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意義上的篆刻藝術，由古代的實用印章演變而來。印章和篆刻，在一般意義上可以通用，但是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兩者卻是有所區(qū)別的。中國印章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大約已存在了近3000年。從“印章”的立場出發(fā)，或許印章可以包括篆刻，然而篆刻卻不能包括印章。換言之，所有的篆刻必定是印章，但有些印章卻不一-定屬于篆刻。當今許多篆刻理論工作者都非常重視篆刻與印章的區(qū)別，著重于觀念的差異，認為篆刻是藝術范疇的，是文人所從事的藝術創(chuàng)作;而印章是實用范疇的，是工匠所從事的工藝制作。篆刻創(chuàng)作指向審美-一盡管其長期以來一直帶有實用的意義;印章制作指向實用一盡 管其從一開始就蘊藏著極其豐富的審美因素。簡言之，印章是實用的，篆刻則是藝術的，這已是約定俗成的概念了。
盡管兩者是有所區(qū)別的，但我們在討論印章或篆刻時，又很難將兩者截然分開，它們分別代表著印學史上前后銜接、交替的兩大分類。作為藝術的篆刻，是以印章為母體，最初只是古代實用印章的衍生物，即這種藝術形式是以古代實用印章為“原型”的，而且從大致的形跡上看，兩者幾乎沒有什么差別。所以，關于篆刻的研究也被稱之為“印學”。將篆刻和印章相提并論，不唯是習慣的，同時也是合理的。
從歷史的角度看，若“商璽說”可以成立的話，實用性質的印章最早可以上溯到商周時期，至戰(zhàn)國時期璽印已十分普及，奠定了中國璽印體系的基礎;以后又歷經(jīng)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請以至近現(xiàn)代。而藝術性質的篆刻則萌發(fā)于宋元時期，隨著書畫鈐印逐漸形成風氣，以及金石學的發(fā)達所引發(fā)的古璽印鑒賞價值的顯現(xiàn)，文人們對印章逐漸產(chǎn)生了興趣，由收集、整理、辨析，轉而傾慕，繼而模仿，并逐漸由旁觀者變?yōu)閰⑴c者，再由參與者變?yōu)閯?chuàng)作者。在此過程中，原來實用印章單一的、直系的發(fā)展開始產(chǎn)生了分歧:一是由工匠制作的、傳統(tǒng)的、日常實用的印章，一是由文人參與制作的、傾向藝術的、鈐于書畫的印章一在這兩個分支中，前者的性質并沒有發(fā)生什么變化，后者卻開始一一步步地往藝術的方向發(fā)展，并逐漸形成了后來的篆刻藝術。篆刻藝術并不是按照某種先驗的模式而形成和發(fā)展的，但正是由于古代實用印章的存在，為其形成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尤其是在文人對于印章的形式產(chǎn)生興趣48以后，它的發(fā)生發(fā)展便已成為必然趨勢了。相對而言，在此以前的印章，其審美的因素是間接的、被動的和客觀的，而篆刻作為藝術的印章，其審美的因素則是直接的、主動的和主觀的。盡管宋元以來的文人藝術家們對秦漢印章十分向往，或者亦曾從魏晉唐宋印章中汲取過養(yǎng)分，但過去的印章都是服務于實用的工藝制作，與文人藝術幾乎毫不相干。否則的話，篆刻藝術當如書法、繪畫一樣，早在漢魏時期就有可能由實用而向藝術過渡了，而不會遲遲于宋元時期才見萌發(fā)。
顯然，'考察中國篆刻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不能不明確實用印章與篆刻藝術的區(qū)別和界限，若兩者之間的差異混淆不清，我們便無法理解先秦兩漢時期已經(jīng)高度成熟的“璽印藝術”，為何要走過那么漫長的“彎路”才又繁榮起來，一直要等到明清時才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同時，又不能因為印章與篆刻之間的區(qū)別，將兩者截然分開甚至對立起來，這樣便無法理解后來篆刻藝術的觀念究竟來自何處，形式風格又以何為本原。因此，我們在討論篆刻藝術的時候，必須首先了解實用印章的歷史，這樣才能對篆刻藝術有較為完整的認識。
古代實用印章究競起源于什么時代，歷來眾說紛紜。早在宋代，隨著金石學的興起，開始有人進行古璽印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但由于當時條件和觀念的限制，其考釋疏略，體例不善，更不要說區(qū)分其時代和類別了。宋元之際，秦漢印章已逐漸為文人所重視，“印宗秦漢” 的觀念由此開始萌發(fā)。但囿于時人的鑒別能力，尚無法對古璽印進行清理和斷代，只是籠統(tǒng)地將其視為“漢魏典型之作”，故而元代著名印學家吾行以為“三代時卻又無印”，印章當始于秦漢，將秦漢印章的典型意義當作了印章產(chǎn)生的源流。后來，有許多學者根據(jù)史籍主要是《周禮》中的有關記載，認為三代時已有印章。在明代萬歷年間，三代之說已普遍為人們所接受，當時著名的印學家如朱簡、甘旸等都持此說，尤以朱簡所論最有創(chuàng)見和根據(jù)，其“印始于商周”之論亦頗有先見之明。但三代之說又似過于籠統(tǒng)模糊，三代(夏、商、周)的歷史跨度太大，難以作為一種準確的斷代標準，且因文獻、文物的限制，無法進一一步地予以鑒別和考證。一直到清末民初，有關學者才以比較科學的考古方法鑒定出戰(zhàn)國璽印為所見最古的印章，并且認為春秋時可能已有印章。上世紀30年代，三方商璽的問世引起了有關專家學者的關注和爭議，并使人們對于印章的起源有了新的認識，盡管有的學者對此尚持有爭議，但自商璽發(fā)現(xiàn)70多年以來，有許多學者通過考證和研究，普遍認為商璽是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印章，其發(fā)生的年代在商末周初，并對其真實性表示認可，有的還在此基礎上對璽印得起源作了探討。尤其是近年來有關西周璽印的發(fā)現(xiàn)，以及一些學者對古璽印中春秋時期能印的甄別等等，更是擴展了對戰(zhàn)國以前璽印研究的范疇。那么，印章的起源是否就在商末周初，是否還能往前推，以現(xiàn)有的文獻、文物資料還很難說明，然而這卻是一一個十分有意義的課題，它的正確答案將有待于我們科學的研究或者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來加以證明。
必須說明的是，我們在此討論古代璽印的起始及其演變，并非出于考古的目的，而是更加注重于古代璽印與篆刻藝術的關聯(lián)。如果單純從藝術的角度出發(fā)，只需對古代璽印隨手“拿來”即可，甚至可以對其歷史棄之而不顧;但是從學科的立場出發(fā)，我們則不得不關心古代整印印式的由來及其發(fā)展演變，并且從中尋找出古代實用印章與近古文人篆刻之間的必然聯(lián)系，考察后者是如何以前者為基礎的。
以商璽說的觀點，印章的起源的下限至少可以認定在產(chǎn)生三方商璽的商末周初;如果采取較為謹慎的態(tài)度，仍將戰(zhàn)國璽作為最早的印章，那么，以戰(zhàn)國璽體制已比較成熟這一點來說，在此之前肯定還應有一- 個形成的過程，這個過程大約也應該在商周至春秋時期。在這初始時期，印章從萌發(fā)到形式的完成，經(jīng)歷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至戰(zhàn)國，璽印的使用已相當普遍，而傳世的實物亦相當豐富，印章的發(fā)展進入了一個興盛時期。秦漢以后，印章的使用更為普及，以其使用范圍、印章制度及格式品類而言，都是極為豐富的，無論是從實用或審美的意義來看，都可以說是古代印章最為鼎盛的時期。魏晉基本上沿襲兩漢的制度和風格。從南北朝開始，印章的使用方法、制度及其形式都產(chǎn)生了較大的變化。首先是印章鈴蓋方式的變化，由原來抑壓于封泥變?yōu)檎河∩j蓋在紙絹之上，使印面形式由陰文為主轉變?yōu)橐躁栁臑橹?同時，印體也逐漸增大，印紐變成了“印把子” ，印章的佩帶功能亦隨之而消亡；印章文字亦因各種因素的影響，逐漸演變成后來宋元的“九疊篆”。以上的變化，至唐代基本完成。宋元以來的日常實用印章，盡管在使用上、數(shù)量上并不一定遜于以前，但其審美的意義卻日漸退化，尤其是宋元明清的官印，日趨規(guī)整、板滯，趣味索然，促成了印章實用與藝術的分離。
根據(jù)中國古代實用印章發(fā)展的各個時期的特征，我們大致可以將其分為轉斯期為萌生期(股商至春秋)、定型期(戰(zhàn)國)、鼎盛期(秦漢魏晉)、 變化期(南北朝至隋唐)、式微期(宋元明清)五個時期。必須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式微”，一是指其對古代印章優(yōu)秀傳統(tǒng)的偏離; 一是以后來篆刻藝術的目光對此階段實用印章的審視。在日常實用印章日趨衰頹的同時，文人士大夫卻對印章及其形式產(chǎn)生了興趣，遂而導致了后來印章的復興，并使之獨立于實用范圍之外而成為一種藝術形式，并且一直發(fā)展到今天。
本文節(jié)選自新《篆刻學》。本書由李剛田、馬仕達這兩位當代實力型的著名篆刻家、印學家擔任該書的主編，書法篆刻理論家辛塵擔任此書的責任編輯，負責籌劃組織和最后的編稿統(tǒng)籌工作，聘請了十余位當代印學研究專家共同參與，組成班子，分章節(jié)撰寫。從印章的發(fā)展史的具體事件和篆刻創(chuàng)作中的具體技法，以及篆刻欣賞、品評的實踐，其指向是對篆刻藝術原理的梳理與研究，書中的一切具體內(nèi)容以及整體構架都將服務于、服從于這個核心，總的特點是從理論層面上對篆刻藝術的研究。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