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長歌行》之后，又有一部電視劇把背景設(shè)在了唐朝，它就是《御賜小仵作》。雖然只是一部網(wǎng)劇，但這部劇的人物演技、劇情等方面還是頗有值得稱道之處的。
與《長歌行》把故事背景設(shè)在唐初不同，《御賜小仵作》的時間背景選在了中晚唐的唐宣宗時期。
眾所周知，中晚唐因為藩鎮(zhèn)割據(jù)，局面混亂，皇帝大多受宦官掣肘，行事居然要看這幫死太監(jiān)的臉色，沒有唐太宗李世民的豐功偉績，也沒有唐玄宗李隆基的文藝風(fēng)流，所以很少有人會把小說、影視的背景選在這個時期。
然而，有一位皇帝，他身處中晚唐時期，卻備受關(guān)注，在中晚唐一眾庸碌無為的皇帝中，顯得十分“鶴立雞群”。
這個人，就是唐宣宗李忱。
唐宣宗是唐憲宗李純的第十三個兒子，原名李怡，受封光王。
原本，皇位是李怡這輩子都可望不可及的東西。
他的生母鄭氏，原是鎮(zhèn)海節(jié)度使李锜的侍妾。在李锜之亂平定后，她作為叛臣的家眷，沒入宮廷，成為唐穆宗生母郭貴妃的侍婢。鄭氏后來被唐憲宗臨幸，這才生下了李怡。
生母身份卑賤，讓李怡的人生蒙上了一層陰影。同樣身為皇子，他與兄長唐穆宗的地位可謂是天壤之別。
唐穆宗死后，他的三個兒子敬宗、文宗、武宗依次繼位，光王李怡也因此成為三朝皇叔。雖然是長輩，李怡論年齡卻跟三個侄子都是同齡人，甚至敬宗、文宗都比他年長。
另外，由于李怡從小比較木訥，沉默寡言，“宮中皆以為不慧”，在外人看來似乎腦子不太靈光，因此三位侄子沒少戲弄他，還送了他一個羞辱性的稱號“光叔”。
尤其是武宗，性格豪放，不拘小節(jié)，更看不上這位傻子光叔，對他非常無禮。
然而，誰都沒有想到，武宗臨終之際，這位早已經(jīng)淪為旁支的傻子光叔居然成為了新君。據(jù)《資治通鑒》記載:
及上疾篤，日不能言。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皇子沖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更名忱，應(yīng)軍國政事令權(quán)句當(dāng)。'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wù)，咸當(dāng)于理，人始知有隱德焉。
意思是，武宗病重時，說不出話來。于是宮中的宦官集團趁機以武宗的名義下詔，以諸皇子年幼為借口，冊封光王為皇太叔，并將其改名李忱。其后，皇太叔李忱召見文武百官，哀容滿面；處理政務(wù)，無不合理。大家這才發(fā)現(xiàn)這位“傻子光叔”并不傻，先前傻乎乎的樣子不過是裝給世人看的。
這段記載似乎是在告訴世人，宦官集團擁立李忱，是覺得他腦子不靈光，好控制。等到他們把這位傻子光叔推上位后，才發(fā)現(xiàn)自己被欺騙了。
如此看來，李忱上位純屬僥幸。
其實，這段記載恰恰是李忱登基后刻意制造出來的假象，以掩蓋他上位的真正內(nèi)幕。
會昌六年（846年）四月，也就是李忱即位的次月，他迫不及待地將一名叫孟秀榮的宦官召回京師長安。據(jù)《孟秀榮墓志》記載:
（會昌）五年九月七日，（孟秀榮）為王妃連累，貶在東都恭陵，已奪朱紱。六年四月廿七日，奉恩命，追賜綠，在南衙。大中元年正月三日，除內(nèi)養(yǎng)。
而就在一年前，孟秀榮還“為王妃連累”，被武宗貶往東都洛陽。
李忱剛即位，不僅將一名在武宗時獲罪的宦官召回，之后還屢屢提拔，不過一年就“賜緋魚袋，著番高班”，著實令人不解。
若非這位名叫孟秀榮的宦官對其有大恩，必不會讓唐宣宗李忱如此大力獎擢。
然而，李忱雖由宦官集團所立，但當(dāng)時孟秀榮遠在洛陽，顯然談不上對新皇有直接的擁立之功。
這說明，早在孟秀榮被貶之前，他和李忱就已經(jīng)熟識了。
有意思的是，孟秀榮還在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擔(dān)任過“鳳翔府仇將軍小判官”。
然而，憲宗時期鳳翔鎮(zhèn)并無姓仇的節(jié)度使。
中唐以后，鑒于宦官擔(dān)任的神策左軍中尉與右軍中尉以及各地監(jiān)軍使也常被稱為“將軍”，所以，孟秀榮墓志中提到的這位“仇將軍”，很可能是一位宦官。
而據(jù)《新唐書·宦者上》記載，一代權(quán)宦仇士良，在憲宗元和年間，恰恰有過“出監(jiān)鳳翔、平盧等軍”的經(jīng)歷。
換言之，墓志中的仇將軍極有可能是文宗和武宗時期權(quán)傾天下、囂張跋扈的大太監(jiān)仇士良。
孟秀榮不僅擔(dān)任過仇士良的下屬，更是屢屢受其提拔，顯然是仇公公的心腹。
李忱甫一登基，地位尚未穩(wěn)固，就如此逾矩獎拔仇士良的心腹，明顯不是巧合。
盡管仇士良本人已死于會昌三年，但從他退休時尚有大批黨羽送行的情況來看，其人雖早死，但仇氏余孽的勢力依然不小。
由此推之，至少在武宗末期，唐宣宗李忱已經(jīng)與仇士良的勢力搭上了關(guān)系。
而孟秀榮在會昌五年被貶東都，很可能是他窺伺內(nèi)廷動靜，與李忱聯(lián)絡(luò)的事露出了馬腳。
那么，孟秀榮“為王妃連累”，被貶洛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王妃，即唐武宗李炎的寵妃王才人。
《舊唐書》中關(guān)于王才人的事跡缺失，毫無記載。
而據(jù)歐陽修的《新唐書》記載，“武宗賢妃王氏”，能歌善舞，早在武宗還是潁王時，就被當(dāng)時的皇帝唐穆宗賞賜給了兒子做侍妾。武宗即位后，王氏“進號才人”，備受寵愛，一度差點登上皇后寶座。
武宗病重之際，曾問這位寵妃在自己駕崩后怎么辦。而王才人當(dāng)時回答，一旦皇帝駕崩，她必將為之殉葬。
武宗崩殂后，王才人自盡而亡，似乎用行動證明了自己的誓言。
很可惜，歐陽修記載的這個故事終究只是個故事，并非事實。
武宗時期的名相李德裕，在自己的《文武兩朝獻替記》中則留下了另一種記載:
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以嬌妒忤旨，日夕而殞。群情無不驚懼，以謂上成功之后，喜怒不測。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王才人之死遠沒有“貞婦貴殉夫，舍生亦如此”般的凄美，反而充滿了血腥與殘忍——她是因觸怒了自己的丈夫唐武宗而慘遭賜死的。
李德裕與王賢妃生活在同一時期，又是唐武宗最信任的宰相，他的記載顯然比歐陽修和司馬光不知道從哪里看到的小說野史要靠譜得多。
而且，據(jù)李德裕的記載，武宗賜死王賢妃的時間在會昌五年十月，也就是孟秀榮“為王妃連累”，被貶東都的次月。這兩件事在時間上如此接近，恐怕并非巧合。
而隨后即位的唐宣宗李忱，追贈這位看似與自己毫無關(guān)系的王才人為賢妃，還以厚禮下葬。
李忱與武宗早有嫌隙，關(guān)系非常惡劣，即位后不僅盡反會昌之政，更是公然抹黑丑化武宗的形象。若是王才人與他毫無關(guān)系，又怎會獲得追封與厚葬？
如果結(jié)合文宗楊賢妃的事跡來看，這件事則會顯得更清晰明朗。
唐文宗李昂病重時，其寵妃楊賢妃曾與當(dāng)時的宰相牛黨大佬楊嗣復(fù)及知樞密的宦官劉弘逸勾結(jié)，試圖擁立文宗的另一個弟弟安王李溶即位，保證自己榮華不墜。
如此看來，王才人被賜死與孟秀榮被貶極有可能是由同一件事引起的——他們與李忱勾結(jié)，為其在宮中活動，試圖在武宗死后擁立李忱為帝。
武宗察覺了他們的異動，所以將孟秀榮貶出京師，對寵妃王才人想必也少不了警告。所以，當(dāng)王才人“以驕妒忤旨”時，他才會毫不留情地賜死她。
而王才人與李忱勾結(jié)，不僅是為了在武宗死后背靠他這棵大樹好乘涼，也是為了報復(fù)宰相李德裕。
帝欲立為后，宰相李德裕曰：'才人無子，且家不素顯，恐詒天下議。'乃止。
武宗曾想立王才人為皇后，卻被李德裕勸止，必然導(dǎo)致李德裕與這位寵妃結(jié)怨。如此，王才人勾結(jié)宦官擁立李忱，也就理所當(dāng)然了。
由此可見，李忱將王才人追封為賢妃，不僅是為了酬賞功臣，更是為了掩蓋王才人的真正死因，進而掩蓋自己在會昌末年勾結(jié)宦官集團篡位的陰謀行徑。
武宗能夠繼承大統(tǒng)，當(dāng)時的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功莫大焉。然而，武宗對仇士良“內(nèi)實嫌之，陽示尊寵”，一直找機會削弱他的勢力。
會昌三年六月，在武宗和李德裕君相二人的威壓下，仇士良被迫以閑官歸家養(yǎng)老，不久后又死得不明不白。次年，武宗更是下詔削去了仇士良的官爵，抄沒了他的家產(chǎn)，也算是替“甘露之變”中那些慘死于仇士良之手的官員們報仇雪恨了。
除了仇士良的余黨們，想必當(dāng)時很多人都會為武宗這一行為拍手叫好。
然而，詭異的是，大中五年（851），李忱居然為仇士良這種臭名昭著的死太監(jiān)平反了，還命人寫了神道碑，給他歌功頌德！
此前，李忱已經(jīng)給“甘露之變”中除了李訓(xùn)、鄭注外的全部殉難官員平反昭雪了。
一邊為“甘露之變”的殉難者平反，一邊又替罪魁禍首昭雪，李忱這波操作可以說是非常分裂了。
除了給仇士良撰寫神道碑外，李忱對仇氏余孽也非常照顧。仇士良的五名養(yǎng)子，在大中一朝全都官運亨通。
世間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仇士良不僅作威作福多年，手上更是沾滿了宗室與朝臣的鮮血，以李忱這種吝惜名聲與官爵的皇帝，若非仇公公的余黨們?yōu)樗麏Z位立下了大功，李忱又豈會“飲水思源”，冒著被人詬病的風(fēng)險，去給這樣一位罪行滔天的權(quán)宦平反？
自始至終，李忱能夠上位，原因從來都不是宦官集團貪其庸暗，覺得他好控制。
在會昌六年的這次帝位更替中，李忱不僅沒有兩《唐書》和《資治通鑒》記載得那么清白無辜，反倒是積極結(jié)交被武宗和李德裕打壓的各種勢力。
除了宦官集團和嬪妃外，還有朝臣中的不少敗類。如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本人與牛黨關(guān)系密切，李德裕不計前嫌提拔他，他卻與宦官集團勾結(jié)，把卑劣無恥的李忱扶上了帝位，換來了宰相之位。
大中初期，白敏中更是與李忱狼狽為奸，制造冤獄，刻意陷害對自己有恩的李德裕，導(dǎo)致后者一貶再貶，最終凄涼死于遙遠的崖州。
李商隱有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一代賢相李德裕遠貶，大中朝的皇帝李忱刻薄猜忌，心胸狹隘，宰相大多是無德無能之輩，大唐大概真的是日薄西山，只剩一抹殘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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