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以來，中國人總是把諸葛亮視為好領導的典型，把他的“錦囊妙計”視為領導者成功謀略的典范，把他的“事必躬親”視為“勤政”。諸葛亮是個好領導，好丞相，這是沒錯的，諸葛亮的妙計也是層出不窮，這也是不錯的，問題是，“事必躬親”到底對不對，好不好？清代名臣曾國藩就很會使用事必躬知、不必躬親的管理手段。他借用眾人的腦力，大膽放權，使下屬產(chǎn)生責任感和自信心，從而激發(fā)下屬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同時也使自己騰出精力和時間來籌劃大政方針。其實曾國藩本來是文人，并不懂行軍打仗之道，他直接指揮過幾次戰(zhàn)役，靖港之役、湖口之戰(zhàn)、祁門之戰(zhàn)，每次都是大敗而歸，差點命喪人手。曾國藩明白了自己不是領軍打仗的人，“用將則勝，自將則敗”，于是他就大膽放權，只致力于運用調度將領，而把具體的軍務一概推給手下將領去做，讓他們放手全權處理軍中事務，絕不插手具體的作戰(zhàn)指揮和部署。曾國藩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能及時糾正自己錯誤的做法，發(fā)現(xiàn)了事必躬親的害處之后，就立即改正，大膽放權，借用下屬的心力，從而保證事業(yè)的成功。曾國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善于放權用人，最大限度地發(fā)揮下屬的潛力，讓下屬放開手腳做事，從而取得事業(yè)上的勝利。由于曾國藩的放權，他的下屬也得到了鍛煉的機會，使得他們的才干得到了充分的發(fā)揮。從曾國藩的幕僚中走出了李鴻章、左宗棠等朝中重臣、封疆大吏；走出了沈葆楨、丁汝昌等地方干才；走出了中國第一批外交官薛福成、郭燾嵩、黎庶昌；走出了中國著名的科學技術人員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賓。有著這些足智多謀的人替他運籌帷幄，曾國藩能不“料事如神”、“用兵如神”嗎？一個人的能力總是有限的，即使統(tǒng)治者“日理萬機”，要把所有的事都照顧過來、都辦好，那也是不可能的。諸葛亮事無巨細、事必躬親，結果“出師未捷身先死”，令后人扼腕嘆息。更何況統(tǒng)治者并不都是全才，真正既有文韜又有武略的人又能有幾個呢？即使是懂得軍事的統(tǒng)治者，由于不是親臨現(xiàn)場，無法感知具體情況，也就談不上隨機應變了。僅僅靠坐在千里之外紙上談兵肯定是要誤事的，更何況在過去通信和交通都極不發(fā)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事事都要請旨，那等旨意到達的時候連戰(zhàn)場都清掃完了。所以充分地授權給將領，他們才能因地制宜，靈活運用，最充分地發(fā)揮出他們的才能。如果曾國藩自己不懂打仗，卻又打腫臉充胖子，那只能落下個常敗將軍的名聲了。領導者的權力分配是領導者的一種重要的超脫藝術。一個領導者如果長期陷身于日常瑣事，勢必疏于領導職責。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顧東而西亂，顧西而東擾，事倍功半。有些企業(yè)中的領導人，喜歡把一切事攬在身上，事必躬親，每件事情都想親力親為，從來不放心把一件事交給手下人去做，這樣使得自己整天忙忙碌碌不說，自己還會被公司的大小事務搞得焦頭爛額，而下屬也會因為沒有機會發(fā)揮才能，慢慢變得不會思考和消極怠惰。所以，領導者必須要善于授權、要擇人授權。只有通過對瑣事的超脫，才能做到對本職工作游刃有余，取得較好的領導效果。曾國藩說：“做大事以多尋替手為第一要義?！爆F(xiàn)代企業(yè)管理者應該明白，管理者要做的是選擇適當?shù)娜?，大膽放權，充分放權，把自己從日理萬機中解放出來，讓下屬們充分發(fā)揮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由自己越俎代庖。作為管理者，在公司中并不意味著什么都得管，什么都要干的管理者是什么都干不好的。所以，當管理者發(fā)現(xiàn)自己忙不過來時，就要反思一下自己是否干了應該由下屬去干的事情，就要考慮是否應該合理向下放權的問題。就如俗話所說：“殺雞不用宰牛刀，掏耳朵用不著大馬勺！”要記住，管理者是統(tǒng)帥，不是武將！現(xiàn)代企業(yè)競爭越來越激烈，管理者要委人以事，就要有放手讓權的氣魄。領導者切記：領導者擁有令下屬仰羨的權力，這只是領導者的一個方面，同時，領導者身上還承擔著比一般員工更重的責任。所以，領導者一定要用好權力這柄雙刃劍，不要傷人也不要自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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