新疆地區(qū)策劃分裂活動，中國面臨這些地區(qū)脫離版圖的危機，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觀念開始出現(xiàn)。如1913年初，在歸綏召開的“西蒙古王公會議”通電說：“數(shù)百年來，漢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華民族，自當(dāng)一體出力，維持民國”，明確主張蒙古民族屬于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同年袁世凱給哲布尊丹巴的電文也說：“外蒙同為中華民族，數(shù)百年來，儼如一家”，“各蒙與漢境，唇齒相依”，“合則兩利，分則兩傷”。顯然，這里的“中華民族”已經(jīng)不是指種族意義上的漢族，也不是指融合于漢文化的文化共同體，而是指由中國版圖之內(nèi)各民族聯(lián)合而成的共同體。換言之，它是一個“國族”，是一個由漢族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構(gòu)成的“大民族”。
李大釗也認為，存在著一個由亞洲眾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大民族”，這就是“中華民族”；而由于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成立，中華民族已經(jīng)成為一個“國族”。他說：“吾國歷史相沿最久，積亞洲由來之?dāng)?shù)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華民族，畛域不分、血統(tǒng)全泯也久矣”；“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稱”，但實際上“五族之文化已漸趨于一致，而又隸于一自由平等國體之下”，因此所謂滿族、漢族、蒙族、回族、藏族乃至苗族、瑤族，全都不過是“歷史上殘留之名辭，今已早無是界”。他認為：“凡籍隸于中華民國之人，皆為新中華民族。”
孫中山這一時期在中國民族問題上的思想，與李大釗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他不認為中國境內(nèi)各民族已經(jīng)完成了融合，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統(tǒng)一的中華民族，但卻認為這是一個方向。他說：“五族共和”的說法不確切，因為中國國內(nèi)的民族并不止“五族”；“我的意思，應(yīng)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如美國，本是歐洲許多民族合起來的，現(xiàn)在卻只成了美國一個民族，為世界上最有光榮的民族）；并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義乃可完了”，但這一點現(xiàn)在“還沒有做到”。
這樣，在20世紀初，“中華民族”的概念就為中國精英人士所普遍接受和使用。
（本文摘自《選擇與重構(gòu)：近代中國精英的歷史文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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