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赤道螞蟻
可以說，文人相輕現象，一直都是存在于中國文人圈中的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從古到今，它的存在和蔓延，對整個文藝界也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拔娜讼噍p”的說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國時期，魏·曹丕在《典論·論文》里曾經指出過，文人之間之所以相輕，究其原因不過有二：一是“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二是“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
然而，導致文人之間產生這種矛盾的根源在哪里？文人相輕對社會的發(fā)展究竟有著怎樣的影響？這樣的矛盾應該如何解決呢？
回首巍巍華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不計其數的文人們?yōu)橥苿託v史的發(fā)展可謂功不可沒，但是文人之間所發(fā)生的悲劇，同樣也叫人心生遺憾。文人們的悲劇概括起來，其實很簡單，無外乎是因為這類人群把事情看得太過明白而已，一介書生又無力改變現實、匡扶正義，這些人整日處于清晰而又混沌的嘈雜世界，為自己編織著夢想，卻也逃避著夢想，他們不懂得如何做到“隱”，這樣的不懂得，才慢慢形成了后來的諸多尷尬。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大多數文人們不但沒有“隱去”，反而爭相攀附，以求登上更高的位置，甚至不惜與自己深惡痛絕的同伙們攪和在一起，在長期持續(xù)的爭斗中，難免會做出一些令人發(fā)指的事情，在攻擊、刺傷別人的同時，也把自己推向了不可挽回的不歸路。
戰(zhàn)國時期的韓非子和李斯之間發(fā)生的悲劇，就是文人相輕方面很突出的一個例證。
韓非子（約前280-前233），戰(zhàn)國時期韓國人，此人出身于韓國貴族世家，曾經和后來在秦國飛黃騰達的李斯同為荀況的學生，兩人曾結下深厚的友誼。韓非子有一個實質性的缺點，或許是因為天生結巴的緣故，向來都不善言辭，但是能寫一手很棒的文章，在行文著書方面，連李斯也自認不如他。
韓非子曾經上書韓王，建議實行變法，結果他的建議并沒有被采納，后來只得退而著書立說，希望能過達到闡明其思想的效果。于是，他先后著有《孤憤》、《五蠹》、《說難》，這些出類拔萃的著作再傳到秦國，秦王讀后大為欽佩，并且立馬要召見韓非子，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便借機告訴秦王，這些著作正是自己的同窗韓非子所作，于是秦王下令攻打韓國，韓王只得委派韓非子出使秦國。
韓非子的這次出使，顯然是他一生事業(yè)的頂點，卻未曾想，這也是促就他人生悲劇的一個致命點。
韓非子綜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術”治；慎到的“勢”治；并提出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統治術，羅織成了一整套極端專制主義的政治理論。可見，韓非子對秦國的貢獻、對歷史的貢獻絕對是不可替代。
事實上，這樣一個一心忠心耿耿為秦國效力的人，并沒有得到善終。據正史和野史記載，關于韓非子的結局一共有兩種說法：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描述：秦王得到韓非后，自然高興得徹夜難眠，但是為他實在找不出一個合適的位置，好端端的一個人才，并沒有真正的合理利用。而秦國的大臣李斯和姚賈出于對韓非子才情的嫉妒，隔三差五地跑到親王面前詆毀韓非子，日久天長，自然就說軟了秦王的耳朵根子，“是也信，不是也信”的親王慢慢也開始動搖了。
后來的秦王就像歷史上所有的暴君那樣，“只做正確的事和不正確的事”，在韓非子這個問題上，竟然偏偏做了不正確的事，他下令將韓非子關進監(jiān)獄，不久，滿腹經綸的韓非子就在獄中服毒自殺了，而給他送去毒藥的人，正是昔日同窗李斯。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云陽”。按司馬遷的意思，韓非子的死因很是明了，那就是李斯的嫉妒和陷害。“文人相輕”實屬罪過。
之于韓非子的死因，另一種說法是西漢的劉向在《戰(zhàn)國策》提到的：楚、燕、代等國曾經想聯合起來對付秦國，秦王與大臣們商議，姚賈自愿出使四國，姚賈的出使制止了四國的聯合行動，回秦后得到重賞。而此時的韓非子對這件事很是不滿，于是便去秦王面前說姚賈的壞話。韓非子一方面攻擊姚賈用秦國財寶賄賂四國君王，是“以王之權，國之宜，外自交于諸侯”；另一方面又揭了姚賈的老底，說他是“世監(jiān)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并且多次在親王面前說重賞這種人是不利于“厲群臣”的。
后來，秦王召姚賈質問，姚賈對答如流。說以財寶賄賂四君是為秦利益考慮，如果是“自交”，他又何必回秦國；姚賈對自己的出身也毫不隱諱，并列舉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為例，說明一個人的出身低賤和名聲不好并不礙于效忠“明主”。他勸秦王不要聽信讒言，于是秦王以為韓非出于一己之利詆毀姚賈，遂下令誅殺了韓非。
那么，按照這種說法，韓非子的死似乎又是咎由自取，因為妒忌別人而最終害了自己。“文人相輕”確實害人不淺。
然而，如果把韓非子之死僅僅歸結為“文人相輕”，于情于理也未免失之于輕薄。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除了人的道德原因之外，必定還有復雜的政治文化因素，并且在事件的深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不過有一點是不必爭論的，那就是韓非子和李斯之間的文人關系，這才是導致悲劇發(fā)生的導火索，說道德也好，說政治也罷，曾經處于核心地位的韓非子和李斯，兩人都難辭其咎，說到底，是這種文人關系誅殺了韓非子。
韓非子之死，十分不幸的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不論在任何一個時期，知識分子之間的傾軋，是和政客之間的傾軋一樣的，自相殘殺的教訓同樣都會滴出鮮紅的熱血。
魯迅先生在談到“文人相輕”時，曾經提出過三種“輕”之術：一是自卑，二是自高，三是“只用匿名或由‘朋友’給敵人以批評”。在這三種“輕”里，第二種“自高”，顯然是曹丕所界定的，即“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至于“自卑”和“只用匿名”貌似只是后來的發(fā)展。
我想，大多數文人之所以自卑、自高和批判，完全是圈子影響使然。當圈內幾個文人相聚一起的時候，必定有一個人的才華是略勝一籌的，那么其余的人們自然就會產生自卑情緒，也就是這種自卑情緒，到底就導致嫉妒心的滋生，正是這種嫉妒心，才衍生出文人之間的相輕。“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就像上文中所提到的韓非子和李斯，他們兩個人之所以會相互攻擊，完全是野心所逼，羨慕嫉妒恨終是演變成了攻擊、誣陷。
反過來說，文人們生存在他們自己的江湖上，一些尷尬事也確實難以界定。不過，無處不在的競爭機制，雖然加劇更加緊張的人際關系，但是為文藝事業(yè)的進步和發(fā)展也起著強有力的推動作用。文人相輕，對于文人來說，是存在于現實生活中的一個頑疾，只有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找尋到合理的突破口，以競爭求發(fā)展，進而來尋找到一種平衡的狀態(tài)，只有這樣，“文人相輕”才可以逐漸向“文人相親”轉化；也只有這樣，我們的文藝事業(yè)才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生機勃勃、百家爭鳴的和諧景象。(參考文獻：三國.魏.曹丕 《典論.論文》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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