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秦始皇統(tǒng)一了中國并引入了皇帝的概念之后，中國君臣之間的身份差距隨著封建皇權的不斷加強也在被持續(xù)拉大。
到了明清時期，外廷群臣對于皇權的約束竟然近乎于沒有，滿族大臣更是對著皇帝自稱奴才，這讓文臣的地位降到了谷底，也代表著封建官僚中的中央集權制達到了頂峰。
其實皇權之所以要不斷打壓文臣的權力，也和歷史上的多次權臣專政有著直接關系，歷朝歷代都不乏有著極強權利欲的大臣把持朝政的事件，這些人輕則禍亂朝綱，重則篡權奪位，因此，在位之人也不得不想盡辦法限制他們的權利。
不過歷史上還是有不少君臣之間的關系相處得十分融洽，皇帝給予了大臣足夠的信任，大臣也用一生來報答君主的知遇之恩。
這里面最為人熟知的莫過于被稱為“君臣之盛軌”的劉備和諸葛亮，北宋的王安石和宋神宗其實也是如此。
北宋作為終結了晚唐亂世的朝代，其創(chuàng)始人趙匡胤在一生中見識到了五代時期的種種亂象，其也對國家的集權建設有著極為深入的思考。
他意識到之所以在整個五代時期政權交替頻繁，并不僅僅是因為地方將領權力過大，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缺乏統(tǒng)一的政治綱領。
關于趙匡胤加強中央集權的手段可以說家喻戶曉，他通過兩次“杯酒釋兵權”，向同他征戰(zhàn)多年的老將士們訴說心中的苦悶，以及坐上皇位的不安，進而罷去禁軍將領及地方藩鎮(zhèn)的兵權。
趙匡胤的這一舉措極大程度上加強了中央集權，解決了自唐朝中期以來便存在的地方節(jié)度使擁兵自擅的局面。
趙匡胤還鼓勵百姓務農(nóng)經(jīng)商等日常行為，并將地方官與富商之間的官商勾結解決了，保證了農(nóng)民的權益，促進了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
趙匡胤的這些舉措不僅恢復了自五代以來國家以及百姓所受的戰(zhàn)爭創(chuàng)傷，還讓國家呈現(xiàn)出了相對穩(wěn)定繁榮的局面。
由于趙匡胤本身就是靠著陳橋驛兵變從后周手里奪取政權的，因此其對于皇權的穩(wěn)定性極為重視。
在考察之后，趙匡胤認為之前被大一統(tǒng)王朝奉為正統(tǒng)的儒家文化在皇權建設方面依然有著積極的意義，因此他在設定北宋政治制度的時候對于儒家發(fā)展尤為重視，北宋的文官地位也達到了封建時期的頂峰。
趙匡胤作為人杰，其對于自己的政治眼光還是非常自信的，因此他為后人立下了幾條家法，即北宋政府的施政準則。
這些內容在北宋前期確實為朝廷帶來了不少好處，快速終結了地方割據(jù)的亂象，但是社會環(huán)境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和周邊游牧民族政權的崛起，北宋政府逐漸陷入了外交內困之中。
由于趙匡胤家法的存在，北宋的幾位繼任者雖然有改變的想法，但是他們卻沒有推翻趙匡胤的勇氣，這也讓北宋的一些政治問題持續(xù)發(fā)酵，比如冗余官員太多，浪費了大量的政府收入，以及禁軍戰(zhàn)斗力不斷下滑等等明顯的弊端。
在位十六年的趙匡胤，為宋朝的繁榮發(fā)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他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以及外交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北宋第六位皇帝宋神宗繼位為君的時候，北宋在北方地區(qū)和西北地區(qū)持續(xù)受到遼國和西夏的壓力時，雖然他可以選擇用支付歲幣的方式為北宋帶來短暫的和平。
但比起得過且過的前幾任皇帝，宋神宗顯然還是有扭轉這一局面的決心的。
按照《宋史》的記載，宋神宗在年少的時候是以孝順和知禮節(jié)在眾多皇子中脫穎而出的，他對于皇族長輩以及自己的先生都十分尊敬，這讓他贏得了賢德的名聲。
按理說這種儒家體系下成長起來的乖孩子應該會恪守祖宗家法，但宋神宗卻并不是這樣。
據(jù)《宋史·食貨志》記載，治平二年時，北宋政府的財政已經(jīng)入不敷出了，每天都在依靠榨干百姓來填補國庫，而農(nóng)民實在不堪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折磨，選擇與朝廷作對，發(fā)動暴亂。
這是一向以賢德著稱的宋神宗選擇否定宋太祖、宋太宗皇帝所制定的家法，他認為前人的這種想法在他們的年代也許適用，但宋朝發(fā)展至今，曾經(jīng)的家法已經(jīng)不再適合現(xiàn)在的時代了。
于是宋神宗勇敢地打破了傳統(tǒng)觀念，他深信能夠拯救北宋的只有改變家法這一途徑，這樣才能實現(xiàn)富國強兵，緩和階級矛盾，挽救封建統(tǒng)治的宏圖大業(yè)。
有人說宋神宗是因為見到王安石才有了變法的打算，其實這種說法并不正確。
在王安石入京為官之前，宋神宗就曾經(jīng)對文彥博說現(xiàn)在朝廷財用不足，這是沒有辦法處理邊境問題的，其言下之意便是希望文彥博能夠給出富國強兵的途徑，但顯然文彥博沒有做好準備。
宋神宗還曾經(jīng)設想，設立一個專門貯存絹布的倉庫，然后用里面的絹布購買遼兵的腦袋，雖然這個念頭有些滑稽，但是宋神宗求變的心態(tài)卻也展現(xiàn)無疑了。
宋神宗繼位的時候，北宋正處于王朝的平穩(wěn)期，雖然沒有趙匡胤所建立的王朝初期的上升勢頭，但是國家整體上還是比較穩(wěn)定的，一些隱藏的問題還沒有到爆發(fā)的程度。
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北宋外廷的文臣大多抱著保守的心態(tài)，因為在現(xiàn)行制度下文官的地位穩(wěn)固，其后人也能得到自己的蔭庇，作為既得利益者的他們自然不會有改變這一切的打算。
在這種時候就需要有心懷天下的理想主義者出來打破僵局了，王安石無疑就是上天賜給宋神宗的那個人。
王安石從小的時候就展現(xiàn)出了罕見的天才，他不但文筆出眾，而且對政治問題有獨特的思考和見解。
最重要的是王安石同宋神宗的想法一樣，他也認為眼下的北宋已經(jīng)發(fā)展不下去了，百姓流離失所，人心渙散，朝中百官只管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再這樣發(fā)展下去，北宋遲早會滅亡。
于是王安石帶著一顆滾燙炙熱的心想要為百姓謀求幸福，為國家謀求安定，與宋神宗展開了一段千載難逢的君臣之誼。
王安石的書法作品
有史料記載，有人在閱讀王安石的文章后認定這是《孟子》中遺漏的篇章，這個故事雖然是用來證明王安石出眾才華的，但是也可以從側面說明他的政治理念和先賢孟子十分接近。
而提出民貴君輕理論的孟子在儒家學者中是比較務實的存在，他對于百姓也有更多的關懷，這些在王安石日后的新政中都有所體現(xiàn)。
因此王安石對于當時北宋的政治局面自然是十分不滿的，但是他還是沿襲祖輩的足跡通過科舉進入到了北宋的官場，并因為才華被安排在京城做官。
但王安石當時就已經(jīng)有了變法的打算，因此他主動去到縣城做了縣令，放棄了進京做官的機會，并在那里試行了許多變法舉措，興辦水利、擴建學校，當?shù)氐慕?jīng)濟文化發(fā)展得到了顯著得提高，變法在小縣城內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效果。
在神宗上位之后，他開始在臣子中尋找與自己志同道合的存在，他很快就注意到了敢想敢做的王安石。
宋神宗在看到王安石的文章之后，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個人和自己的政治理念十分接近，便立即接見了王安石。
在對王安石進行深入了解之后，宋神宗認定王安石就是能夠幫助自己實現(xiàn)變法大業(yè)的那個人，便授予了其宰相的地位。
要知道北宋不想實施變法的文武百官們思想非常保守，他們在得知神宗要與王安石攜手變法的時候，迅速抱團站出來反對實行變法，給王安石制造了成千上萬次的困難與阻礙，但是好在宋神宗用盡一切辦法支持王安石的變法舉措，為熙寧時期新政的推行打開了局面。
從封建皇權建立之后，君臣之間的關系便逐漸走向了失衡，在西漢時期，霍光還有廢立皇帝的權力，但是到了唐宋時期，外廷的大臣已經(jīng)逐漸變成了皇帝的家臣。
他們對于皇權的限制作用逐漸喪失，除了魏征等諍臣之外敢于指責皇帝的人少之又少，這種趨勢下大臣們的地位越來越低，皇權也完全壓制了外廷。
不過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關系卻是北宋時期的一股清流，王安石雖然是因為得到了宋神宗的賞識而登上相位的，但是他并沒有像宋徽宗時期的奸臣蔡京那樣成為一個樂于阿諛奉承的小人，而是做起了宋神宗的老師，在交流的時候兩人的地位也是極其平等的。
作為一個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理想主義者，王安石的最終政治理想便是輔佐出一個像堯舜那樣的千古明君，而宋神宗也有做好皇帝的覺悟，這也是兩人能夠長期合作的關鍵原因。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王安石除了在工作中極力輔佐宋神宗之外，對于宋神宗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非常關注的。
在他做宰相不久之后，就曾經(jīng)給宋神宗寫了一道奏章，他在里面告誡宋神宗一定要遠離聲色犬馬，因為那會讓他德行受損，并且有被小人蠱惑的隱患。
看到這里相信大家一定認為宋神宗是被王安石抓住了什么把柄，但事實卻恰恰相反，那時的宋神宗勵精圖治，生活也十分簡樸，并沒有沉溺于聲色的跡象，王安石寫這封信的目的其實是這樣的：
然圣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后敢從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不為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于此。
由此可見，王安石對于宋神宗的要求之高，不過宋神宗作為皇帝，能夠在被大臣如此管制的情況下依然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從中我們也能看到兩人之間的絕對信任以及對理想的孜孜追求，這樣的君臣組合在歷史上并不多見。
當然兩人的書信中也會討論工作上的問題，當時他們面對的政治局面其實并不寬松，一來北宋財政軍事方面積弊嚴重，二來保守派大臣和部分皇親國戚對于變法很不支持，他們的壓力也是很大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宋神宗和王安石都希望能夠盡快讓變法取得一定的成果，因此宋神宗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選拔人才。
在極短的時間里北宋朝廷沒有辦法考核這些人的德行，這讓部分有才無德的小人進入了北宋官員的隊伍之中。
王安石在一封奏章中就提到了這件事情，他認為宋神宗不應該起用這樣的人，但是他并沒有進行進一步的批評，因為他知道當前的局勢，這也是非常時刻的非常之舉。
事實上后來王安石也提拔了不少這樣的官員，這也成為了他后來被南宋文人攻擊的一個重要方面。
不過我們也看到了宋神宗和王安石這一對君臣在面對問題的時候沒有選擇相互包庇，更沒有推諉責任，而是選擇了共同面對，這也充分體現(xiàn)出了兩個人內心的堅定與正直。
最關鍵的是，王安石在受到宋神宗支持的時候，并沒有產(chǎn)生濫用權力的想法，而是始終心系北宋變法事業(yè)。
在王安石受到指責的時候，他第一時間想到的也是這會破壞宋神宗的名聲，兩人之間的信任和關心由此可見一斑。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宋神宗和王安石之間的關系和劉備孔明之間并無二致，他們都是為了政治理想共同努力的存在。
這種有著堅定信念的理想主義者在任何時代都值得我們銘記和學習。
注：
本文參考自《王安石傳》，梁啟超著；商務印書館201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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