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評論派”欺世盜名冒充“紅學(xué)”35年鬧劇，該收場了（之三）

    三、“紅學(xué)”形成于1914—1923年

    （一）1914年王夢阮和沈瓶庵《紅樓夢索隱》出版

    1914年出版王夢阮和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該書在“例言”及“提要”中寫了如下一些內(nèi)容：

    1、認為《紅樓夢》一書“無一妄發(fā)之語，無一架空之事”

    “例言”中寫道：

    下走不敏，卻于是書融會有年，因敢逐節(jié)加評，以見書中無一妄發(fā)之語，無一架空之事。即偶爾閑情點綴，亦非關(guān)合映帶，點睛伏脈，與尋常小說演義者不同。[1]

    2、對《紅樓夢》中“真”與“假”關(guān)系的看法

   《索隱》認為：

    開卷第一回中，即明言“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云云。可見鋪敘之語，無非假語；隱含之事，自是真事。兒女風(fēng)流，閨帷纖瑣，大都皆假語之類；情節(jié)構(gòu)造，人物升沉，大都皆真事之類。不求其真，無以見是書包孕之大，不玩其假，無以見是書結(jié)構(gòu)之精。[2]

    3、認為《紅樓夢》是紀事之作，而非言情之作

    《索隱》作者認為：

    其書大抵為紀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為時忌諱，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變例出之。假設(shè)家庭，托言兒女，借言情以書其事，是純用借賓定主法也。[3]

    全書以紀事為主，以言情為賓，而書中紀事不十之三，方情反十之七，賓主得毋倒置？不知作者正以有不敢言，不忍言之隱，故于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4]

    《索隱》作者認為：《紅樓夢》是一部紀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為了掩蓋其紀事，從表面看，言情部分所占比例較大，占大約“十之七”，而紀事部分則少些，為“十之三”。為什么產(chǎn)生這種情況呢？是因為《紅樓夢》作者“有不敢言，不忍言之隱，故于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

    4、《紅樓夢》作者能將“真事”隱進小說中，蓋因極為博學(xué)

    《索隱》作者認為《紅樓夢》作者集豐厚的中華文化于一身，曰：

    （《紅樓夢》）作者實有得于經(jīng)旨處，其美剌學(xué)《詩》，其書法學(xué)《春秋》，其參互錯綜學(xué)《周易》，其淋漓痛快學(xué)《孟子》。[5]

    正由于《紅樓夢》作者中華文化的基礎(chǔ)十分雄厚，知識極為淵博，才可能寫起書來十分自如?！端麟[》作者說：

    作《紅樓》必善作八股文，其全書皆創(chuàng)詞造意，點題處不過數(shù)語而已。

    作《紅樓》人必善制燈謎，全書是一總謎，每段中又含無數(shù)小謎，智者射而出之。

    全書中詞曲、詩文、謎語皆關(guān)合事實者多，非漫然為諸兒女作代筆，亦非故為讖語，為假設(shè)之人卜身世也。

    書中以葫蘆廟開始，是作者狡猾處。言將真事隱去，全裝天下后世于悶葫蘆之內(nèi)也。然書中于士隱未去之頃，又言廟被火焚，火化葫蘆?？梢娮髡哂眯模贿^假設(shè)迷藏，仍留一線光明出入于悶葫蘆之外。特閱者墮情網(wǎng)，不復(fù)問咫天中尚有何事，葫蘆深處尚有何人，是以迷障相傳，全不知作者本意。是非葫蘆之過，但打破葫蘆者無人耳！[6]

    《索隱》作者認為：正是由他們“打破”了“葫蘆”，解析出來《紅樓夢》背后之隱。他們能夠挖掘出《紅樓夢》背后之隱，是由于他們了解《紅樓夢》“作者本意”。

    5、《紅樓夢》作者以“梨園演劇法”隱寫“真事”

    《索隱》一書關(guān)于《紅樓夢》的隱寫方法，認為：

    惟將真事隱去，演出一篇大文，敘述賈府上下幾三百人，煞是熱鬧。然本事固甚有限，以假例真，儻拘拘一事一人，僵李代桃，張冠不得李戴，則全書不但人多無著而且顛倒錯亂，牽合甚難。作者惟以梨園演劇法出之，說來方井井有條，亦復(fù)頭頭是道。蓋上下數(shù)百人中，不必一一派定腳色，或以此扮彼，或以彼演此，或數(shù)人合演一人，或一人分扮數(shù)人，或先演其后半部再演前半部，或但用之此一場即不復(fù)問其下一場。如此變動不居，乃見偌大舞臺佳劇迭更，名伶百出，無擁擠復(fù)雜之病。[7]

    《索隱》作者認為：《紅樓夢》采取“隱”寫“真事”的方法是“梨園演劇法”——可以一人演數(shù)人，也可數(shù)人扮一人。

    6、說明書中隱事，聞于“京師故老”，為說明隱事，采取“注經(jīng)考史法”

    那么，《索隱》作者認為《紅樓夢》中隱寫怎樣的人和事呢？寫道：

    請試言之，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8]

    《索隱》作者對于《紅樓夢》中所隱寫之人之事，從何得知的呢？曰：“嘗聞之京師故老云”，并說：對于這些事件“雖不見于諸家記載，而傳者孔多，決非虛妄?！?/font>[9]

如何來向讀者說明該書是隱寫的清世祖與董鄂妃之事呢？《索隱》作者云：采取的是“注經(jīng)考史法”。即“有異聞，有歧說，為疑義，并著而出之，亦注經(jīng)考史法也。”[10]

    需要說明的是：王夢阮和沈瓶庵認為的隱事——順治帝與董小宛之事，后來被歷史學(xué)家孟森《董小宛考》批駁。孟森指出：順治出生之年，董小宛已十五歲?！绊樦伟四晷撩露眨⊥鹚?，是年小宛為二十八歲，……而清太祖猶十四歲之童年。蓋小宛之年長以倍，謂有入宮邀寵之理乎？”[11]證明王、沈的索隱是錯誤的。但就王、沈二人的主觀態(tài)度來說，還是嚴肅認真的，更可貴的是他們不僅將“京師故老”的傳說記錄下來，而且將依據(jù)什么方法推斷出來的傳說——也作了記錄。這種解謎的方法也正是作者曹雪芹將真事隱寫入“假語村言”的方法。這些“解謎之法”“京城故老”是怎樣得知的？——可能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嗎？這就無法考證了。不管怎樣，王、沈記錄下來的“解謎”方法，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二）1917年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出版

    蔡元培于1917年出版《石頭記索隱》。該書認為：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12]

    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行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guān)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推為蓀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玉逢魔魘而推為胤礽，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為余國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guān)而推為健庵，以寶琴之名與孔子學(xué)琴于師襄之故事有關(guān)而推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質(zhì)言之。[13]

    關(guān)于蔡元培是如何具體索隱的，僅舉幾例來介紹：

    闡證本事，以《郎潛紀聞》所述徐柳泉說為最合，所謂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金筆記》謂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以寶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是也，尤與鄙見相合。

    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余也。

    寶玉在大觀園中所居曰怡紅院，即愛紅之義。所謂曹雪芹于悼紅軒中增刪本書，則吊明之義也?！衷弧肚樯洝芳啊讹L(fēng)月寶鑒》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又以古人有清風(fēng)明月語，以風(fēng)月影明清，亦未可知也。

    書中女子多指漢人，男子多指滿人。不獨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子是泥作的骨肉，與漢字、滿字有關(guān)也。我國古代哲學(xué)，以陰陽二字說明一切對待之事物。《易·坤卦·彖傳》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于陰陽也。”《石頭記》即用其義。第三十一回湘云說：“比如天是陽，地就是陰?！薄袨殛枺髯右酁殛?；女為陰，奴才亦為陰。本書明明揭出。[14]

    對于這種索隱，通常稱“康熙朝政治狀態(tài)說”。蔡元培的“索隱”結(jié)論已經(jīng)過驗證，是完全錯誤的。但他所認為的書中充滿了隱喻還是正確的。書中為了將“真事”“隱”于其中，比喻的確極多。

    （三）1921年胡適《紅樓夢考證》出版

    胡適于1921年出版了《紅樓夢考證》。這部書批評了《紅樓夢》研究中的索隱、附會的研究方法。他在第一部分便列舉了三派索隱觀點。其中第一派為王夢阮和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第二派為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他認為：“若想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處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xué)。”[15]

    胡適主張怎樣研究《紅樓夢》呢？他說：

    其實做《紅樓夢》的考證，盡可以不用那種附會的法子。我們只須根據(jù)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范圍。[16]

    關(guān)于《紅樓夢考證》的研究方法，胡適總結(jié)為：“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和求證。”這實際是源于杜威實驗主義哲學(xué)思想的形而上學(xué)的研究方法。

    胡適經(jīng)過考證，認為：

    《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里的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懂得這個道理，便知書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17]

    關(guān)于《紅樓夢》的性質(zhì)，胡適認為：“……《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杰作。那班猜謎的紅學(xué)大家不曉得《紅樓夢》的真價值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上面……”[18]

    關(guān)于《紅樓夢》“本子”問題。胡適將有正書局戚序本八十回《石頭記》與程偉元一百二十回《紅樓夢》作了比較，認為：“《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紅樓夢》。這是無可疑的。”[19]

    關(guān)于《紅樓夢》作者及家世，得出如下六條結(jié)論：

    （1）《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頫的兒子，生于極富貴之家，身經(jīng)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帶有文學(xué)與美術(shù)的遺傳與環(huán)境。他會做詩，也能畫，與一班八旗名士往來。但他的生活非常貧苦，他因為不得志，故流為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

    （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生于此時，或稍后。

    （4）曹家極盛時，曾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闊差；但后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

    （5）《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chǎn)傾家之后，在貧困之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當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紅樓夢》即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故賈府在“長安”都中，而甄府則始終在江南。）[20]

    （四）1923年正式冠以《紅樓夢》“考索”研究以“紅學(xué)”之名——稱“索隱”之法為“舊紅學(xué)”，“考證”之法為“新紅學(xué)”

      1923年出版俞平伯《紅樓夢辨》一書，顧頡剛為該書寫“序”。正式對“考索”冠以“紅學(xué)”之名，并以“新”與“舊”二字將兩者相區(qū)別。他說：胡適《紅樓夢考證》和俞平伯《紅樓夢辨》的出版，標識著“舊紅學(xué)的打倒，新紅學(xué)的建立”。[21]

    顧頡剛所指的“舊紅學(xué)”，即蔡元培、王夢阮等人的索隱研究。顧頡剛所指的“新紅學(xué)”則是胡適、俞平伯等人的考證派自傳說。

   余英時認為“新紅學(xué)”與“舊紅學(xué)”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努力去解開《石頭記》（《紅樓夢》）小說背后所隱寫之“真事”（“史”）。不同點在于：“各有其立足點：前者認為《紅樓夢》的背后隱藏著‘家恨’，而后者則以為它的真實背景是‘國仇’。” [22]

   無論“新紅學(xué)”，還是“舊紅學(xué)”，都不涉及“小說評論”。當時的人們，包括《紅樓夢評論》的作者王國維在內(nèi)，都不認為“小說評論”可與“考索”（“紅學(xué)”）相混淆，而將其排除于“紅學(xué)”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