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慨當以慷 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 唯有杜康

杜康是我國酒業(yè)公認的釀酒始祖。但是隨著我國考古資料的愈加豐富，特別是于1979年在山東陵陽河大汶口文化墓葬群中發(fā)掘出了一組成套的釀酒用具。這組用具通過實物向世人展示了，早在4800多年前我國古代東夷部族就已經(jīng)發(fā)明出谷物釀酒了。

也就是說，我國的釀酒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時期（約前2800-前2500年間），遠早于杜康生活的夏朝（約前2070-前1600年間 ）。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釀酒器具：灰陶大酒尊。山東莒縣陵陽河出土，現(xiàn)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從這個角度來看，認為杜康是我國真正的釀酒始祖還是有些勉強的。有意思的是，即使人們知道杜康并非釀酒的始源，卻仍然將其推重為酒祖，是何道理呢？那么在釀酒的歷史中，杜康又是如何一步步進階為釀酒始祖的呢？

慣性思維的存在

在我國古代，古人在看待事物時有一個慣性思維，就是習慣于把每一項重大發(fā)明都附著在一位著名人物身上，借以強調這項發(fā)明的權威性和神圣意義。

例如，發(fā)明繅絲的嫘祖相傳為黃帝的妻子；制字的倉頡相傳為黃帝的左史官；造紙的蔡倫也是東漢時期位列九卿又兼任尚方令的大人物；杜康則相傳是比夏禹晚五代的夏朝國君；而另外一個傳說中的釀酒始祖儀狄，也有著“帝女”的身份。

儀狄像

所以，古文獻在涉及釀酒始源問題時，大多都使用了同一種觀點，即把酒的發(fā)明與大家耳熟能詳?shù)臍v史人物聯(lián)系起來，也不自覺地把與酒有關的活動都聯(lián)系在儀狄和杜康的身上，進而通過這種遠古的定位以確認酒的由來。

《世本·卷一》有言：“帝女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痹谶@一記載中，最先發(fā)明釀酒的并非杜康，而是儀狄。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也曾記載“古者儀狄做酒醪，禹嘗之而美，遂疏儀狄。杜康做秫酒。”杜康完成的任務是在儀狄的基礎上將酒進一步優(yōu)化，釀出了“秫酒”，即用黏高粱釀成的酒。

文人墨客對“杜康”的偏愛

縱觀我國的酒文化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后人對杜康的偏愛，似乎遠遠超過了儀狄。

漢唐以來，“杜康”作為酒的代名詞，經(jīng)常閃爍在歷代文人墨客的筆端。曹孟德一句“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备菍⒍趴低瞥绲搅艘粋€極高的地位，自此曹操也為“杜康”定下了一個“消愁解憂”的基調。

后人以詩詠酒，提到杜康時，大多都免不了受到曹操的影響。就連江州司馬白居易也不能免俗：“茶能散悶為功淺，萱縱忘憂得力遲。不似杜康神用速，十分一盞便開眉?！?/p>

白居易畫像

這種推重杜康的聲音逐漸成為主流，杜康為釀酒之始也逐漸為世人接受，成為了一個約定俗成的“常識”。

即使也有晉陶淵明說，“儀狄造酒，杜康潤色之”；元趙更文曾發(fā)自肺腑地傾訴，“前有一尊酒，有酒即無愁。吾評儀狄功，端與神禹侔。微禹吾其魚，微狄吾其囚。人生十九不如意，一醉之外安所求”；但是這種聲音被淹沒在主流的聲音中，并沒有引起社會的廣泛重視。

以至于到明朝時女詩人周淑禧就有些憤憤不平，“酺有新糟醊有醨，杜康橋上客題詩。最憐苦相身為女，千載曾無儀狄祠。”這首詩中可能雜糅了周淑禧的個人情感，但是也切實反映出了在當時的社會思想背景下，杜康作為釀酒和儀狄相比更符合當時人們的觀念，也更加容易讓大多數(shù)人接受。

所以人們有選擇得忽略了儀狄，而將杜康供奉在了酒祖的位置上。

祭祀式的行業(yè)崇拜

經(jīng)過漫長時間和空間的間隔，在流傳過程中，杜康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純粹的人”，而是已經(jīng)被符號化，甚至于神化。

現(xiàn)代酒廠（洛陽杜康）祭祀杜康活動

元熊夢祥《析津志·祠廟儀祭》中記載：“杜康廟，在（京城）北城光祿寺內。居西偏，內有天師宮。奉禮部摽撥道士一人，在內提點看經(jīng)，專一焚修香火。蓋為釀造御酒，每日于上位玉押槽內支酒一瓶，以供杜康?！?/p>

直到現(xiàn)在，凡是生產(chǎn)酒、銷售酒的場所，杜康均被奉為行業(yè)神。用祭祀杜康的方式，以寄托“事業(yè)興隆，諸事順遂”的愿望。這種行業(yè)性質的崇拜，始終把杜康推到酒業(yè)的最高地位。

再加上，在我國白酒釀造行業(yè)中，一些名優(yōu)酒品都是高粱釀制，而史載第一位釀出高粱酒的就是杜康。所以千百年來，釀酒者和販酒者與杜康有所親近也在情理之中。

參考文獻：

王賽時，《中國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