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沂
引言:
按照我的理解，精神文化有三個支柱，一是藝術，二是道德，三是信仰。這只是一種理論劃分，在事實上，三個方面是難舍難分的。一個藝術對象往往帶有道德因素和信仰意蘊，一個道德信條又常常摻雜著藝術維度和信仰意蘊，而一個信仰觀念也總是包涵藝術維度和道德因素。在這三個方面中，信仰居核心的、主導的地位，它決定著精神文化的基本風格和大致方向。當前社會道德滑坡、精神頹廢、價值扭曲等現(xiàn)象，無不根源于信仰的失落。
華教與中國傳統(tǒng)信仰
世界上大多數(shù)民族的信仰為宗教，故其終極價值是宗教性的和非理性的，如西方文明中的基督教，印度文明中的婆羅門教、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文明中的伊斯蘭教等；而中國人的信仰則宗教、人文并行，尤以人文信仰為主，故其終極價值為宗教性和人文性并行，非理性與理性齊驅，而尤以人文信仰或理性信仰為主。我歸之于五個組成部分:華教、儒家、道家、佛教和文學藝術，其中華教和佛教屬宗教信仰，儒家、道家和文學藝術屬人文信仰。這五個方面代表著中華民族的終極價值觀，也是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主要組成部分。
儒、釋、道乃至文學藝術，為人們所共知。何謂華教？
楊慶堃、牟鐘鑒等學者業(yè)已指出，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除了道教和佛教外，還有另一種更重要的宗教。它不但一直是中華民族的主體宗教，而且一直高居國教的地位，是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宗教情懷的正宗大教。如果說道教和佛教是一種團體性宗教，只為部分中國人所信仰的話，那么這種宗教則是一種全民宗教，為中華民族幾乎所有成員所信仰。正因如此，我依照猶太教、印度教等以民族名稱命名的先例，稱之為“華教”。
按照前人的總結和我個人的理解，華教應該包含以下主要內容:
首先，上天崇拜。在中國人的傳統(tǒng)觀念中，天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直到現(xiàn)在，就像西方人用“MyGod(我的上帝)”來表達驚異的感情一樣，中國人會說“我的天吶”。這個“天”不僅僅是自然之天、宗教之天，更為重要的是，也是義理之天。它既是中國人的價值源泉——《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又是歷史發(fā)展和民意的總根據(jù)——《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以，天是信仰和理性的統(tǒng)一體，其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已遠遠超出上帝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作為一個中國人，理應保持對天的敬畏。
其次，祖先崇拜、民族始祖崇拜與圣賢崇拜。祖先是我們生命所由來。中國古人認為，不但他們活著的時候保護我們，而且去世以后，其靈魂仍然在保佑著我們。民族始祖崇拜由祖先崇拜衍化而來。就像一個家族的祖先會保佑其家族成員一樣，一個民族的祖先也會保佑這個民族。中華民族的始祖，一般指中華民族具有象征意義的始祖伏羲、炎帝、黃帝等為代表的三皇五帝。圣賢崇拜的對象是對中華民族作出杰出貢獻的往圣先賢，如周公、老子、孔子、孟子、關羽、岳飛等。在廣義上，圣賢崇拜仍然可以看作祖先崇拜的進一步衍化，因為圣賢是中華民族文化意義上的祖先。
第三，圖騰崇拜、自然崇拜與社稷崇拜。這個系列雖然都可以歸為自然神靈崇拜，但具體情況又有所不同。其中圖騰崇拜的對象是作為民族祖先的動物和植物，如龍、鳳以及某種花、鳥等等，而社稷崇拜的對象則為土神和谷神。至于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山、川、樹木等等，都可以成為自然崇拜的對象。它們既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理基礎，也是人們的精神寄托。
第四，巫術、卜筮和方術，這是人類與神靈交通的途徑。
第五，郊社制度、宗廟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
第六，經典。華教的經典為由孔子所編訂的六經。《莊子·天下》篇曾說，古之道術“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对姟芬缘乐?，《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根據(jù)余敦康先生的研究，這里的“古之道術”實際上就是中國原生態(tài)的宗教母體。因而，從《天下》篇的描述看，六經為華教之載體。
第七，社會習俗和傳統(tǒng)節(jié)日。各種社會習俗和傳統(tǒng)節(jié)日大抵是上述種種宗教崇拜的表現(xiàn)形式(這一點和其他文明并無二致)，蘊涵著幾千年的文化積淀。
華教的至上神是天，而只有皇帝才可以稱為“天子”，才有權力祭祀上天，所以皇帝不但是最高的政治統(tǒng)治者，也是最高的宗教權威。
據(jù)《尚書·舜典》記載，舜帝繼位后，即“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這說明早在中國跨入文明時代之初，也就是三皇五帝時期，這種宗教就已經形成了。
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華教又衍化出許多自成一體的宗教形式?？梢哉f，中國本土宗教多與華教存在血緣關系，屬華教支裔，應歸為華教家族，其中最突出的是儒教和道教，但更多地被當今學者稱為“民間宗教”。
在這里，我們需要厘清“儒教”這個概念。關于儒家思想是人文主義(哲學)還是宗教的爭論方興未艾。數(shù)年前，筆者曾經提出，“儒學”和“儒教”這兩個概念并行不悖:“‘儒教’不能代替或涵蓋‘儒學’。這種儒教和儒學仍然有各自的界限，二者的關系猶如道教和道家的關系。”就是說，儒學是一種學術體系，而儒教是一種宗教；孔子既是儒學的創(chuàng)始人，又被儒教奉為教主。就像佛教有廟宇、道教有道觀作為其宗教場所一樣，儒教也有自己的宗教場所，這就是孔廟(文廟)。
論者常把儒教和華教混為一談，甚至將華教稱為儒教。其實，華教只是儒教的母體，而不是儒教本身。華教不但是儒教的母體，也是中國本土所有宗教形式的母體。如果華教可以被稱為儒教，又何嘗不可以被稱為道教或其他什么教呢？
儒教和道教一方面孕育于華教，另一方面又分別是儒學和道家的宗教化，所以有兩個源頭。因此，既可以歸之于華教系統(tǒng)，又可以歸之于儒家或道家系統(tǒng)。
除了華教外，中國古代的宗教形式還有傳入中國的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外來宗教，其中佛教已經充分中國化了，并成為中國人的信仰系統(tǒng)乃至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
至于中國傳統(tǒng)的人文信仰，則以儒家、道家和文學藝術為代表。
儒、釋、道作為中國人的信仰系統(tǒng)，是人們所公認的，難道文學藝術也是一種信仰嗎？是的，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已經為華教、儒家、道家和佛教這些信仰系統(tǒng)所浸潤，甚至可以說就是這些信仰系統(tǒng)的表現(xiàn)形式，所以也起到了信仰的作用。當遇到挫折的時候，人們就要去拜神，但中國古代的許多士大夫們卻去讀《莊子》、唐詩、宋詞、元曲等文學作品和欣賞書畫、古玩等藝術品，從中獲得精神寄托，這樣文學藝術也可以歸到信仰里邊了。
在中國歷史上，宗教信仰和人文信仰相輔相成。一方面，二者相互學習、相互滲透，形成你中有無、我中有你的局面。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的宗教是一種人文主義宗教，中國的人文主義則是一種宗教人文主義。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和人文信仰分別成為不同人群的主要信仰形式。大致地說，以士大夫為代表的社會上層多傾向于人文信仰，而以百姓為主體的社會下層更青睞宗教信仰。
繼承發(fā)展傳統(tǒng)人文信仰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近百年來，包括中國傳統(tǒng)信仰在內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遭遇滅頂之災，而重建信仰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發(fā)展的當務之急。
重建信仰，首先要正確地看待傳統(tǒng)信仰體系。筆者認為，中國古代精神文化之繁榮昌盛，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也望塵莫及的?？梢哉f，就像西方文明的物質文化達到了人類最高水平一樣，中華文明的精神文化達到了人類最高水平，而中華傳統(tǒng)信仰則是其核心部分。
就宗教信仰來說，華教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不亞于基督教之于西方文化，在中華文明的發(fā)生發(fā)展中，起到了建設性的積極作用。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像基督教這種明顯違背科學精神、已在西方衰退的宗教受到國家保護，而帶有濃厚人文色彩的華教卻被當做封建迷信加以鏟除，以致傳統(tǒng)宗教資源大量流失，而外來宗教乘虛而入。長此以往，要是我們的國民都變成基督教徒了，中華民族還能靠什么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近幾年，祭祀炎帝、黃帝和孔子，已經逐漸由民間演化為政府行為，以孔子生日為教師節(jié)、以傳統(tǒng)節(jié)日為法定假日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這無疑是一個令人欣慰的開端。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有關的典禮和措施尚待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各種風俗習慣也有待恢復。
至于中國傳統(tǒng)人文信仰，在現(xiàn)代社會，更具有獨特的優(yōu)勢。宗教雖然仍然代表著一些文明的民族主體價值，但已經受到科學的嚴重挑戰(zhàn)。在這種情況下，宗教猶如明日黃花，再也不能重現(xiàn)前現(xiàn)代時期的風采。然而，人是精神的動物，而信仰又是精神的核心，所以人不可一日無信仰。宗教式微了，價值崩潰了，信仰缺失了……怎么辦？出路就在于繼承和發(fā)展中國傳統(tǒng)的人文信仰或理性信仰，重建人類的精神家園。
這就是說，隨著時代的進步和人類思想意識的提高，中國精神文化中的人文信仰或理性信仰因素，將成為未來世界文明中精神信仰的增長點。歷史將會證明，在信仰領域，宗教的或非理性的信仰會越來越弱，而人文的或理性的信仰卻會越來越強，最終成為人類信仰世界的主流。
不過，就現(xiàn)階段的情況看，人文信仰建設和宗教信仰建設都非常重要。和傳統(tǒng)社會一樣，這兩種信仰形式仍然適應不同人群。也就是說，對于學校和體制內人員應該側重人文信仰的建設，而對于普通民眾則需注重宗教信仰的建設。
端正態(tài)度，繼承傳統(tǒng)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發(fā)展和弘揚中國傳統(tǒng)信仰，這就要求我們對這套信仰系統(tǒng)進行一場改革，使之適應現(xiàn)代社會。這將是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需要數(shù)代中華兒女為之奮斗。
(郭沂，現(xiàn)任曲阜師范大學研究員、首爾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終身教授、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理事兼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尼山圣源書院副院長以及數(shù)所大學兼職教授。著有《中國之路與儒學重建》、《孔子集語校補》等書，以及論文近百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