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人們對教育家內涵高度認同，但在校長專業(yè)成長實踐中，教育家這一內涵要求似乎又顯得過高，對校長尤其是普通校長的指引作用較弱。
對于教育家的成長來說，校長自身的主觀努力及在此基礎上獲得的專業(yè)素養(yǎng)起著決定性作用。
張曉峰，上海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胡玲玲，上海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 在問卷所擬的“校長作為教育家”應該具備的六項條件中，受訪者均高度贊同，累積贊同率(即“完全贊同”與“基本贊同”之和)均在96.0％以上。大致來說，這六項條件涉及教育家內涵的三個方面：
第一，在精神品質上，教育家應該“具有遠大教育理想”(98.6％)，“對教育具有責任感和使命感”(99.5％)，以及“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99.3％)；第二，在教育思想上，教育家“應該具有獨到的教育見解和理念”(98.8％)，“要形成鮮明的教育思想”(98.3％)；第三，在教育實踐上，教育家應該“在實踐中取得廣為認可的成就”(96.0％)。 上述問卷調查結果與校長在訪談中的認識是一致的。許多受訪者談到，教育家要“有對于教育的追求和理想，奉獻教育”；要“有思想，形成對于教育的深刻認識，這最能體現教育家與一般教育工作者的差異”；要有卓越的教育實踐成就，“真正的教育家要體現在辦學成就上面”。 不僅如此，從歷史的長河來看，教育家之所以被人們記住，就在于他們的所作所為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甚至引領了當時教育的發(fā)展。如同有受訪者所指出的，從那些已經被社會廣泛認可的教育家蔡元培、陶行知等人身上可以看到，教育家應該有所建樹，有所改變，有所影響。 當然，教育家的這種影響是一種衍生性存在，建立在其身上所凝結的教育精神、所形成的教育思想和所取得的教育成就的基礎上。 盡管人們對教育家內涵高度認同，但在校長專業(yè)成長實踐中，教育家這一內涵要求似乎又顯得過高，對校長尤其是普通校長的指引作用較弱。在問卷調查中，對“教育家離我很遠”這一表述，至少過半受訪者認為教育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只有不到兩成的校長認為教育家并非高不可攀，應該追求教育家的成長。 對另一相關題目“當今能稱得上教育家的人其實不少”，持贊同態(tài)度的受訪者達47.6％，持中立意見的占25.6％，而持不贊同意見的則占26.8％。綜合這兩個題目可以看出，廣大校長對自身追求教育家成長在認識上固然是自謙的，但也說明，相當一部分校長看待教育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認為教育家稱號不是一般人能夠勝任的。 分析其中的原因，似乎不難理解。長期以來，社會所公認的教育家大多是已故歷史名人，人們對這些教育家的認識大多是從公開出版的著作、報刊以及廣播、電視等渠道獲得的，其作為教育家的形象甚至經過某種程度的藝術再塑，帶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因而在人們心目中是非常偉大的。 相反，現實生活中卻很少有教育工作者被冠以教育家之名。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難免會將教育家神圣化，認為教育家遙不可及。與校長的訪談也印證了這一點。在談話中，許多校長對自己是否應該追求教育家的成長用語十分謹慎，而更愿意使用“教育家精神”一詞來勉勵自己。 對于教育家的成長來說，校長自身的主觀努力及在此基礎上獲得的專業(yè)素養(yǎng)起著決定性作用。 在問卷所擬的“校長要成長為教育家”應該具有的六項條件中，受訪者均高度認同(累積贊同率在96％以上)。其中三項條件涉及校長應該具備的精神特質，包括勇于革新、主動進取以及堅持不懈，另外三項分別是深厚的學識修養(yǎng)、系統的專業(yè)知識以及豐富的實踐經驗。 之所以稱這六個方面為基礎素質，是因為它們奠定了教育家成長的基礎。校長只有具備了這些基礎素質，才會逐步成長為教育家。而缺少了這些基礎素質，則很難成長為教育家。 盡管校長對于教育家成長應該具備的基礎素質高度認可，但現實情況不容樂觀。調查發(fā)現，校長在教育家成長之路上遭遇一系列的問題： 對這一判斷，受訪者的累積贊同率為53.6％，而持不贊同意見者累積達25.2％。換句話說，只有約四分之一的校長注重對實踐的反思。當前，照章辦事、按圖索驥似乎成為許多校長的典型工作特征，他們疏于對自身辦學實踐的深刻反思。 由此，校長工作就變成了單純的事務性工作，其個人對教育的認知也因此躊躇不前。校長作為反思性實踐者，必須“在行動中反思”，“在行動中認識”，不斷反思自身辦學實踐，從中獲取經驗和新知。 持這一認識的受訪者比例達64.9％?，F實中，許多校長往往忽略博學多識對于自身成長的重要性。有校長甚至斷言，學養(yǎng)不足是當今校長們的普遍頑疾。 事實上，博學多識奠定了教育家成長所必需的知識素養(yǎng)基礎。唯有博學多識，方能養(yǎng)成開闊的視野和敏銳的眼光，以多元視角感知、思考教育問題，自覺沉淀教育智慧。而學識的寡陋則限制校長的眼光和境界，使得校長在辦學實踐中缺乏創(chuàng)新性舉措，缺乏謀劃學校發(fā)展的長遠大計和獨到見解，并因而阻礙校長教育思想與理念的生成。第三，“許多校長缺乏系統的專業(yè)知識和理論”。 持這一主張的受訪者占69.4％。毫無疑問，校長應該精通教育教學與學校管理，擁有相關的系統知識和理論。這是對校長作為學校領導者在專業(yè)素養(yǎng)上的基本要求，更是校長成長為教育家的必要前提。沒有系統的專業(yè)知識和理論作為基礎，教育家的成長就無從談起。 贊同這一看法的校長比例高達81.9％。如果說校長的反思活動著眼于內，是反躬自省，那么理論思考則是向外看，重在認識教育現象背后所隱藏的本質和規(guī)律。 教育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活動，校長必須養(yǎng)成思想者的頭腦和哲學家的精神，能夠將豐富的教育實踐上升到理論的層面進行思考，如此才能透過教育現象看本質，抓住問題的關鍵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幾個問題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就校長對實踐的反思而言，訪談發(fā)現，校長反思行為的欠缺是由三種因素造成的：一是校長缺乏反思的意識和習慣，無意于反思，因而缺乏反思行為；二是校長欠缺相應的知識和理論支撐，沒有能力進行反思，反思止于表面；三是校長工作過于繁雜，沒有時間和精力思考，反思淺嘗輒止。 其中前二者屬于校長自身的因素，而第三個因素則是外在的，需要從校長工作的環(huán)境支持方面予以改善。此外，校長對于教育的理論思考不是空想，需要建立在扎實、深厚的辦學實踐基礎之上。校長在辦學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經驗，連同所養(yǎng)成的淵博學識以及所掌握的系統專業(yè)知識，共同為教育理念和思想的生長提供滋養(yǎng)。
教育家的成長固然離不開校長自身的主動作為，但外在的支持和幫助也是至關重要的。調查發(fā)現，促進教育家成長的路徑是多元的，包括鼓勵校長結合學校實踐開展課題研究，組織專家對校長的辦學實踐和思想進行階段性診斷、總結和提升，組織校長考察和經驗分享，組織骨干校長出國考察，對校長進行選拔和培養(yǎng)等。 這些路徑之所以被校長普遍認可，是因為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校長在自身專業(yè)成長過程中遭遇到的短板和不足：第一，鼓勵校長結合學校實踐開展課題研究，既有助于解決辦學中的實際問題，又踐行了校長作為研究者的角色。 當然，不同于專門的學術研究，校長對于教育的研究更多是行動研究，著眼于解決辦學實踐中的實際問題。校長必須扎根于現實的教育沃土，在實踐中研究，在研究中實踐。在這一過程中，既解決了教育發(fā)展中存在的問題，又獲得了對于教育的規(guī)律性認識。第二，組織專家對校長的辦學實踐和思想進行階段性診斷、總結和提升，有助于克服校長不善于從實踐中學習的弊病，幫助校長對辦學實踐進行系統反思，對辦學理念、思想進行凝練和深化。 如前所述，許多校長盡管擁有豐富的實踐積累，但疏于對辦學實踐進行反思；并且由于知識和理論素養(yǎng)的欠缺，其對教育現象的思考難以深入。專家的參與不僅能夠促使校長對辦學實踐進行全面反思，而且可以彌補校長在知識和理論素養(yǎng)上的不足，幫助校長厘清教育現象的本質以及問題的核心。 此外，也正是由于專家在知識和理論素養(yǎng)上的優(yōu)勢，校長普遍認同“專家講座”對教育家成長的促進作用(贊同率80.6％)?！ ?/section>第三，組織校長現場考察和經驗分享，包括組織骨干校長出國考察，有助于校長開闊眼界，更新觀念。
對于教育家的成長來說，辦學視野的開闊尤其重要。民國時期，一些著名教育家如陶行知、張伯苓、廖世承、林礪儒都有或長或短的海外留學或教育考察經歷，從中接觸到大量的新思想和新觀念，深諳世界教育發(fā)展的趨勢。正是得益于此，他們才能夠在辦學的道路上博采眾長，以至取得卓越成就。 當然，教育考察，不論是國內考察還是出國考察，要力戒流于形式，走馬觀花，將從中形成的各種認識內化到自己的素質結構中去。第四，選拔優(yōu)秀校長進行針對性培養(yǎng)。 一般來說，相對于普通校長，優(yōu)秀校長有著更大的可能性成長為教育家。通過選拔優(yōu)秀校長進行針對性培養(yǎng)，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成長(贊同率86.2％)。具體到培養(yǎng)形式上，“各類教育家工程對教育家的成長有很大促進”(贊同率84.6％)。 而原因也如同問卷調查所揭示的，“對未來教育家的培訓，要在培訓內容、方式上區(qū)別于普通的校長培訓”(贊同率83.1％)。這說明，教育家培訓項目要取得實效，就必須注重針對性，切合校長的特點和專業(yè)發(fā)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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