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李白研究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由于學術思想的解放，研究隊伍的不斷壯大，中國李白研究會的建立，多處李白紀念館的建設，使李白研究呈現(xiàn)出空前繁榮的局面，并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
（一）李白全集的校注、整理等基礎性研究工作
20世紀的前70年，李白全集的校注、整理工作，幾乎是空白。直到進入80年代之后，才相繼出現(xiàn)了四部李白全集校注著作。
20世紀第一部李白全集校注、整理著作為瞿蛻園、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朱金城，1921年生，南京人，畢業(yè)于上海交通大學，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中國李白研究會副會長。長期從事古籍整理工作，著有《白居易集箋?！??！独畎准Ｗⅰ芬郧∧觊g王琦注本為底本，輔以宋本、蕭本、繆本及唐宋重要總集及選本進行校勘。注釋及評箋部分，以楊齊賢、蕭士赟、胡震亨、王琦四家注為主，旁搜唐宋以來有關詩話、筆記、考證資料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加以箋釋補充與考訂其中謬誤。
《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安旗主編，薛天緯、閻琦、房日晰參與編寫）?？狈秶c前書大致相同，而特色則在于編年。該書將李白詩文按編年詩、文和未編年詩、文分別排列，編年詩文約占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八十五。注釋簡明，多及詩中的題外之旨。主編安旗及其弟子是本時期研究李白的一支生力軍。安旗，1925年生，四川成都人，西北大學中文系教授，曾任中國李白研究會副會長。安旗原為文學評論家，后轉(zhuǎn)為研究李白，著述甚多。除《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外，安旗和他學生的著作尚有：安旗《李白縱橫探》《李白研究》《李白詩新箋》《李白傳》，安旗、薛天緯《李白年譜》，安旗、薛天緯、閻琦《李詩咀華》等。這些著作對李白的生平及其作品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取得了一些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研究成果。
第三部校注著作為詹锳主編，葛景春、劉崇德、詹福瑞等八人參編的《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該書以靜嘉堂宋本為底本，輔以明正德影宋咸淳本、元刊蕭本、何校陸本等十六種刊本并唐、宋、元、明重要總集及選本進行校勘，是首部帶有集校、集注、集評性質(zhì)的整理本。注釋部分，分題解、注文、串解三部分。對較長詩文，都加上題解，說明寫作背景、撰寫時地以及詩文義旨。注文主要參照楊、蕭注和王琦注，但首次對舊注作了全面清理，以簡明出之。舊注不確之處，換為新注，所引古書，一律核對原書，并注明篇名、卷數(shù)。為使讀者弄清詩句上下的串連和取義，注文部分采納了朱諫《李詩選注》及清人《李詩直解》等書，分段串講。集評部分收錄了著者所能搜集到的歷代對李白詩文的評論材料。備考一項收集了古人和今人對作品的不同解釋意見，以備研究者參考。
以上三部書的共同特點是：對李白詩文進行了全面整理，集?？薄⒆⑨?、評箋為一書，并廣泛采納了新的研究成果，體現(xiàn)了20世紀后期李白研究的水平。
第四部為郁賢皓《李太白全集校注》（鳳凰出版社，2015）。此書體例略同于《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其?？?，以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影印靜嘉堂文庫藏宋蜀刻本為底本，參校以蕭本、郭本、胡本、繆本、王本、咸本以及唐宋重要總集。其注解，主要分為題解、注釋、評箋三部分。此書在體例上不同于此前各家整理本的是，在許多詩末，整理者都加了按語，或就詩的寫作年代、背景，或就詩意提出個人意見，有的帶有明顯的概括各段大意或?qū)θ右澡b賞的性質(zhì)，融入了整理者數(shù)十年研究李白的心得。就李白作品的注釋而言，此書乃是后出轉(zhuǎn)精之作。
還有一部李白詩歌的新注本，即管士光《李白詩集新注》（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4）。此書注釋難字、難詞，不列書證，解詩不串講，習見地名、官名不出注，注典章制度、史實等說明史料來源，但亦不引原文，惟典故及脫意前人的語句皆注明出處，并征引原文。由此可見，此書注釋追求簡明，而且在李白生平、詩歌作年以及疑難語詞的注釋上，充分吸收了該領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工具書的整理與著錄也是李白研究基礎性研究工作的一部分。這一時期有兩部具有很高參考價值的工具書問世：一是《李白資料匯編（金元明清部）》，一是《李白大辭典》?！独畎踪Y料匯編（金元明清部）》的資料來源包括金、元、明、清時期的總集、別集、詩文評、詞話、筆記和方志等，收錄內(nèi)容包括總評、作品研究、生平事跡的記述與考證以及吟詠憑吊之作等。該匯編是一部搜集廣博、內(nèi)容豐富的李白資料書，有很高的參考價值。《李白大辭典》分生平、作品提要、交游、詩文中地名、版本、研究著作、研究學者、海外研究、勝跡、名篇鑒賞十個部分，是我國第一部既為讀者提供李白的各種基本知識，又反映出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工具書。
（二）李白生平事跡的研究
這一時期，李白生平事跡的研究仍是李白研究的熱點之一，詹锳、安旗、喬象鐘、裴斐、郁賢皓等人在此方面用力較多。研究內(nèi)容涉及李白的出生地與家世、李白的長安之行與洛陽之行、李白的經(jīng)濟來源等。李白在四川、安陸、安徽、山東的行蹤等方面，著述亦多。關于李白行蹤的考辨，仍以長安之行為討論的焦點。有傳統(tǒng)的一入長安說，裴斐主編《李白詩歌賞析集》中的《李白年譜簡編》、《李白選集》仍持此說。詹锳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校注匯釋集評》對二入長安說亦持審慎的需進一步研究的態(tài)度，因此在《李白全集編年校注匯釋集評》中，未作二入長安的編年；但是詹锳為林東?！对娙死畎住匪鶎懶蜓灾?，就采納了二入長安說。
二入長安說以郁賢皓的研究最為用力。郁賢皓，1933年生，上海人，1961年畢業(yè)于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并在該校任教，曾任國務院古籍整理規(guī)劃小組成員、李白研究會會長。郁賢皓主要致力于李白生平與交游的研究，其著作《李白叢考》收錄有關李白生平和交游的考證文章十三篇，考證與李白交游人物40多人。該書力主二入長安說，并考訂李白一入長安的路線、居京時間與遭遇以及二次入京是由玉真公主推薦等。該書及《李白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還對《蜀道難》《行路難》等詩作了重新系年。在此基礎上，2015年出版的《李太白全集校注》對能夠編年的作品作了新的編年。
自稗山《李白兩入長安辨》發(fā)表后，研究界對“二入長安說”贊同者日多，如《李白集校注·后記》（朱金城）、《李白年譜》（安旗、薛天緯）、《詩人李白》（林東海）等。有的學者也對二入長安說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葛景春認為，李白開元年間入的京不是長安，而是東都洛陽，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開元二十三年洛陽獻賦說。此外，學界尚有三入長安說，該說由李從軍在《李白三入長安考》一文中提出，該文認為：李白于天寶十一、二載三入長安。此說得到安旗補證，并體現(xiàn)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一書中。胥樹人《李白和他的詩歌》一書，也采納了這一意見。
關于李白生平事跡的論文，有兩篇應該特別提出。一是傅璇琮發(fā)表于《文學評論》2000年第5期上的《李白任翰林學士辨》，辨析翰林供奉與翰林學士在天寶時實為兩種不同身份、不同職務，李白所任是翰林供奉而非翰林學士，糾正了李白為翰林學士之誤。另一篇是張才良1993年發(fā)表于《中國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上的文章《李白流夜郎的法律分析》。舊說李白流放夜郎，未到即被放還。張文認為李白被判的是唐律中最為嚴厲的三年“加役流”，李白到夜郎不久便得到赦免，相對于“役三年”來說，他應該是“半道承恩放還”。此說依據(jù)的是唐律，因此是有說服力的。
（三）李白思想、性格及藝術成就的理論研究
這一時期對李白思想、性格、藝術成就的理論研究，學術思路開闊、視野宏大，取得了不少理論創(chuàng)新性成果。老一輩學者，仍堅持通過解讀李白的詩文、剖析作品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來分析李白的思想、性格與其詩歌藝術成就，既立論平實、資料翔實，又多有新的發(fā)現(xiàn)，如裴斐的《李白十論》、羅宗強的《李杜論略》、喬象鐘的《李白論》。
裴斐（1933—1997），四川成都人，1954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于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曾任李白研究會副會長，著有《李白十論》《詩緣情》等?！独畎资摗妨⒆阌诜治隼畎酌鎸ι鐣畈厥褪冀K不肯放棄兼濟天下理想的思想與性格矛盾，力排李詩是盛世之音的觀點，加上他在文章《李白個性論》提出的李白詩悲中見豪的觀點，在李白思想與性格的研究中可謂獨樹一幟。
羅宗強，1931年生，廣東揭陽人。1961年本科畢業(yè)于南開大學中文系，1964年研究生畢業(yè)，任教于南開大學，曾任李白研究會副會長。羅宗強主要從事古代文學思想史研究，李白研究主要見《李杜論略》，另有《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自然范型：李白的人格特征》《也談李白與〈長短經(jīng)〉》等重要文章。羅宗強在《李杜論略》中回顧了歷史上較有影響的李杜優(yōu)劣論，認為“不揚此抑彼，不妄比其優(yōu)劣，但卻可比較其特色”才是李杜研究的正確思路，而對李杜詩歌從內(nèi)容到形式的系統(tǒng)比較，是一個無盡的認知課題，也是系統(tǒng)深入研究兩位偉大詩人的重要途徑。而其散見的數(shù)篇文章，著重點在李白的思想之形成對其人格的影響，尤其是李白“自然范型”之說，無疑是開創(chuàng)性的。
在這一時期，還有幾位古代文學研究大家，雖然不專門從事李白研究，但其發(fā)表的李白研究文章，卻都很有建樹，影響很大。袁行霈注重李白詩歌文本的文學研究，分析其詩歌意象、境界與風格，《李白詩歌風格與意象》《李白詩歌與盛唐文化》《李白的宇宙境界》等文，為李白詩歌藝術分析做出了范式。周勛初的研究則從具體問題著眼，文史結合，發(fā)掘李白生平所帶有的文化背景及其內(nèi)涵，《李白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之考察》《李白思想中的'異端’因素》《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斷》《李白兩次就婚相府所鑄成的家庭悲劇》等文，發(fā)人所未發(fā)。
中青年學者則吸收西方文化學及心理分析與意象分析等方法，注意從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中研究文學現(xiàn)象，給李白研究帶來了新的面貌。如葛景春的三部李白研究專著，《李白思想藝術探驪》（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李白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群玉堂出版公司，1991）、李白《李白與唐代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都是從文化學角度來探析李白思想和詩歌藝術的。無論是《李白思想藝術探驪》和《李白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從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等角度解讀李白思想和藝術特色的形成，還是《李白與唐代文化》從唐代的時代特色、藝術審美的角度來剖析唐代浪漫、自由的時代精神對李白詩歌的影響，葛景春的研究方法都具有啟發(fā)意義。此外，還有張瑞君《李白與盛唐詩新探》、陶新民《李白與魏晉風度》、楊海波《李白思想研究》、孟修祥《謫仙詩魂》等。
這一時期，探討李白詩歌藝術特色和藝術風格的文章比較多，取得成就最為突出的是李白詩體研究。李白詩分古風、樂府、歌行和律詩、絕句等幾類。最早研究古風的文章應是朱偰1941年發(fā)表于《國書月刊》第1卷第6期的文章《李白〈古風〉之研究》、詹锳《李白詩文系年》附錄《李白〈古風五十九首〉集說》。八十年代研究古風的文章主要有喬象鐘《論李白的〈古風〉》、房日晰《論李白的〈古風〉》、張明非《試論李白的〈古風〉》、郁賢皓《論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但這些文章多討論古風是否為一時之作和對其題材內(nèi)容的分析，還主要不是詩體研究。在李白詩體研究中最有創(chuàng)造性成果的是樂府與歌行的研究。關于李白樂府，詹锳《李白樂府探源》指出“太白樂府，或模舊制，或創(chuàng)新篇；因革之端，往往可指”，故該文依照郭茂倩《樂府詩集》分類編排李白149首樂府詩，指出李白樂府哪些是衍古辭，哪些是擬古題、古辭，哪些是古題新意，哪些是古意新辭，哪些是變體，哪些是唐當代體，“各著淵源，以明通變”，開了李白樂府研究先河。
20世紀70年代以來研究李白樂府的文章甚多，然著眼于詩體研究的主要是喬象鐘發(fā)表于《文學遺產(chǎn)》1982年第3期的《李白樂府詩的創(chuàng)造性成就》、傅如一1994年發(fā)表于《文學遺產(chǎn)》第4期的《李白樂府論》、葛曉音1996年發(fā)表于《唐代文學研究》第6輯的《李白樂府的復與變》。喬文論述了李白古題樂府或擴充原來題意、或別立新意及在舊題下創(chuàng)造出新的作品的特點，并把繆本中的79首歌吟類作品視為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傅文亦把李白歌吟類作品作為新題樂府，評價為：“他的五十三首新題樂府詩有力地說明，李白是唐代新題樂府的開創(chuàng)者。”傅文還對李白挖掘、整理、加工和創(chuàng)新樂府舊題作了全面概括：即修改舊辭、依題立義、為失辭古題樂府增補新辭、對立意欠佳的古辭另鑄新辭。葛文從李白樂府詩內(nèi)容和表現(xiàn)藝術的復變關系入手研究李白樂府詩，深入探討了李白樂府詩復古和變革關系的三種類型：在體制、內(nèi)容及藝術方面恢復古意；綜合并深化某一題目在發(fā)展過程中衍生的全部內(nèi)容，或在藝術上融合漢魏、齊梁風味再加以提高和發(fā)展；沿用古題，而在興寄及表現(xiàn)形式方面發(fā)揮最大的創(chuàng)造性。這些文章應該是這一時期李白樂府研究中最有分量的成果。薛天緯近年來一直致力于唐代歌行研究，撰有《唐代歌行論》專著，其中李白的歌行研究是該書主要內(nèi)容。他另有《李杜歌行論》一文，發(fā)表于《文學遺產(chǎn)》1999年第6期。文章把歌行定性為緣事而發(fā)的七言自由體抒情詩，并從詩體的角度，著重研究了李白歌行的三種類型：古題樂府、歌辭性詩題的歌行和非歌辭性的歌行。對李白律詩絕句研究的文章，主要有房日晰的《試論李白的五言律詩》《論李白的五言絕句》、葛景春的《李白律詩淺探》等。
（四）李白詩歌接受與經(jīng)典化研究
李白詩歌接受與經(jīng)典化的研究，是這一時期李白研究新開辟的領域。此前關于此方面的研究極為薄弱，如果把版本研究也算入的話，最早的論文應是詹锳《李白集版本敘錄》，其后有羅根澤《李杜地位的完成》，這些應該是最早的李白經(jīng)典化研究。20世紀80年代，有裴斐、劉善良編《李白資料匯編（金元明清部）》，為李白傳播與接受研究做了基礎性的文獻工作。此外有裴斐《歷代李白評價述評》、王仲鏞《楊慎論李白述評》、朱易安《明人李杜比較研究淺說》、楊栩生《唐五代時人論李白述評》等文章，從題目即可看出，多為述評。此一時期李白傳播、接受及其經(jīng)典化的研究，值得關注的是王紅霞《宋代李白接受史》和詹福瑞《唐宋時期李白詩歌的經(jīng)典化》。王書是李白接受史的第一部斷代史，詳細考察并論述了宋代四個時期李白的接受情況。詹文則在張海鷗、譽高槐《李白詩歌在唐五代時期的經(jīng)典形成》文章的基礎上，更為具體地考察了李白在唐宋時期的經(jīng)典化路徑以及李白經(jīng)典意義與價值的發(fā)掘與凝練。
（五）普及著作和作品賞析文章
20世紀80年代以后，李白詩文的普及型讀物和賞析類文章有如雨后春筍，蔚為大觀。李白詩文選注、選譯、賞析的主要圖書有安旗《李白咀華》、馬千里《李白詩選》、毛水清《李白詩歌賞析》、裴斐主編《李白詩歌賞析集》、劉開揚等編《李白詩選注》、牛寶彤主編《李白文選》、張才良主編《李白詩四百首》、詹锳主編《李白詩選譯》、詹福瑞等主編《李白詩全譯》等等。相較于以往以詩注為主的普及式讀物，這一時期的讀物選注對象除詩歌外還兼及李白文章。讀物內(nèi)容除選注外，還增加了作品今譯、作品賞析的內(nèi)容。古詩今譯，是困難較大的工作。詹福瑞等人編寫的《李白詩全譯》，首次把李白全詩譯為現(xiàn)代散文語體，不失為一次有意義的嘗試。
至于這一時期散見于各種書刊的名篇賞析文字，其數(shù)之多，不能確切統(tǒng)計。其功在于普及李白作品，但濫而缺少新意，亦是一弊。
20世紀以來的李白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是，李白研究尚有許多工作要做，待開拓的領域比較廣闊。李白身世和生平事跡有許多尚無定論，有待新的史料的發(fā)現(xiàn)和舊的文獻資料的發(fā)掘；理論研究也有待拓展與深入。目前，李白研究尚缺少一部帶有總結性的李白研究史，如此等等，都說明未來的李白研究仍大有可為。
作者簡介：詹福瑞，教授，博士生導師，原國家圖書館館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文學科評審組成員，教育部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