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千條喝酒的理由易，找一條不喝酒的理由難。凡是喝酒的人不得不承認這是經典的總結。
置身酒場，鬧嚷嚷，亂紛紛，唾沫與煙霧齊飛，面頰共紅酒一色。被酒精點燃的熱情猶如錢塘之潮次第而來；然后是杯盤狼跡，曲終人散；然后在飯店酒吧、蒼蠅館子門前，上演臉抹紅霞、腳踩高蹺、語無倫次、氣沖斗牛的酒后百態(tài)。
都說喝好不喝醉，但好的標準常常被扭曲得天大海寬，激情有多高，標準就有多高。在情不自禁、身不由己、半推半就后，便開始赤膊上陣，勇往直前。勸酒者大多是東道主，似乎不把客人喝醉就不足以表達熱情，最好能夠在客人喝酒的歷史上創(chuàng)個紀錄，留下痕跡。當然也有“借花獻佛”的人，或例行禮數(shù)以表達心意，或斗酒貪杯以取樂助興。所以，朋友聚會，官方宴會，喜事大事慶賀會，無酒不成席，無酒不盡興。你即使拿出治療胃潰瘍的藥物，或者伸出滿是輸液針眼的手背，也不能降低別人勸酒的力度，大有“逼良為娼”之意。此時，勸酒者雖無傷害他人身體的直接故意，卻有過失的嫌疑。前久，我們縣一位姓蔡的醫(yī)生在大關縣與同學聚會，豪情之下醉死他鄉(xiāng)，參加喝酒者都負了責任，據(jù)說連旁桌過來的敬酒者也未脫干系。想想真不知為了啥？
國人喝酒有著悠久的傳統(tǒng)，典籍記載得最多，也最為人稱道的是文人飲酒的故事。在傳統(tǒng)文學藝術領域里，那些燭照古今的靈感，那些哺育心靈的篇章，那些行云流水的書畫，總是與酒有著曖昧的聯(lián)系，甚至讓我們的閱讀都聞到了溫潤的酒氣。
李白相信“自古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杜甫以為“醉里從為客，詩成覺有神”。低調的陶淵明吟詠“俯仰各有志，得酒詩自成”。隨和的楊萬里高呼“一杯未盡詩已成，涌詩向天天亦驚”。曹操慨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蘇軾“把酒問青天”尋求人生的答案。就連不勝酒力的李清照也“東籬把酒黃昏后”，怎奈“濃睡不消殘酒”。鄭板橋不抵求畫者美酒狗肉的誘惑而自嘲：“看月不妨人去盡，對月只恨酒來遲。笑他縑素求書輩，又要先生爛醉時?！蓖豸酥頃r揮毫而作的《蘭亭序》“遒媚勁健，絕代所無”，而至酒醒時“更書數(shù)十本，終不能及之”。李白眼見懷素醉書狂草“吾師醉后依胡床，須臾掃盡數(shù)千張”。這種風氣延續(xù)到現(xiàn)代，典型代表莫過于郁達夫“大醉三千日，微醺又十年”。
醉酒，讓文人們獲得了藝術的自由，迸發(fā)出靈感的火花，創(chuàng)作出傳世佳作。但是，如果李白杜甫們目不識丁，或腹內草莽，即使通宵達旦地飲酒，爛醉如泥地張狂，也擠不出半點墨水，更不用說什么傳世之作了。況且，他們推杯把盞，流觴而歌，俯仰唱和，喝酒的形式何其雅致俊逸，文化永遠是主菜，美酒只能是佐料而已。當然，古代文人喝酒也有斯文喪盡的丑聞，只不過被他們的文學藝術豐碑所遮蓋，后人也有意無意地避諱。
反觀當今酒場，大多只有酒而沒有文化，就連東施效顰般的文化樣式也干脆省略，只剩下赤裸裸的草莽氣概和流氓習氣，以及病體懨懨黯然神傷的“酒仙”不厭其煩地談及當年的海量。酒文化的扭曲和變異已到了墮落的地步，假若杜康有知，當懺悔造酒的罪過。
酒，這種甲醇與水混合而成的透明飲料灌溉于我們肉體，催生的卻是我們的豪情。
它炙熱而又冷酷，溫柔而又兇悍，沉淪而又激蕩，在極端中跳躍，在中庸里逃遁。我們想擺脫它的糾纏，卻又不自覺地沖入它的泥沼，它讓我們陷入請客時及盡勸酒之能事、做客時百般推杯的悖論，它像一個幽靈蟄伏于我們的潛意識中，成為我們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載體。
由于大眾文化樣式的貧乏和文化底蘊的淺薄，社會風氣的功利、浮躁和虛偽，喝酒成為我們最簡單的文化消費和最便捷的精神寄托。因此，當我們想撕掉層層面具還原真實自我的時候，想掙脫各種羈絆獲得心靈自由的時候，想在物質享受中尋找精神皈依的時候，想用感官的刺激打破平淡生活的時候，甚至我們想躲在“酒后吐真言”的背后說謊的時候，我們不約而同地端起酒杯，在醉態(tài)中掩耳盜鈴，在清醒中自欺欺人。
盡管一種文化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一人所為，但我們應該記住孔子“惟酒無量，不及亂”的教誨、周公旦“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于酒”的警告、朱肱“雖可忘憂，然能作疾”的勸戒、袁宏道“以巷醪燒酒醉人者為小人”的呵斥，并試著把它們作為我們少喝酒或不喝酒的理由，以逐步培育文明健康的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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