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紅樓夢》是一部什么書，是一部多么難讀懂的書；不管“新紅學(xué)”，“舊紅學(xué)”，“索隱派或考證派”；不管“紅學(xué)家”的研究成果有多大，不管“紅學(xué)”的爭論有多么激烈，大家卻有一個一致的觀點，那就是解讀《紅樓夢》之謎的金鑰匙，還是在《紅樓夢》文本當(dāng)中。
也就是說，作者用“曲筆”，用“春秋筆法”，“把真事隱去”，用“假雨村”言，“披閱十載”，“增刪五次”而寫就的這部“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其中真味”，還是應(yīng)該在作者的小說文本中去尋找的。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紅樓夢》，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賈寶玉”和“林妹妹”，這確是實在的。
我因有些閑散的時間，也還在年輕的時候讀過幾遍《紅樓夢》，也有一些“讀紅”心得，“讀紅”體會等等，也經(jīng)過了多次的思想斗爭，決定還是拿出來和一些朋友“討論討論”，“交流交流”，也算“以文會友”吧。也不怕有識之士的笑話了。就算“班門弄斧”，我也正好可以打發(fā)一些我的閑散的時間。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這就算是我的開頭話吧。
一：“甄士隱”和“假語存”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在書中一開始就提出了“真事隱去”和“假語存焉”（“假語村言”）的問題。 看來在當(dāng)時，這的確是個很大的問題。
但作者的“真事隱去”和“假語存焉”到底是一種創(chuàng)作方法還是在故意設(shè)下謎面，以便讓我們后來的讀者去索隱、探佚、考證等？這對我們今天的讀者來說卻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紅樓夢》是一部小說，是一部不同于千百年來“皆蹈一轍”的“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奸淫兇惡不可勝數(shù)”的小說。是一部不同于那些“更有一種風(fēng)月筆墨，其淫穢污臭，荼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shù)，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處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的“野史”。也不是“正史”或“家史”。這是作者反復(fù)強調(diào)的。
作者先聲明：《紅樓夢》這部“野史”，“毫不干涉時世”。“大旨談情”。卻又說“上面雖有些指奸責(zé)佞 ，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guān)之處，皆是歌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 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定偷盟之可比。”
既然毫不干涉時世，又何必“指奸責(zé)佞，貶惡誅邪”？又何必批評“淫邀艷約、私定偸盟”？且作者又馬上自題一絕：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并借“太虛幻境”的石牌坊，又寫了一首對聯(lián)：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至此，我們應(yīng)該看出作者寫《紅樓夢》時是有太多的顧慮、無奈和隱喻的。
作者的“真與假”的問題，紅學(xué)家蔡義江先生有一段話，能幫我們來真正解讀：“曹雪芹說的真與假，并非謎底與謎面。而是生活的真實與藝術(shù)的虛構(gòu)。曹雪芹最想告訴讀者的是書中的‘真’，或者說是‘假’中的‘真’，就是隱藏在小說故事背后的作者來自生活的思想、感受。而作品中的‘假’，主要由政治、倫理道德和小說創(chuàng)作的本身規(guī)律所決定的。如作者當(dāng)時是處在一個輿論相當(dāng)嚴(yán)酷的時代，曹雪芹只能虛構(gòu)一個大觀園和元妃省親的故事來寄托他憶昔撫今之感，讓鶯鶯燕燕們扮演各種重要角色。為了避開政治關(guān)隘，聲稱‘毫不干涉時世’。再從倫理道德上說，小說總要臧否人物，有是非好惡，若用真事，任意褒貶親人，將家丑外揚，作者自己先就通不過。”（《藝術(shù)評論》2005年底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