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創(chuàng)建時期的“挾天子”
（本文刊于《成都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
按著名史學家翦伯贊先生的觀點，東漢靈帝以后，雖然還經歷了少帝、獻帝兩個皇帝和31年的歷史，但因其衰微，“東漢王朝已經等于滅亡了”。[1]正是因為皇室衰微，所以割據和混戰(zhàn)中的軍閥就紛紛“挾天子”以自重。中國古代是把統(tǒng)治天下的帝王稱為“天子”的?！抖Y記·曲禮下》說：“君天下曰天子?！薄稘h書》說：“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薄洞呵锓变洝氛f：“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睘槭裁茨兀恳驗楣乓跃龣酁樯袼?，故稱帝王為天子。雖然天子好像權勢很大，但有時當“王臣”的勢力強大時，也可以挾制“天子”而號令天下?！稇?zhàn)國策·秦策一》就有“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的記載，表明強權之臣是可以“挾天子”去達到自己的目的?！皰短熳印睉撌且环N成功的政治策略，而將這種策略發(fā)揮到極致的，就是東漢末年的三國創(chuàng)建時期。
一．董卓、李傕如何“挾天子”
東漢末年首先在事實上“挾天子”的是涼州軍閥董卓和他的部將李傕。
中平六年（189年）漢靈帝死，少帝劉辯繼位，外戚何進輔政。何進與貴族官僚袁紹合謀誅殺宦官，不顧朝臣反對私召涼州軍閥董卓入京。后因謀泄，何進被宦官張讓等所殺。袁紹帶兵入宮，殺盡宦官，控制朝廷。隨后董卓率軍進入洛陽，勢力大盛，得以據兵擅政。董卓把少帝奉迎至皇宮后，挾天子以令諸侯，開始控制整個東漢中央政權。不久，他廢黜少帝，立陳留王劉協(xié)為獻帝，并自任太尉領前將軍事，更封為郿侯，進位相國。又逼走袁紹等人，獨攬軍政大權。
董卓放縱士兵在洛陽城中大肆剽虜資物，淫掠婦女，以致人心恐慌，內外官僚朝不保夕。初平元年（190年）袁紹聯(lián)合關東各州郡興兵聲討董卓。董卓見關東聯(lián)軍勢盛，乃挾持獻帝退往長安，臨行把洛陽的金珠寶器、文物圖書強行劫走，焚燒宮廟、官府和居家，并脅迫洛陽幾百萬居民一起西行，致使洛陽周圍“二百里內無復孑遺”[2]，室屋蕩盡。次年，董卓又授意朝廷封他為太師，地位在諸侯王之上，車服儀飾擬于天子。他還拔擢親信，廣樹黨羽，宗族內外，并居列位，子孫年雖幼小，男皆封侯，女為邑君。又筑塢于郿（今陜西眉縣東渭水北），號“萬歲塢”，積谷可供30 年。初平三年四月，司徒王允與董卓部將呂布合謀，終于刺殺董卓。百姓歌舞于道，“市酒肉相慶”。
李傕本是董卓的部將，在董卓被殺后，與郭汜、張濟等人結盟，成為涼州軍的首領。當是，董卓被誅，李傕等人逃往陜地，得不到赦免，已經準備“解散”了；而謀士賈詡獻策說：“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后也。”[12]李傕等人以為然，于是攻入長安，在擊敗呂布殺了王允之后，控制司隸地區(qū)和涼州東部，挾持漢獻帝，輔政四年，短暫地掌握了漢王朝?！胺顕乙哉魈煜隆憋@然是與“挾天子以令諸侯”一致的。隨后李傕劫持獻帝，郭汜扣留公卿大臣。建安二年（197年），曹操派遣使者仆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殺李傕，夷其三族。郭汜也為其部將五習所殺。經過這場動亂，關中地區(qū)二三年“無復人跡”，社會生活的基本條件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二．袁紹為是否“挾天子”而失策
在東漢末年的軍閥爭奪中，本來最有希望取得勝利的是袁紹，但是他卻一次又一次地錯失了機會。
初平元年(190年)，關東州郡牧守聯(lián)合起兵討伐董卓，出身名門大族，門生故吏遍天下，又有極好人緣的袁紹被推為盟主，自號車騎將軍。袁紹因為反對董卓而名聲大振。董卓被殺后，關東軍內部開始互相兼并。袁紹奪取冀州牧韓馥地盤，自領冀州牧，此后又奪得青州、并州，建安四年(199年)消滅幽州公孫瓚。至此，袁紹已據黃河下游四州，領兵數十萬，成為當時的最大勢力。陳壽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曾評說：“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p>
在袁紹勢力的發(fā)展過程中，他的謀士沮授、田豐均有過“挾天子”的建議；而沮授甚至可以說是三國創(chuàng)建時期關于“挾天子”這一策略的最早提出者。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七月，袁紹得冀州辟沮授為從事，沮授先是建議袁紹“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首北眾，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眾，迎大駕于西京，復宗廟于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 [3]袁紹聽從了其中的軍事建議奪得四州，卻對“迎大駕于西京”的政治建議未予采納。沮授于是又再次建議：
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托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御之! [4]
類似的“挾天子”建議，袁紹的謀士田豐也提出過。史書說：田豐勸袁紹“迎天子”，但袁紹“不納”。[5]
其實袁紹并非不愿意采納“挾天子”的策略，只是因為現(xiàn)在這個漢獻帝“之立非紹意”[6]，是董卓所立，而且董卓在廢少帝、立獻帝的時候袁紹是反對的?，F(xiàn)在又去尊奉這個曾經反對過的漢獻帝，那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嗎！袁紹應該說本是三國創(chuàng)建時期“挾天子”的較早實踐者。早在討伐董卓的初平二年，他就與冀州牧韓馥圖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打的正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算盤，只是因為劉虞“不敢受” [7]而作罷。之后之所以不再愿意“挾天子”，是因為他認為“挾天子”對于他來講并非利大于弊。
《三國志·袁紹傳》注引《獻帝傳》記載了郭圖、淳于瓊對袁紹說的一段話：“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奔词钦f，東漢皇室雖然衰微了，但是漢獻帝畢竟還代表著漢室，那么奉迎天子就是有弊處的：這個皇帝現(xiàn)在是個廢物啊，這么一個廢物你把他接到我們這兒來干什么呢？你是朝拜他呢還是不朝拜他呢？你是請示他呢還是不請示他呢？那你肯定要朝拜、要請示，把他弄來以后大事小事就都要向皇帝請示，皇帝萬一意見和我們不一樣怎么辦呢？是聽他的呢還是不聽他的呢？聽他的顯得我們沒分量，不聽他的不又是違法嗎？所以，“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并不是一個輕描淡寫的問題，而是很現(xiàn)實的問題，梁冀、竇武、何進、董卓等人都是栽到這上面的，袁紹不“挾天子”的考慮并不是沒有道理，何況對于當時的袁紹來講，迎不迎天子是好壞參半，不像曹操是利大于弊。
但是，奉迎了天子后是否真的就如郭圖、淳于瓊說的那樣從則權輕，違則拒命呢？譬如董卓，挾天子時，“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轓，時人號曰竿摩車”、“卓弟旻為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并列朝廷”、“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啟事” [8]；又如李傕、郭汜等，“傕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jié)。汜為后將軍、美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傕、汜、稠擅朝政”、“傕質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傕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zhí)之” [9]。二人挾天子時可以說是為所欲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何來“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由此可見，郭圖、淳于瓊之見識，實在是缺乏政治眼光。
客觀而言，在當時要“挾天子”，的確存在“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的情況。但是，這就要看奉迎天子的是什么樣的人。除非是死心塌地的漢室忠臣，否則，有稱霸一方乃至取喊室而代之者，是決不會為類似情況所束縛的。
袁紹當然說不上是死心塌地的漢室忠臣。所以，當他看到曹操迎奉獻帝遷都許縣后，得到了黃河以南的大片土地，關中地區(qū)的人民也紛紛歸附；更重要的是，曹操撈到了一大筆政治資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漢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的地位，而且將所有的反對派都置于不仁不義的不利地位。曹操任命官吏、擴大地盤、討伐異己、打擊政敵，都用的是皇帝的名義時，十分嫉恨和后悔。袁紹于是利用自己實力尚強于曹操的優(yōu)勢，要求曹操“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10]，但被曹操拒絕了。這時的曹操還不能與袁紹為敵，于是以天子名義冊封袁紹為太尉，希望能緩和一下袁紹的情緒。殊不知曹操這樣做卻是弄巧成拙，史載袁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曹操沒辦法，只好“以大將軍讓紹”，自己當了司空，“行車騎將軍”[11]，袁紹雖然接受了大將軍的職位，但仍然不肯接受鄴侯的封號。他在打敗公孫瓚后的建安四年(199年)六七月間挑選“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12]欲消滅曹操，以便自己稱孤道寡，取漢而代之。其結果是官渡慘敗。
三．孫策也曾想“挾天子”
孫策是孫堅之子，孫權長兄。他是東漢末年割據江東一帶的軍閥，漢末群雄之一，三國時期吳國的奠基者之一。綽號“小霸王”。為繼承父親孫堅的遺業(yè)而屈事袁術，并在討伐割據江東的各軍閥的過程中增強自軍實力，終于統(tǒng)一江東，奠定了后來建立吳國的立國基礎。曹操聞孫策平定江南，嘆息說：“猘兒難與爭鋒也!” [13] 所謂“猘兒”，就是瘋狂的狗。足證曹操對孫策還是有所畏懼的。于是，曹操把從弟曹仁的女兒許配孫策的弟弟孫匡，又讓兒子曹彰娶了孫賁的女兒；并以禮征召孫權、孫翊，命揚州刺史嚴象推舉孫權為茂才，以為安撫。
據《三國志·吳志·孫策傳》記載：建安五年（200年），“曹公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屬諸將，未發(fā)，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雖然少年英發(fā)、肇基江東的孫策因不顧小節(jié)、細行不謹終自捐命壽，而使“襲許，迎漢帝”的妙計為之夭折，但不可否認，當時的豪強們都是看到了“挾天子”的強大政治作用的。
四．“挾天子”最成功的是曹操
曹操“挾天子”策略雖然提出是慢于袁紹，然而行動卻是快于其他軍閥。多數人認為，“挾天子以令諸侯”是曹操政治軍事生涯中的一步棋，而且是最成功的好棋。
初平三年（192年），曹操的謀士毛蚧給割據兗州的曹操一個重要的建議。毛蚧說：
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yè)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強,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業(yè)可成也。[14]
即是說，在當時非常動亂的情況下，需要有一個雄才大略的人來收拾局面。舉眼望去，袁紹、劉表雖然實力強大，卻目光短淺，成不了氣候。要成就霸業(yè)，需要正義和實力，因此，應當奉天子，修耕植，畜軍資。這里雖然說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實質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只不過是站在曹操的立場，將這個話說得好聽些罷了。
曹操立即將毛蚧的建議交付眾謀士討論。當時的漢獻帝經董卓、李傕之亂，雖已逃出長安返回洛陽，卻連自己與群臣的衣食住房都無法解決。這樣的皇帝，沒有哪個看得起，說得不好聽就是個“燙手的山芋”。所以許多人反對毛蚧迎天子的建議。但是，荀彧卻支持毛蚧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御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jié),必不能為累,明矣。[15]
即是說，搞政治斗爭，需要有一面正義的旗幟，歷史上這方面的事例很多，現(xiàn)實也是如此，曹操就一貫是正義的代表，所以事業(yè)能夠發(fā)展?，F(xiàn)在天子在危難中，正是曹操不應錯過的時機。應該尊奉天子以順從民意，大公無私以降服豪強，弘揚正義以招攬英雄。
從各方面利益的權衡，曹操采納了毛蚧和荀彧的建議，接手了漢獻帝這個“燙手的山芋”。興平三年（196年），曹操將被困于洛陽，衣食無著的漢獻帝接到許縣(今河南許昌)，并改興平三年為建安元年。曹操被封為大將軍。于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局面形成。曹操利用皇帝的名義發(fā)號施令，在政治上處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由于連年戰(zhàn)爭，北方的農業(yè)生產遭到嚴重的破壞，糧食極為缺乏，許多軍閥都因為沒有糧食而在戰(zhàn)爭中失利。為了解決軍糧問題，亦為了落實毛蚧“修耕植，畜軍資”的建議，曹操從建安元年開始在許多縣招募流亡的農民，實行屯田。屯田使大批流民又重新回到土地上來，許多荒蕪的農田又逐漸種上了莊稼，殘破不堪的中原地區(qū)的生產得以改變。史載屯田第一年就“得谷百萬斛”，以后繼續(xù)向各地推廣，“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16] 軍糧問題的解決，保證了戰(zhàn)爭的供給。
曹操為了增強力量，廣泛招攬各方面的人才。他多次下求賢令，提倡“唯才是舉”，只要是有“治國用兵之術” [17] 的人，不論其出身如何，都可以提拔重用。所以，在曹操的政權中包括了各階層有才能的人，史書說他是“猛將如云，謀臣如雨” [18] 。
在各地擁兵自雄的軍閥中,曹操不失為一位較有遠識卓見的人物。他的上述舉措，為自己取得了牢固的地位。他正是依靠“挾天子”的優(yōu)越政治地位、雄厚的物質力量和一群謀士猛將的文武才略，才先后大破張繡、劉表聯(lián)軍，擊敗了在淮南稱帝的袁術，擒殺了盤據徐州的呂布，占領了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區(qū)。到建安五年(200年)，發(fā)生官渡之戰(zhàn)，曹操大破在北方唯一可以與其相抗衡的主要敵手袁紹，又乘勝繼續(xù)北進。建安六年(201年)，再敗袁紹于蒼亭。次年袁紹病死，袁氏集團發(fā)生內訌。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利用袁紹兒子袁尚、袁譚互相攻伐之機，襲取袁氏老巢鄴城，占據了袁紹統(tǒng)治的地區(qū)。接著，曹操又平定烏桓，消滅了袁氏殘余勢力，基本統(tǒng)一了北方。
誠然，曹操的“挾天子”策略對他的發(fā)展并非是只有利而無弊的：在當時那種混亂的時期，沒有任何一個割據勢力是希望被朝廷管轄著的，更別說是被另外一個勢力以朝廷的名義來管轄著，所以曹操“挾天子”后，自然而然的成為了那些地方割據勢力的“眼中釘”，而“挾天子”的本身又正好提供了最恰當的口實和證據，于是“漢賊”、“奸雄”等污蔑之詞也接踵而來；對曹操借天子旗號的行為，有實力的軍閥根本不認，所以袁術仍然稱帝，袁紹發(fā)動進攻曹操的官渡之戰(zhàn)，孫權、劉備在赤壁戰(zhàn)中大敗曹操；曹操勢力大盛后，一些仍然忠心于東漢的舊臣對曹操日益篡權非常不滿，如有大功于曹操的荀彧，便反對曹操進爵國公，二人從此貌合神離，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更有吉本、耿紀、韋晃等發(fā)動叛亂，都是其集團內部發(fā)生分裂的表現(xiàn)。但是，比較起來，這些“弊”與曹操成為三國創(chuàng)建時期最早奠定立國基礎的強大勢力集團之“利”，顯然“挾天子”策略應該說是極其成功的。
五．劉備從“挾天子”到“興復漢室”
在軍閥混戰(zhàn)中，還有帶著一支隊伍先后依附許多軍閥且屢敗屢戰(zhàn)的劉備集團。官渡之戰(zhàn)時，劉備正在袁紹部下。建安六年(201年)，袁紹派他攻打汝南，襲擾曹軍后方，被打敗，轉投荊州牧劉表。劉表對劉備雖“以上賓禮待之”， [19]讓他屯兵新野(今河南新野)，暗地卻疑忌戒備。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烏丸時，劉備也曾向劉表建議劫持天子：“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劉)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日：‘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盵20]劉備其實內心是很想自己“挾天子”的，只是因為自己實力不夠，所以只能向劉表建議“挾天子”。后來，劉備“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與孫吳聯(lián)盟，在赤壁大戰(zhàn)中打敗曹操，占領了部分荊州，終于有了一塊立足之地，初步顯示出了三國鼎立的態(tài)勢。
此時，曹操已經牢牢地控制著漢獻帝，劉備不可能再做“挾天子”之夢。于是，在諸葛亮的策劃下，他打出了“興復漢室”的旗幟。建安十九年（214年），劉備奪取益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又從曹操手中奪取了漢中，遂“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 [21]遙“表”于被曹操控制的漢獻帝后就自立為漢中王。劉備之所以要抓住已經名存實亡的“漢”字不放，應該說主要是出于政治策略方面的思考而采取的一種類似于“挾天子”的正確決策。
劉備自稱是“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后”，但《典略》早就指出他不過是“臨邑侯枝屬也”。正如裴松之所說：“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 [22]雖然如此，但是，在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時代，皇權是相當神圣的，正統(tǒng)觀念不僅是地主階級籠絡人心、奪取政權的有力武器，就是中國農民起義者也常加以利用。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就是以“秦王公子扶蘇”的名義發(fā)難的；西漢綠林赤眉起義，也打出“反莽復漢”的大旗。尤其是西漢董仲舒所謂“君權神授”的理論被反復宣傳后，更是如此。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就牢牢地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連占據江東，實力雄厚的孫權也只好“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 [23]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誰打出“興復漢室”的旗幟，就一定可以在政治上處于優(yōu)勢地位。而劉備雖然是漢室遠支宗室而且世數悠遠，但恰好他畢竟是漢室的宗室子弟，說他以“興復漢室”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既不言過其實，又有利于吸引人心，招攬人才。所以，早在“隆中對策”時，諸葛亮就明確地對劉備指出：“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24]這就是要劉備充分利用他是“帝室之胄”這個政治上的有利條件，打出“興復漢室”的旗幟。
從當時的情況看，“興復漢室”并不是沒有可能性。當劉備取得漢中后，跨有荊、益，不僅具備了“隆中對策”所確定的兩路北伐的條件，而且比起劉邦當初從漢中開始征討天下、兼并群雄時的情況和力量更為優(yōu)越。鎮(zhèn)守荊州的關羽出兵攻打襄陽，大敗曹軍，威震華夏，逼得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利”。 [25]這只是一路北伐，竟有如此威力，足證許昌以南的擁漢反曹的力量是相當大的。所以，打好劉備是“帝室之胄”要“興復漢室”這張牌，是劉備集團發(fā)展壯大自己的最佳策略。雖然“興復漢室”的可能性最后沒有變成現(xiàn)實性，但是客觀事實卻的確是劉備集團據此而成為三國鼎立局勢中的一足。
注釋：
[1]翦伯贊：《秦漢史》，第48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2]《后漢書·董卓傳》。
[3][6][7][10][12]《三國志·魏書·袁紹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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