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之前，中國歷史上有過三次重大且具有昭告天下意義的刻碑活動。第一次是秦始皇橫掃六國一統(tǒng)天下建立大秦帝國之后，命丞相李斯主持整理篆體文字（即“書同文”），伴隨其出巡所立《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琊刻石》《之刻石》《會稽刻石》等。第二次是東漢靈帝熹平四年（一七五）蔡邕主持的石經(jīng)刻制工程，為校正儒家經(jīng)典文本及建立隸書書寫規(guī)范，把儒家七經(jīng)書刻立石于洛陽太學，史稱“熹平石經(jīng)”。第三次是在唐文宗時期，以楷書字體書刻儒家十二部經(jīng)典，共刻碑一百一十四塊，立石于唐長安城國子監(jiān)內(nèi)，史稱《開成石經(jīng)》。秦代刻石使人感受到“圣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以及群臣頌德、昭示萬代皇權(quán)。后兩次刻碑活動，一個發(fā)生在東漢“古文經(jīng)學”與“今文經(jīng)學”之爭的大環(huán)境中，一個發(fā)生在唐代科舉考試制度興盛發(fā)展時期。兩次立碑都是以儒家經(jīng)典為書刻文本，且立石于當時官方最高學府，同時又以其時的官方通行書體刻寫。中國書法史上，漢隸與唐楷在演變與發(fā)展上最契合官方表達與藝術(shù)審美。如《熹平石經(jīng)》與《開成石經(jīng)》的書刻，不僅是對儒家經(jīng)典文本的匡正，也在書寫上建立了的規(guī)范。因宋代之前印刷技術(shù)尚不發(fā)達，勒石是最有效的傳播方式，同時又具有昭告天下、恩澤世人的神圣職能。
“元祐黨籍”碑誕生于印刷水平高度發(fā)達的宋代。它并沒有使用下達文書、詔書時的紙絹材質(zhì)，而是依仗皇權(quán)政治書刻勒石來告示天下。“元祐黨籍”碑的書刻、毀禁、重刻，在宋代演繹出一段值得后人品評、追述的歷史故事。筆者試以此類碑刻為主題，從黨爭下的文人、士大夫的榮辱觀之變遷來了解元祐文人精神的塑造過程，并研究這種文人精神對“蘇學”的影響及“蘇字”在南宋的傳播。
一 “元黨籍”碑的書刻、毀禁和重刻始末
北宋元豐八年（一〇八五），宋神宗去世，年僅九歲的哲宗繼位，由宣仁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務。同年，司馬光任宰相，全面廢除王安石變法，恢復舊制。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哲宗親政，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新黨重掌朝政。由此，北宋開始了以王安石變法為起點的新、舊兩黨之爭。支持變法的政治派別，被時人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一派，則被稱之為“元祐黨人”。這種斗爭到宋哲宗后期和徽宗時尤為激烈。崇寧元年（一一〇二），宋徽宗用蔡京為相，重又崇奉熙寧新政。崇寧元年九月，宋徽宗令中書省進呈元祐中反對新法及在元符中有過激言行的大臣姓名。遂蔡京將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范純?nèi)?、范純禮、蘇軾、蘇轍、晁補之、黃庭堅等人列為“元祐黨”，并作為重點打擊對象。
北宋徽宗崇寧年間，蔡京為相，將元祐、元符年間因與自己政見相左而結(jié)下私怨的三百零九名文武官員(如司馬光、文彥博、蘇軾、黃庭堅等)一律歸類并定罪為元祐奸黨，列寫名單并以刻碑的形式告示天下，史稱《元祐黨籍》碑。
元祐黨籍碑 拓片
起初，由宋徽宗趙佶下詔，刻石立于文德殿門之東壁，公示于眾。即崇寧元年九月己亥(十七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余官秦觀等、內(nèi)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端禮門”。這是皇帝親定并親筆書寫的第一個元祐黨人碑刻。
崇寧二年九月，又有“臣僚上言：近出府界，陳州人士有以端禮門石刻元祐奸黨姓名間臣者。其姓名朝廷雖嘗行下，至于御筆刻石，則未盡知也。欲乞特降睿旨，具列奸黨，以御書刻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于監(jiān)司長吏廳，立石刊記，以示萬世”。因地方“未盡知”，為了使“下外路州軍，于監(jiān)司長吏廳”都可以知曉，第二次進行了“元祐黨籍”碑的書刻。
祟寧三年六月，有書詔：“復位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郊等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薄傲氯尚?二十一日)，蔡京奏奉詔，令臣書元祐奸黨姓名。恭惟皇帝嗣位之五年，族別淑愚，明信賞罰，默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之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定功，彰善瘴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李梯繼述之志！謹書元祐奸黨姓名，仍連元書本進呈」。”此次碑刻內(nèi)容由蔡京親自書寫并面向全國各州縣官府，使之通告天下。
北宋 李公麟 維摩演教圖 207.5cm×34.6cm 故宮博物院藏
蔡京主持《元祐黨籍》碑的建造，不僅是為報復黨爭中的守舊派，同時也為對變法派中與自己政見不和者進行迫害。例如，王安石的學生陸佃及變法派人物李清臣等人，因得罪蔡京，竟也被打入“元祐黨籍”。黨爭由最初的政見之爭衍化到后來的人身攻擊、殘酷迫害，甚至發(fā)展到對其后人一并進行打壓。章、蔡二人不僅僅是北宋黨爭的推動者，而且是使黨爭的性質(zhì)由爭斗轉(zhuǎn)向人身迫害的始作俑者，他們不余遺力地打擊元祐大臣及其追隨者?！对v黨籍》碑頒布到朝野之后，把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一批有威望、有學養(yǎng)的飽學之士定為奸黨，并不許黨人子孫留在京師，也不許其參加科考，碑上列名的黨人一律“永不錄用”，引起朝野上下文士們的強烈不滿。這種政策一直延續(xù)到北宋徽宗朝甚至南宋高宗時代。以章、蔡為代表的執(zhí)掌朝政的南方官僚集團，分別于一〇九三年和一一〇二年對以北方世族為主的變法反對者進行大清洗，以后一次尤為廣泛和慘烈。
崇寧四年(一一〇五)九月，在朝野輿論壓力之下借名九鼎鑄成的大慶大赦天下，“詔元祐奸黨，久責遐裔，用示至仁，稍從內(nèi)徙，應嶺南移荊湖，荊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崇寧五年(一一〇六)正月發(fā)生星變，宋徽宗被迫下令毀碑，“詔毀元祐黨人碑”。又詔：“朝堂石刻，已令除毀，如外地有奸黨石刻，亦令除毀?！敝链耍?、各郡縣之碑刻蕩然無存，可謂人心所向，天命使然。
建炎南渡，趙構(gòu)建立了南宋政權(quán)，為穩(wěn)定人心，大開黨禁，有褒贈追復黨人官職及推恩其子孫的政策，而其依據(jù)即為黨籍碑。由于黨籍碑已禁毀殆盡，這就使得南宋時期黨人之后紛紛收集黨籍碑碑拓，甚至重新出現(xiàn)一些不避冒犯徽宗而重新樹立黨籍碑者，他們借此揭露蔡京罪狀并表彰自己的祖宗，以身為元祐黨人之后為榮。因此，南宋有多處重刻“元祐黨籍”碑的活動?，F(xiàn)存的有廣西桂林龍隱巖的《元祐黨籍碑》，此碑非宋徽宗時所遺留，而是時隔九十余年之后于南宋時重新刻制。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也有重刻的《元祐黨籍碑》，可惜已毀于十年動亂中，但還有拓本流傳。在文獻方面，光宗紹熙年間的《揮座后錄》卷一所載：“近日揚州重刻《元祐黨人碑》?！痹v黨禁與南宋文士對“元祐精神”的接受值得深入探究，對梳理南宋文藝思潮中審美脈絡的發(fā)展具有極大意義。
二 從“元黨籍”碑的重刻看元文人精神在南宋的塑造
桂林龍隱巖的《元祐黨籍碑》是黨人梁燾之曾孫（桂林府黔轄梁律）與靜江府司理饒祖堯于慶元四年（一一九八）依據(jù)家藏拓本而重刻，其意在于為祖先申辯功過，使元祐黨人名垂千古。從碑刻后附饒祖堯的跋語可知其經(jīng)過。跋文曰：“世之是非，未有久失其當者，所謂公論天地并存，日月并明，亙億萬年矛盾馳互，此脈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元祐黨議，徽宗固隨感悟，高宗亦繼昭雪。觀國史謂實錄及諸公家傳等書，大抵有考。慶元戊午，備末櫞桂林，始獲識左丞梁公之曾孫府鈴轄律，愛其有前輩風度，相與光，暇日從容及籍中名氏，因謂欲刻諸石，使垂傳。夫前此一時之屈，而后此萬世之伸，其所得孰多，然惟是焉。計淺之為丈夫耳，非所施于昔賢，特碑茍無恙。彼小人者有所瞞惠，其污蔑君子，本以利己，浮說定罪，惡反易位，而至于我，生遺家禍，死貽鬼誅，蓋至嚴其邪心，要必少浚明，斯舉也似不無補。歲九月旦，吉川饒祖堯敬跋?！贝吮筮€附有一段明代的題跋詩：“元祐由來五百秋，黨人姓字此間留。中衰宋室匡攸定，貝錦讒言譖不休。巖石堅剛勝竹帛，薜蘿掩覆若金甌。賢良自是流芳遠，追貶徒勞奸佞謀?！笨梢姾笕藢υv黨人的推崇與贊譽。此碑磨崖為后人所重視，“人爭拓之”。歷八百余年，仍高懸崖壁，字跡清晰，書韻別具，且具有很高的藝術(shù)和歷史、文獻價值，為后人研究宋代歷史特別是宋代黨爭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南宋 劉松年 唐五學士圖 106.6cm×174.7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黨禁極為惡劣的環(huán)境中，以蘇軾為首的“元祐學術(shù)”為世人所重。從以下兩則逸事中可窺知一二：“東坡詩文，及身已盛行。當徽宗禁錮蘇、黃集甚嚴，至有藏于衣褐，間道出京，為邏人所獲者。”“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為之文，詔從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為之賦，坡自書。時為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苖仲先者，適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shù)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攜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庇薪恢?，“藏于衣褐，間道出京”，這是對禁“元祐學術(shù)”的莫大的嘲諷；“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蘇軾之文為貴游者爭相崇尚；而苖仲先摹印蘇軾《黃樓賦》數(shù)千本，“所獲不貲”。此二則故事的真實性已無從知曉，但可以窺探出南宋文士們對蘇軾及“元祐黨人”具有普遍的崇敬之情。
北宋 蘇軾 邂逅帖（又稱《江上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元祐文人精神是一種集士大夫?qū)W問、道德與文人審美于一體，融合儒、釋、道三家哲學內(nèi)涵，既受文人們景仰又親近生活的狀態(tài)。這一文人精神傳承著中國古代文化基因，貫穿于中國文化的歷史長河之中。李公麟的《西園雅集圖》是對元祐文人精神的直觀呈現(xiàn)。他們或會聚于木石水溪之間，或圍坐在芭蕉古松之下，賞畫、題詩、品茗、參禪、說道，把文章道德、人倫義理雜糅于生活趣味之中，鮮活中見真趣。黃庭堅曾評蘇軾書為“石壓蛤蟆”，蘇軾又譏諷黃字似“死蛇掛樹”。然而在哲宗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張浩邀請黃庭堅一起品鑒《黃州寒食詩帖》，山谷則題跋贊云：“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于無佛處稱尊也?！笨梢娞K、黃二人之間的至真情感與各自藝術(shù)性情的真實流露。
元祐文人精神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外部社會環(huán)境的推動，由于徽宗朝黨禁已久，蘇軾等“元祐黨人”的遭遇對朝野文士的內(nèi)心產(chǎn)生了極大的觸動；另一方面是由于“元祐學術(shù)”本身所具備的精神氣質(zhì)和文化品格。畫家李公麟曾兩次作《西園雅集圖》，描繪了以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元祐文人集團在王詵家中作畫、題石、彈琴、賦詩、談禪、論道的文化生活。盡管李公麟的原跡沒有流傳于世，但在宋代文人的著錄中可以找到許多有關(guān)《西園雅集圖》的描繪。秦觀、晁補之、毛滂的詩句中也曾多次描寫“西園雅集”，還有疑為托名米芾的《西園雅集圖記》。
“西園雅集”作為元祐文人的“標簽”被南宋文士所接受。他們紛紛臨摹《西園雅集圖》，用繪畫的方式把元祐文人精神呈現(xiàn)給世人，其中以趙伯駒、僧梵隆、劉松年、馬遠等人的臨作最為知名。值得注意的是，趙伯駒是宋皇室身份，劉松年、馬遠二人是宮廷畫家，而梵隆是南宋僧人畫家，從他們的身份中可以看出朝野文士對元祐黨人的態(tài)度。此外，從樓玥的《題王詵〈瀟湘小景〉》和劉克莊的《跋西園雅集圖》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們對元祐文人雅集的向往和推崇，由此也透露出南宋文士對元祐雅士生活與精神風貌的解讀。
“西園雅集”題材一直延續(xù)到元、明、清乃至近代。趙孟、仇英、唐寅、李士達、陳洪綬、周翰、顧洛、華巖等畫家、文人演繹出各自時代背景下的“元祐文人精神”世界。如張大千于一九四七年在成都昭覺寺創(chuàng)作的《西園雅集圖》，名流、賢達、高僧、學士、兒童、少女置身于松柏、芭蕉、竹溪、錦石之間，畫面營造出高古、典雅、歡愉、輕松的氛圍，也傳達出近代文人對元祐文人精神的解讀與向往。
三 “人傳元之學”與蘇軾書法在南宋的傳播
南宋 馬遠 雪屐觀梅圖 上海博物館藏
《老學庵筆記》載：“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南宋時，蘇軾的文章一度成為“元祐黨”后人博取功名的重要門徑。從陸游此番言語可以看出，黨禁解除之后蘇軾的文章在南宋被接受的程度。建炎四年（一一三〇），高宗曾從蘇轍的兒子蘇遲處得蘇軾書，稱：“軾書無非正論，言皆有益。朕不獨取其字畫之工而已?！边@無疑是對其文學與藝術(shù)的極大肯定。宋孝宗對蘇軾也有很高的贊譽：“忠言讜論，立朝大節(jié)，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云，草木華實，千匯萬狀，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機余暇，綢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為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把蘇軾定為“雄視百代”“一代文章之宗”并不為過，如羅大經(jīng)所言：“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制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p>
南宋 馬遠 踏歌圖
南宋文士之所以認可“蘇學”，其原因有四：其一，南渡文士們內(nèi)心的“元祐情節(jié)”；其二，高宗、孝宗朝政治策略的引導；其三，蘇軾的文學情韻與生活旨趣的感召力；其四，蜀地學人和元祐黨人的子孫對“蘇學”的傳播，如四川張拭等。張拭師從胡宏，潛心研究理學，且自成一派，與朱熹、呂祖謙齊名，時稱“東南三賢”，在南宋具有較大的影響力。他曾受聘岳麓書院進行講學，培養(yǎng)了一大批學子，不僅使伊洛之學大昌于湖南，且間接傳播“蘇學”的作用。
本文作者系蘇州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節(jié)選自《榮寶齋》2019-04 總第1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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