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院教育模式有著悠久的歷史，它始于唐朝開元六年（726年）在洛陽創(chuàng)辦的麗正書院，興盛于宋、元兩個朝代。在北宋慶歷新政之后，書院盛極一時，出現(xiàn)了宋代的四大書院。它們是位于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位于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位于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位于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自明朝以后，書院逐漸受到限制。光緒27年（1901），清政府頒布《興學詔書》，廢書院，建新學堂，至此書院完全瓦解[1]。在我國悠久的歷史發(fā)展中，曾經(jīng)有過許多的教育組織形式，如太學、官學堂、私塾、科舉制、國子監(jiān)、新式學堂等。經(jīng)過審慎反思可知，我國古代的書院不是沒有存在的價值，而是堪稱我國古代教育的精髓，非常有必要開展一次書院的復興運動。這是否定之否定規(guī)律辯證的發(fā)展必然過程。
在書院傳承長達千年的歷史中，前后總共有多少書院？史書上并沒有過精確的統(tǒng)計。根據(jù)推算，估計前后有數(shù)千所以上，因為僅福建省就有750所，四川有394所，湖北也有243所。當然，這些書院的規(guī)模與水平相差也是很懸殊的。北宋全國共有書院89所，南宋擁有500余所，而江西的書院數(shù)量高居全國之首。兩宋時期，是我國書院的巔峰時期，不僅數(shù)量劇增，而且還創(chuàng)建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四大書院。為什么兩宋時期書院如此興盛發(fā)達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宋朝是我國歷史上經(jīng)濟最繁榮、科技最發(fā)達、文化最昌盛和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時代。經(jīng)濟是發(fā)展教育的基礎，因而兩宋書院繁榮昌盛就不是偶然的了。
那么，中國綿延千年的書院究竟作出了哪些貢獻呢？書院是我國古代教育的一朵絢麗奇葩，一批赫赫有名的書院，實際上就是當時的高等教育機構(gòu)，他們肩負著培養(yǎng)人才、從事高深學問研究和孕育學派的三大功能。
首先是培養(yǎng)人才。湖南岳麓書院號稱千年書院，就其規(guī)模而論，堪稱中國第一書院。書院大門橫匾是宋真宗皇帝頒書賜額的“岳麓書院”，兩邊對聯(lián)是“惟楚有材，于斯為盛”，講堂正中是清朝乾隆皇帝御書“道南正脈”。厚重的千年辦學歷史，濃郁的文化氛圍，云集的學術(shù)大師，令人們肅然起敬，無比神往。岳麓書院天下聞名，只要看看這個書院歷代著名山長和培養(yǎng)出來的杰出人才，就不難看出復興書院的意義之所在了。據(jù)可靠的史料，前后主持這個書院的山長共有55位，他們大多是學派首領、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如周式、張栻等。這個書院總共培養(yǎng)出了17 000人，其中杰出人才不勝枚舉，如彭龜年、游九言、游九功、王夫之、魏源、曾國藩、左宗棠、蔡鍔、唐才常、蔡和森等，都被稱為“岳麓巨子”。他們的成功，再次說明書院是最佳的育人搖籃[2]。
應天書院創(chuàng)建于公元1009年，就其影響而言，堪稱中國書院之首。《河南日報》曾經(jīng)有過一篇題為“一個人和一座千年書院”的報道[3]，這個人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儒范仲淹，這座書院即應天書院。若論對書院的貢獻，范仲淹當之無愧具有開創(chuàng)、奠基之功。幼年喪父的他于1011年入應天書院，寒窗苦讀五年中了進士，被任命為廣德軍習理參軍，后來官至參知政事、樞密副使。1026年，他為母丁憂回到商丘，并應知府晏殊之邀，做了應天書院的主持人（相當于校長）。他明確匡扶“道統(tǒng)”的書院教育宗旨，確立了培養(yǎng)“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才之目標，明晰了學術(shù)大師在書院的地位，使得書院名聲大振，精英輩出。如張載就是地地道道的應天書院學子，他后來成為北宋的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也是理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與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并稱“北宋五子”。宋代名相富弼也是范仲淹的學生，其才華深受范仲淹欣賞。富弼17歲時，范仲淹就評價他是“輔佐帝王之才”，后來他果然輔佐了三位皇帝，三封國公。而名儒景冬曾就讀于嵩陽書院，中進士以后九任御史。
其次是致力于高深學問之研究，撰寫了許多傳世經(jīng)典名著。嵩陽書院位于河南登封的峻極峰下，地處嵩山之陽，在歷史上以理學而著稱，是北宋影響最大的書院之一。它不僅吸引了四方生徒摩肩接踵來此求學，更會聚了眾多名儒來此山村幽靜之地開壇講學。當時，到嵩陽書院講學的就有范仲淹、朱熹、程顥、程頤、司馬光、范純?nèi)?、楊時、李綱等24人，而二程在此講學10年。在那個時代，交通極為不便，但學術(shù)交流如此之頻繁，可見那時候的學風是多么的濃厚。司馬光那傳承千年的經(jīng)典名著《資治通鑒》（第9～21卷），就是在嵩陽書院完成的。
在書院的歷史上，朱熹是繼范仲淹之后，對書院貢獻最大的一位大儒。朱熹祖籍江西婺源，生于福建龍溪縣。他14歲到武夷山落戶，享年71歲，除了7年在外做官以外，60多年都是在閩北的書院中度過的。他以教育為己任，竭力推行書院教育，全國70多所書院與他都有聯(lián)系。他親自創(chuàng)辦了四所書院，即云谷書院（寒泉精舍）、武夷書院（武夷精舍）、紫陽書院、考亭書院（竹林精舍），他的許多名著都是在這幾所書院完成的。例如，《太極圖說解》《大學章句》《論語精義》《易學啟蒙》》《孟子要略》《周易參同契考異》等，都是在閩北幾個書院完成的，也都成為傳世經(jīng)典名著。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蔡尚思對朱熹有極高的評價：“東周有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4]與孔孟一起，宋代的朱熹、明朝的王陽明都被后世尊為儒學四位大師，也是世界公認的四大文化圣人。
北宋慶歷年間，范仲淹謫知鄧州，受邀創(chuàng)辦花洲書院（以百花洲而得名）。其間受文韜武略的滕子京邀請，范仲淹為重建的岳陽樓撰寫了《岳陽樓記》。一生并沒有到過岳陽的他，文中避不寫景，直抒胸意，留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千古絕唱，也成為中國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知識分子立身的榜樣。與此同時，在書院留下名聯(lián)和金句的還有張載，他以“四為”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為達致太平世界的公理。明朝東林書院顧憲成撰寫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也成了讀書人經(jīng)國濟世的座右銘。書院已經(jīng)遠去百年了，為何我國再也沒有出現(xiàn)這樣的千古絕唱，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再次是在書院誕生了眾多的學派，使之成為學派的溫床。什么是學派？縱覽科學發(fā)展史可知，在一個天才人物的周圍，往往會圍繞著一個學說，聚集眾多的擁戴者，進而誕生一個學派，這個天才人物就是學派的首領。對照這些標準，我國古代書院就是誕生學派的溫床。我們可以斬釘截鐵地說，繼春秋諸子百家蜂起之后，宋明年代是學派最興盛的時期。宋代的程朱理學是影響最大的，在理學的統(tǒng)帥之下，又衍生出了“二程”創(chuàng)立的洛學學派（二程均是洛陽人），朱熹創(chuàng)立的考亭學派（熹父朱松居住地），張載創(chuàng)立的關學派（以張載在關中地區(qū)講學而得名），周敦頤創(chuàng)立的濂溪學派（以家鄉(xiāng)水名濂溪得名），等等。周敦頤一向被認為是程朱理學的“開山祖師”，清代黃百家在《宋元學案》中說：“孔孟之后，漢儒止有傳經(jīng)之學，性道微言久矣。元公（周敦頤）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張載）諸大儒輩出，圣學大昌?！盵5]
在明代，書院發(fā)展受到極大的限制，主要原因是書院官學化，書院和學派逐漸成了科舉制的附庸。但是，王陽明的陽明學派卻是一個例外。他因反對宦官劉瑾遭貶謫，被遣送至貴州荒蠻之地龍場驛。途經(jīng)長沙，他專門游訪了岳麓書院，并賦長詩《游岳麓書事》表達對朱熹、張栻兩位學術(shù)大師的仰慕。歷經(jīng)千辛萬苦到達貴州龍場之后，王陽明立即創(chuàng)辦了龍崗書院。這里不僅是他第一次從事書院教學實踐之地，也是他悟道創(chuàng)立心學之所。王陽明的一生，是心學的產(chǎn)生、傳播和學派發(fā)展的一生。他還先后到敷文書院等地講學。王陽明的心學學派分布很廣，他有名有姓的弟子就有410多人，恐惟有朱子學派才能與之媲美[6]。但是，直到明朝中葉以后，隨著程朱理學日益失去控制人心的作用，王陽明的學術(shù)思想才逐步左右思想界。在教育領域，程朱理學窒息了思想自由，而陽明學派的出現(xiàn)，要求人們擺脫程朱學派章句語錄的桎梏，“反求諸心”，追求自己的智慧，這在當時的學術(shù)界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縱觀學術(shù)史發(fā)現(xiàn)，學派指的是，在創(chuàng)立元學說和發(fā)揚元學說的思想家感召下，自覺傳承先師學術(shù)旨趣的學者群體。任何學派的誕生，都是以特定的學術(shù)傳播為前提的，而學說的傳播需要借助一定的傳播途徑。以書院為中心的講學是王陽明心學傳播的主要形式，王門弟子紛紛創(chuàng)辦書院，僅江西省就多達80余所，占該省書院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這一盛況說明，在明朝正德和嘉靖年間，中國開啟了自南宋以來第二個書院和學術(shù)的巔峰時代，這與南宋書院和程朱理學發(fā)展的情況是一致的，書院包容文化具有強大的創(chuàng)造生命力。
在我國古代歷史上，書院之所以長盛不衰，沿襲了1 000多年，是因為這種教育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概括起來，我認為古代書院具有五大特點：
第一，名家辦學，獨立自主。歷來出任書院山長的人，都是學有專長的學壇巨子，不少人自成學派。在宋代以前，書院都是私立的，管理機構(gòu)精干，基本上沒有脫離教學的冗雜人員，官府干預比較少，保持了書院獨立自主的特點。
第二，實施精英教育，以培養(yǎng)學術(shù)巨子為己任。本來，書院是源于“精舍”“精廬”和“學館”，不論是從規(guī)模上或是培養(yǎng)目標上來看，都是地地道道的精英教育。這些大師級的學者，常年在書院深居簡出，把他們所思所想之精辟見解傳授給學生，這種教育效果絕非是照本宣科所能比擬的。
第三，實施教學與學術(shù)研究相結(jié)合的原則。我國古代書院的這一教育理念，大大超前于歐美許多主張教學與科研相結(jié)合的研究型大學。到1810年，德國威廉·洪堡創(chuàng)辦的以教學與科研結(jié)合為特點的柏林大學才成立，而學習效仿柏林大學的美國最早的研究型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更是晚至1876年才出現(xiàn)。
第四，開放式的辦學，書院講學不限于本院的學者，不同學派的人可以同時出現(xiàn)在一個講壇上。學生聽講不受書院或地域的限制，學生也可以中途易師。這種開明的辦學宗旨，仍然是我國當代大學無法企及的。
第五，教學方法不拘一格，實行自學、講座、辯說、問難辯論、相互切磋等多種形式[7]。其中，講座十分頻繁，大大活躍了學術(shù)思想。例如，公元1181年，白鹿洞書院邀請陸九淵作講座，講題是《論語》中“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演講之成功竟然讓聽眾淚崩。他自己回憶說當時他講得酣暢淋漓。一位聽講者也說：“一聽之下竟然七日難眠。”[8]當然，中國古代書院也有著先天的缺陷，那就是僅僅限于儒學、理學、心學這些傳統(tǒng)的學科，對于其他人文和社會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絲毫沒有涉及。其實，在宋代，我國科學技術(shù)也已經(jīng)高度發(fā)達了，但并沒有誕生傳授自然科學理論和知識的書院，這是非?？上У?。英國科學史學家李約瑟就曾經(jīng)詰問：為什么中國古代有眾多的發(fā)明，而近代科學卻沒有誕生在中國？但是，瑕不掩瑜，這些缺失絲毫不影響我們對古代書院模式的借鑒。
古代書院已經(jīng)遠離我們100多年了，但是學者和民間呼吁繼承和發(fā)揚書院的聲音從來也沒有中斷過。人類的歷史發(fā)展是依照螺旋式上升進行的，有時一種好的制度、模式或是學術(shù)觀點在一個時代被否定，在另一個時期又將會以復興的形式出現(xiàn)。胡適先生是我國近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20世紀20年代就指出：“一千年以來，書院實在占教育上一個重要位置……所可惜的，就是光緒變政，把一千年來書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學堂代替教育……要知道我國書院的程度，足可以媲美外國大學的研究院……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以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xiàn)于今日了。”[9]
目前我國書院的現(xiàn)況，著實讓人憂心忡忡，絕大多數(shù)書院經(jīng)過重修成為旅游景點，以吸引觀光者為重點。在民間，雖然也有一些民辦教育機構(gòu)開辦了所謂的書院，但他們也是為了招攬學生，以營利為目的。在教育界，雖然有一些大學恢復了古代書院的名稱，如湖南大學于20世紀70年代末正式接管了岳麓書院，目前已形成從本科、碩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養(yǎng)格局，而且設立了中國哲學研究所、中國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書院研究中心、四庫學研究中心等10個科研機構(gòu)，但是，此書院非彼書院也，舍棄了古代書院的精髓，在統(tǒng)一的教育體制的領導下，按照計劃經(jīng)濟思維辦學，是難于再現(xiàn)昔日書院輝煌的。白鹿洞書院與地方所屬的九江學院合作，雖然組織了“白鹿洞文化論壇”，看來也是有些不倫不類。在其他大學，如復旦大學和蘇州大學，也設立了許多書院，要么是為了紀念名人而設，要么是作為一種管理機構(gòu)而設，雖然宣傳著墨很濃，但只圖形式而不重學術(shù)，也難于達到培育出大儒和形成學派的目的。
在我國教育史上，書院與科舉制基本上是同時興起和同時被廢除的兩大教育制度，但它們恰好是一正一反的典型。書院被徹底廢除，而科舉制的思想?yún)s影響至深，滲透到當今的應試教育，而且成為我國教育解不開的死結(jié)，這確實令人費解。我們現(xiàn)行的各級教育制度，基本上都是西方教育的翻版，少有創(chuàng)新的特點。然而，書院是真正屬于我國教育的國粹，其整套辦學理念超前世界研究型大學數(shù)百年。我們必須把這塊丟棄的瑰寶重新拾起來，擦洗一新，讓她在新時代再現(xiàn)耀眼光輝！
那么，我倡導復興書院模式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坦率地說，書院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學。我倡導復興書院的目的就是彌補我國高等精英教育的空白，致力于精英人才的培養(yǎng)，從事傳承千百年高深學問的研究，再造我國新時代科學學派。關于我國復興書院的方向，我以為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實施精英教育。什么是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就是培養(yǎng)社會精英的教育[10]。它們應當是小而精和小而特的一對一的教育，決不能追求高大全，這是與我國現(xiàn)行的公立大學相區(qū)別的。社會精英只能是極少數(shù)人，他們應當是最富有理想的人，以學術(shù)為終身志業(yè)。他們應當具有“你生前悠悠千載已逝，未來還有千年沉寂的期待”的情懷，沒有這種癡狂，便不適合做學術(shù)，也不應當再做下去[11]。
根據(jù)我國現(xiàn)行高等教育布局，新型書院只限于人文社會科學和純數(shù)理學科，重點是文學、史學、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數(shù)學、理論與天體物理學等。復興書院要因地制宜，每個書院各有側(cè)重，既不相互攀比，也絕不雷同，以小規(guī)模為宜。這些學科是我國當今大學中的薄弱環(huán)節(jié)，更適合在象牙塔內(nèi)安貧樂道地求索。毫無疑問，自然和工程技術(shù)學科是非常重要的，但現(xiàn)行公立大學里這幾個學科已經(jīng)很強大了，而且要耗費巨額資金，所以新型書院要揚長避短，做現(xiàn)行公立大學不愿做或做不了的學問，這樣才能獲得巨大突破。
其次，必須定格為私立性質(zhì)，保持書院的獨立性。什么是獨立？法國著名哲學家雅克·德里達說：“大學的獨立自由到什么程度？大學不僅相對于國家是獨立的，而且對于市場、公民社會、國家的或國際的市場也是獨立的?！盵12]因此，大學的獨立是無條件的，任何借口剝奪大學獨立權(quán)，都是對書院精神的否定，都不是真心實意地復興書院模式。
再次，教學與研究相結(jié)合，育人與著述并行不悖。書院的教學絕非灌輸知識，而是提倡自學和獨立鉆研，因材施教；書院的研究，也絕非模仿或尾隨外國人的研究，而是研究純科學，也就是看似無用的基礎科學。然而，看似無用的純科學卻是科學之母，它是窮究萬事萬物的本質(zhì)，一旦基礎科學獲得巨大突破，將會導致科學技術(shù)領域的哥白尼式革命。早在1883年，美國著名物理學家、美國物理學會第一任會長亨利·奧古斯特·羅蘭就發(fā)出了《為純科學呼吁》的演講[13]，對美國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展曾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我國當今與那時候的美國情況極為相似，研究中的急功近利、浮躁、造假等行為盛行。因此，新型書院必須肩負起純科學的研究重任，為創(chuàng)立科學學派、培育滋生學術(shù)大師的沃土、出版?zhèn)魇澜?jīng)典名著作出貢獻。
我國書院的復興任重而道遠，既需要有遠見卓識的決策者，又需要有慷慨捐贈的企業(yè)家。我國現(xiàn)有各種球類俱樂部數(shù)十家，每年耗資上千億，難道就不值得捐資辦幾十所新型的書院嗎？在這兩個先決條件下，還需要有獻身于復興書院模式的一批教育家以及眾多有理想的孜孜以求的青年學子。這是一項使中華民族立于世界科學先進之林的千秋大業(yè)，惟有各方面的人士攜手共進，方可達到復興書院教育模式的目的。這正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