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古人草書地位與排名，米芾在《論草書帖》中也闡述了一段看法：“…張旭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

米芾給出的排名：懷素、高閑、張旭。米芾認為張旭是“變亂古法”，持批評態(tài)度。米芾對懷素評價最高，缺點僅提到了歷史局限?！案唛e而下，但可懸諸酒肆”，就是“勉強及格”。

之前咱們說過鮮于樞在《論草書帖》里很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草書觀：“張長史、懷素、高閑皆名善草書。長史顛逸，時出法度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閑用筆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壞，不可復理”。

▲鮮于樞《論草書帖》局部

從鮮于樞的評論中看出，他對草書諸家的排序是：懷素第一、張旭次之、高閑更次之，至于黃庭堅，已被劃在線外了。其判斷標準是“法度”與“古意”，或者理解為“二王之法”與“晉唐古意”。張旭無可靠墨跡，暫不論。

▲米芾《論草書帖》局部

鮮于樞對草書諸家的排序是：懷素第一、張旭次之、高閑更次之，至于黃庭堅，已被劃在線外了。其判斷標準是“法度”與“古意”，或者理解為“二王之法”與“晉唐古意”。張旭無可靠墨跡，暫不論。

站在傳統(tǒng)角度，黃庭堅草書屬于“大逆不道”巨大創(chuàng)新，被力主“復古”的鮮于樞劃到線外，也可理解。從《千字文殘卷》看高閑書法，確實存在用筆不連續(xù)和節(jié)奏性差的缺陷。

▲米芾《論草書帖》局部

以前有學者對鮮于樞這段草書論述理解不夠透徹，導致一些不當?shù)难堇[。如王連起在《鮮于樞及其書法藝術(shù)》一文中說：“…論張旭、懷素、高閑，就用張旭、懷素、特別是高閑法為之，并能做到心手合一，可見其才學之高、功力之深。鮮于樞居杭州后，收藏漸多，除前面言及的那些名帖之外，高閑的《草書千字文》亦在其手。《論書帖》就與高閑的千字文結(jié)體用筆頗多相似。所以朱彝尊有'世所傳高閑千文及張旭書，大約多出其手'的推測?！?/span>

且不論鮮于樞《論草書帖》與高閑《千字文殘卷》風格的巨大差異，僅從文意看，既然鮮于樞認為高閑草書“十得六七”，屬于剛及格，怎么會“特別以高閑法”為之，而且“心手合一”？拋開已經(jīng)高度肯定的懷素，反而去向及格線上的高閑看齊，于情理上說不通，鮮于樞如果知道自己被如此“表揚”，一定會哭笑不得。

▲高閑《千字文殘卷》

至于清代朱彝尊的推測，也無任何依據(jù)，我們根據(jù)米芾、鮮于樞的評價對照高閑《千字文殘卷》，恰可證明這是真跡。朱彝尊文前面還有兩句“元自趙子昂書法盛行，相率習妍媚之體。獨鮮于伯幾以古瘦見長…”（《曝書亭書畫跋》），這一評價倒是準確的，而“古瘦”的特色來源正是懷素。

鮮于樞《論草書帖》在品評前人的同時，也是自己書藝的宣言，對于懷素的高度肯定也體現(xiàn)在其書法上。觀其《魏將軍歌》，無論是整體氣勢還是結(jié)字用筆，都模仿自懷素《自敘帖》，所達到的相似程度，在古人法書中可以說是僅見的。

近來有海外鑒賞家徐小虎的訪談，她說：“在唐代那個時期還不可能產(chǎn)生懷素《自敘帖》那樣的草書”?！段簩④姼琛愤@樣懷素書風作品的存在，說明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自敘帖》在宋元時代已經(jīng)存在并廣泛流傳了，如果不是唐代已經(jīng)產(chǎn)生，又能如何解釋呢？

▲鮮于樞《魏將軍歌》局部

《魏將軍歌》與《論草書帖》模仿的痕跡都很明顯，依然屬于風格醞釀、試驗性質(zhì)的作品。《魏將軍歌》行書落款，與正文風格節(jié)奏上形成極大的差距，從整體看很不協(xié)調(diào)，也是這種狀態(tài)的一種證明。另外，落款已經(jīng)是后期行書特點，因此綜合以上理由，《魏將軍歌》的書寫時間應稍晚于《論草書帖》。

另按：吳斌指出，“此伯幾真跡”正下鈐有“河東司徒世家”印，可視為這五字書者?！墩摬輹泛筲j有元代道士薛羲的“薛玄卿印”，薛氏昔為河東望族，可推知“此伯幾真跡”為薛羲題寫；薛羲在米友仁《瀟湘奇觀圖》后有一則題跋，結(jié)體略似“漁父詞”三字，所以此三大字也可能是薛羲手筆，左端《漁父詞》的正文已經(jīng)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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