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結(jié)局樂游原上清秋節(jié)，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李白菩薩蠻公元220年，當了31年傀儡的漢獻帝被廢，漢朝正式滅亡。對漢代的滅亡，有各種解釋。漢代不禁止土地兼并，隨著越來越多的農(nóng)民成為佃農(nóng)，給地主繳納十分之五的田租，國家租稅雖輕亦無濟于事，因此到朝代后期，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漢武設(shè)立內(nèi)朝，削弱丞相之權(quán)，為外戚和宦官之權(quán)勢大張埋下了禍根，到東漢后期遂不可遏制，朝政一團黑暗。漢代的地方行政長官本來權(quán)限就很大，賴有中央派出的刺史監(jiān)督，但東漢光武帝為節(jié)省來回費用，竟下令刺史不必進京報告，坐鎮(zhèn)地方即可，離心勢力從此惡性滋長。當然還有偶然的因素。東漢從和帝到靈帝，沒有一個皇帝活過三十六歲，連續(xù)九個皇帝平均壽命不足二十年，在位不足十二年，沒有一個王朝經(jīng)得起這樣折騰的。然而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在漢末桓、靈帝時，王綱解紐，宦官專權(quán)?！逗鬂h書》寫道：“主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敷公卿，裁量執(zhí)政，鯁直之風，于斯行矣。”在野的處士，在朝中下級官吏和太學生，為了維護儒家理想中的君主政治，聯(lián)手奮起反擊。太學生們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學生請愿運動，中下級正直官吏則在此鼓舞下打擊宦官及其親朋。雖然這些人（時稱黨人）一次又一次遭到打擊、驅(qū)逐和殺害，卻前赴后繼，社會輿論則向他們一邊倒，黨人的領(lǐng)袖張儉被官府追殺外逃途中，許多人冒死掩護，成百人受牽累而破家滅族。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為漢代人勵志敦行的品格添上了濃墨重彩的最后一筆。而漢的武力依然不可輕視。東漢末年，羌族為患，護羌校尉段颎率領(lǐng)輕騎窮追猛打，出塞二千余里，大小戰(zhàn)一百八十次，斬殺三萬八千余人，徹底平定了東西羌的叛亂，漢軍僅戰(zhàn)死四百余人。公元170年，在黃巾軍橫行中原、帝國風雨飄零之際，西域的疏勒國反叛中央，涼州刺史孟佗立即發(fā)兵征討，據(jù)《曹全碑》記載，這次遠征疏勒王“面縛歸死”。有史學家感嘆：“國恒以弱滅，而漢獨以強亡”。漢的雄強，其流風余緒一直延續(xù)到三國。漢家三分后，周邊的民族依然不能與之對抗：曹操北征烏桓，觀滄海而還；諸葛亮七擒孟獲，平定南中；孫權(quán)派甲士萬人浮于海，東渡臺灣。三國時期，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其慷慨激昂之氣，千載之下，仍然令人神往。自公元前202年劉邦登基，到公元220年獻帝被廢，除去中間王莽的短暫篡權(quán)，漢統(tǒng)治中國超過四百年，是中國歷史上歷時最長的統(tǒng)一王朝。即使把后期董卓入洛陽、漢朝皇帝名存實亡的年份都去掉，漢代在歷代統(tǒng)一王朝中還是享有最長的國祚。歷史上每當群雄割據(jù)、軍閥混戰(zhàn)的時候，漢總是一個具有號召力的旗號。西晉末年，匈奴人劉淵稱王，都以漢為國號，以漢高祖后嗣自居。最后一個漢政權(quán)出現(xiàn)在1360年，四年以后被朱元璋所滅，這時，離漢朝滅亡已經(jīng)有一千多年了。漢的滅亡，不是簡單的一個朝代的更迭，而是一種精神的遠去。在董卓焚燒洛陽的沖天大火中，在五胡亂中華的遍地狼煙中，在魏晉名士縱情背俗的清談中，在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蒙蒙煙雨中，中國的原生文明結(jié)束了。中國原生文明的結(jié)束，也是華夏民族少年時代的結(jié)束。漢代滅亡之后，經(jīng)過短暫的魏晉統(tǒng)治，五胡十六國隨后而來，中原漢族十不存二，長安人口曾減少到不足百戶，漢族在北方一度成為少數(shù)民族。與此同時，中國文明對以佛教為代表的印度文明進行了深度吸收，佛法大興。到了隋唐，由于胡漢血統(tǒng)的混雜和中外文明的嫁接，華夏民族煥發(fā)出新的活力，中原古音卻已不可覓。宋代“郁郁乎文哉”，思想界頗有創(chuàng)造，工商和技術(shù)異峰突起，但是已經(jīng)沒有了漢唐的氣魄、事功精神和社會組織力，文明精致而內(nèi)斂，趨于虛偽、畏縮和病態(tài)。至于明清，君主專制登峰造極，整個民族的思想裝入牢籠，士大夫廉恥喪盡，人民茍且偷生，社會一盤散沙，世事糜爛以至不可收拾?？梢哉f，漢代滅亡以后，中國充滿生命力的原生文明即一去不復(fù)返了。中國的原生文明是深沉厚重的。如黃土高原之廣闊，如九曲黃河之綿長，如黃鐘大呂之鏗鏘。大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周的早期艱苦卓絕，一直在戎狄環(huán)伺之中戰(zhàn)斗、遷徙、生存。各個主要諸侯國的創(chuàng)業(yè)也備極艱辛。姜子牙封于齊國，四方不定，只好“夜衣而行，犁明至國”，總算從萊人手中保住了封地。楚國在南方的濕熱瘴癘之地，“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秦人則是被迫離開故土，在西部的荒原上與戎狄殊死搏斗才站穩(wěn)了腳跟，幾代先王戰(zhàn)死疆場。這種艱苦的創(chuàng)業(yè)史，無疑在華夏先民的精神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加之“天命靡常，惟德是依”，作為一個有深刻歷史意識的民族，眼見著多少諸侯方國的興衰存亡，更使人誠惶誠恐。周滅商以后，沒有絲毫勝利者的洋洋自得，反而充滿了敬畏和誡懼。翻開一部《尚書》，到處是自省、自責和告誡?！吨軙ふ僬a》中，召公向周成王講：“我不可不監(jiān)于有夏，亦不可不監(jiān)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薄吨軙た嫡a》是周公封康叔時的誥詞，全文中有六段以“王曰嗚呼”為發(fā)端之詞，最后告誡“惟命不于常，汝念哉！”周公的深憂遠慮，可見一斑。漢朝是在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殷鑒不遠，天日昭昭，所以漢代皇帝的詔書多懼詞，深怕無德不明，唯恐下情不上達，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整個漢代，有庸主而無暴君，皇帝小心謹畏，多能蒙業(yè)而安。漢武帝更化改制，勞師遠征，在有人看來純粹出于好大喜功，但是他自己的解釋似乎更為合情合理：“漢家庶事草創(chuàng)，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后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他對太子說：“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這種無時不在的憂患意識，使整個民族不崇尚浮華，不流于逸樂，有一種極為深遠的眼光，極為質(zhì)樸的性格和極為堅韌的力量。中國的原生文明又是剛健進取的。中國的遠古神話充滿著強烈的英雄氣息，有人這樣寫道：“伏羲、神農(nóng)、黃帝、炎帝，或創(chuàng)世紀，或創(chuàng)文明，或拓大荒，或開民智，或奮身為天下先，或舍身為天下法。鯀與大禹父死子繼，以身濟世，拯民黎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雖失敗而壯志不屈，天地為之崩陷。夸父逐日，體現(xiàn)了對于神靈的藐視。而精衛(wèi)填海，則表現(xiàn)了對宿命的不馴?！鄙檀?，商湯在沐浴之盤上刻銘自警：“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至于周，“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敝軠缟讨?，即用分封方式，一路沿黃河下游東進，一路沿漢水南下，積極進行軍事殖民，國勢繼續(xù)擴張。各個主要諸侯國也有這種精神。楚國從荊山上的小國起步，發(fā)揚蹈厲，愈挫愈奮，先是席卷江漢平原，繼而囊括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qū)，一直到達波濤蕩漾的東海。秦國自開國以來，歷代君主朝乾夕惕，前赴后繼，各級官吏兢兢業(yè)業(yè)，累日積勞，以富國強兵為目標，連續(xù)幾個世紀不斷向外開拓。始皇奮六世之余烈、掃平六國、一統(tǒng)四海之后，也絲毫沒有懈怠，而是筑長城，修馳道，北逐匈奴，南平百越。到了西漢，中央政權(quán)繼續(xù)保持攻擊態(tài)勢，定都于西北前線，通西域，克朝鮮，伐交趾，征西南夷，在秦的基礎(chǔ)上，又將疆域擴大了一倍多。中國原生文明還是一種具有高度社會凝聚力的文明。在中華遠古時期，在嚴酷的大自然和你死我活的部落戰(zhàn)爭面前，一個氏族集團必須團結(jié)一致，“兄弟鬩于墻，共御外辱”，非此不足以自保，不足以圖存。周行封建，各諸侯尚處于小國寡民、華戎雜處的階段，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到春秋戰(zhàn)國，列國爭雄，四夷交侵，各國君臣民眾各安其位，上下一心，眾志成城，以保宗廟社稷，爭生死存亡?！对娊?jīng)·秦風》中這首詩反映的心態(tài)是很典型的：“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到漢代，封建制度衰微，封建遺意尚存。呂思勉曾舉一例。漢景帝時，其子臨江王劉榮獲罪到長安受審，出發(fā)時軸折車廢。劉榮年少無功，封于臨江的時間也不長，但是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這種樸素的君民一體的感情，后世無有。漢代的太守作為地方長官，有權(quán)自己任用屬下，權(quán)力相當于不世襲的諸侯，上下臣屬“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難之間”。而就整個國家而言，天子有保民安邦之責，群臣有不辱使命之義，百姓有忠君報國之心，民族向心力極強。漢代政府撫恤鰥寡，人民盡忠盡責，全民共御外侮，頗有天下一家的氣象。對匈奴開戰(zhàn)之前，漢廷內(nèi)部雖然有激烈的爭議，但是一旦作出決策，所有人即不計前嫌，全力以赴。談起中國文明，后世中國人每每神往的是唐朝。歷來強漢盛唐并稱，兩個朝代均定都長安，疆域遼闊，經(jīng)濟發(fā)達，文化昌盛，聲威遠播。但是細究起來，兩者的精神氣質(zhì)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唐代是一個大有胡氣的朝代。不僅唐的皇室有胡人血統(tǒng)，更重要的是，唐對外國文化的吸收，其廣度和深度是驚人的。如果說，漢代人對外來事物的吸收多限于實用領(lǐng)域（馬匹、農(nóng)作物等），其余的只是出于好奇和用于點綴的話，那么，唐代人則是兼收并蓄，完全沉迷于其中了。元稹詩云：“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wù)樂?；瘌P聲沈多咽絕，春鶯囀罷長蕭索。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竟紛泊”。印度的佛學、醫(yī)學、歷法、美術(shù)，中亞的音樂、舞蹈，西亞的襖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紛至沓來，中華世界從此面目全非。唐代宮廷十部樂中，除燕樂、清樂之外，全為外來樂曲。唐人大規(guī)模地穿戴異族服飾，蔚為時尚，以至于司法參軍無法捕捉“胡賊”。正是這種空前的胡漢文化的雜交，唐初的中國重新恢復(fù)了活力，大唐文化顯得大氣磅礴，異彩紛呈，燦爛奪目，甚至有點光怪陸離。在詩書樂舞全面成熟的背后，在長安酒肆的歡快嬉鬧聲里，在一片浮華和喧囂之中，生活的幸福和文化的創(chuàng)造似乎都到達了定點。這個民族已經(jīng)失去了深厚的內(nèi)在力量，失去了深沉的憂患意識，失去了雄強凝重的品格，失去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野性。待到“漁陽顰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唐代國勢即急轉(zhuǎn)直下。盛唐之音，迅速轉(zhuǎn)變?yōu)轭j喪、傷感和孤高的晚唐之調(diào)，開宋代精神之先聲。所以，漢人武功遠勝唐人。漢代全民皆兵，唐代主要是府兵。漢的遠征軍基本上是華夏子弟，唐則多用胡兵番將。漢前有匈奴、后有西羌之亂，均漸次蕩平。唐最輝煌的軍事成就是大破突厥，但是突厥只是松散的部落聯(lián)盟，其政治組織力與匈奴相去甚遠，到吐蕃、回紇興起，唐軍便束手無策，只能坐等敵人內(nèi)亂。終兩漢之世，漢帝國的都城從來沒有被異族攻陷過，這種情況在中國統(tǒng)一王朝的歷史上，除了短命的秦隋以外是絕無僅有的。而唐朝中后期有“京師三陷，天子四遷”之苦，為了平息安史之亂，甚至允諾回紇兵在長安洛陽縱兵搶掠作為報答。后來住在長安的回紇人以三百騎攻宮門，驅(qū)逐長安令，掠人子女，唐政府均忍氣吞聲。漢強，唐盛。漢質(zhì)勝于文，唐文質(zhì)彬彬。漢雄渾凝重，唐輝煌壯麗。漢如質(zhì)樸剛健的壯夫，唐如雍容華麗的貴婦。漢是初升的紅日，朝氣蓬勃；唐是正午的太陽，燦爛炫目。華夏民族在春秋戰(zhàn)國爆發(fā)出驚人的創(chuàng)造力和生命力，在漢代進入全面開拓時期，氣勢恢弘。唐代借助外來文化的強烈刺激，再一次顯示出勃勃的生機和闊大的氣象?？上?，這已經(jīng)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了。在今天西安市西北的咸陽原上，有九座西漢的帝陵。它們東自高陵縣，西至興平市，一線排開，綿延百余里。最東端是景帝陽陵，從東到西依次是高祖長陵、惠帝安陵、哀帝義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昭帝平陵。最西端是漢武帝的茂陵，這是漢陵中最大的一座。陵上密布蒼松翠柏，四周有功臣貴戚墓27座，那是一連串流傳至今的名字：衛(wèi)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公孫弘、李延年、李夫人。。?！，F(xiàn)在，他們都長眠于地下，連同一個民族曾經(jīng)擁有的夢想、血性和榮光。斯人已逝，那盛大的功業(yè)、絕代的風華和宏偉的宮殿也隨之湮滅。公元237年，魏明帝下令宮官把殘存在漢長安城的銅器拆走，移到洛陽，其中包括漢武帝鑄造的高二十丈的捧露盤仙人。傳說宮官拆盤之后，金銅仙人潸然淚下。唐代詩人李賀為此寫下了著名的《金銅仙人辭漢歌》：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guān)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謹以此文紀念一個我們民族逝去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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