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律師分級改革，從“等死”到“找死”
文／重慶智豪律師事務所 石宗初律師
眾所周知的現(xiàn)象是，近50%的律師面臨生存壓力，只有不到20%的律師才談得上所謂的“成功”，也許是筆者朋友圈子檔次不高的緣故，所了解的律師中，很多都在為“下一個案源在哪兒發(fā)愁”，顯然一幅“等死”的畫面。
一石激起波瀾。前幾日，一個陳某某的教授一席講話：律師改革將進行“分級制”，在律師朋友內鬧得沸沸揚揚。筆者感悟，這樣的改革絕對是在給更多的律師“找死”。
曾幾何時，我們總是羨慕國外的制度，這個多好，那個很咋樣，為此不斷的吸收引入，而用在國內后，發(fā)現(xiàn)這樣也不行，那樣也有問題，究其原因，還是單純的“拿來主義”效用。
筆者也羨慕國外的出庭大律師，洋洋灑灑，口若懸河，但僅僅是欣賞而已，絕對不像我們有些著名的教授，但凡留洋過后，必然極力推崇引進國外的制度，而放著華夏幾千年的歷史文化不研究吸取，忘祖背宗自然不敢這樣說，但中國有句古語：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wǎng)，在準備引進這些律師制度前，是不是先看看我們國內律師的現(xiàn)狀。
律師作為自由職業(yè)者，除了受行業(yè)自律外本應無它絆，而現(xiàn)實卻是：公不像公、私不像私。從“公”的方面，屢屢受到體制內的各種制約，卻從不曾享有體制內的任何服務。這里面既有制度設計的原因，也有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認識因素。
在國家制度設計層面，比如刑事訴訟（筆者一直在智豪專業(yè)化刑辯所執(zhí)業(yè)，其他不敢妄談），一方面，國家大談控辯平等，而另一方面，刑訴法對律師的壓制和天平對檢察院控方的傾斜顯而易見，這其中的規(guī)定包括：“宣讀起訴書后控方可以訊問被告人，辯方卻要經(jīng)審判長同意”，“檢察長可列席法院審委會，律師靠邊站”，“檢方抗訴案件必須開庭，辯方上訴卻不一定開庭”，“辯方申訴經(jīng)審查后再決定是否啟動再審，檢方抗訴，一律啟動再審”等等，立法者用他們自己制定的法條絆住了“控辯平等”宣言的腳。在律師權益特別是刑事辯護律師權益屢屢受到侵害的不斷呼吁下，公檢法三家相互配合的單位，一時間又不斷聯(lián)合或單獨出臺“保障律師執(zhí)業(yè)權利”的各種規(guī)章制度，當大部分人在歡呼國家公權機關的恩賜時，我們有沒有冷靜想過：不是控辯平等嗎？我們的職業(yè)保障需要相對方的恩賜還是法律的規(guī)定來賦予？我們律協(xié)是不是也要緊跟著出臺關于“律師在代理案件中保障公檢法三機關權利”的各種規(guī)定？
在傳統(tǒng)認識領域，公檢法三個國家公權力機關，在老百姓眼中本身就代表了公平正義，并且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可是我們是否想過，這幾年不斷出現(xiàn)的冤假錯案，是他們的失誤還是他們的故意為之，而從來沒有聽說過哪個律師讓某一個清白之人蒙冤入獄。但到今天為止，社會大眾仍然寧愿信公而不愿相信作為私權利代表的律師群體。筆者承認部分律師的不檢點行為讓公眾對律師群體產(chǎn)生了誤判，但正如政府每年揪出這么多貪官而我們政府仍然是好政府一樣，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把它作為公權部門改革律師的借口。
有律師文言：律師分級的改革，實際上是在給職能部門牟利。這種方式的改革，必然會跟上培訓、考核等等措施，然后，“權力導致腐敗”的魔咒又一次在實踐中體現(xiàn)，這也許是職能部門深化改革，擴大部門自身GDP增長的絕好機會。對本不屬于公權力體制內的律師，再加上一個“體制的緊箍咒”。
放眼當下的律師案件來源，除了部分做出名氣的律所和律師，更多的是靠拼爹、拼關系。為了接到有限的案件，殺價、亂承諾、給介紹人回扣等等怪象一再上演，辦案過程中也不乏找關系、勾兌等各種亂象，這不但玷污了法律職業(yè)本身的正當性，也在逐步蠶食公眾對法律職業(yè)的正義性認同。更多的律師和律所，在殘酷的現(xiàn)實下被“逼良為娼”，不得不采取一些商業(yè)化方式來尋找和辦理案件，而將法律人本應堅守的法律理念和信仰拋在九霄云外，現(xiàn)實已經(jīng)快將律師逼為了完全的商人。
陳教授一席律師分級改革的講話消息，筆者第一反應是，我們律師在不久的將來，又會被逼為教授。想想數(shù)年前早已作廢的律師職稱制度，“掌握一門外語”、“省級以上期刊發(fā)表文章”，自然會歸納在分級制度考核要求中，于是乎，律所的早晨，律師們不是靜靜在思考案件，而是在大聲朗讀a.b.c；工作時間，律師不是去會見當事人，而是在絞盡腦汁寫論文；開庭時，律師不是在據(jù)理力爭，而是在給法官做法律講座，說不準偶爾還蹦出一兩句英文。
律師是法律的實踐者，學院的教授才是法律的研究人，讓律師放下法律實務不做，而熟練掌握一門外語，寫一些高深的理論研究文章，無疑本末倒置，就好像讓農民放下鋤頭，回家研究“論大米和納米的關系”一樣。筆者絕不是反對律師加強學習，但前提是需要學以致用，讓我們熟練掌握一門外語，難道是給大部分干一輩子都可能不會有涉外業(yè)務的律師在暗示：我們的法律服務市場，即將迎來做不完的涉外業(yè)務的春天。
律師不應有大小之分，也不該有貴賤之別，唯一有權力評判律師的，只有案件的當事人，老百姓心中自然有一桿秤，足以稱出律師的是非曲直。通過了統(tǒng)一法律資格考試后、取得執(zhí)業(yè)證的律師們，好不容易接下一個案件后，卻因為所謂的級別不夠，在放棄案件的同時，也等于放棄了當事人對這個律師的信任，同時增加當事人找高級律師的成本，法律職業(yè)本身具有的公正性、正義性，卻硬生生的要用金錢來衡量。
筆者認為：作為律師群體中的一員，我們可以不是大律師，也可以不是高級律師，但我們唯有做一名老百姓心中的好律師，就是對自身職業(yè)最大的尊重，也是對律師行業(yè)最大的貢獻。
律師分級制度的建立和推進，這絕不是在深化改革借口下的明智舉措，如此，若干年后，又會有陳某某、王某某等著名教授放言：建立農民分級制度，高等農民在富饒地區(qū)耕種，其他農民只能在西部貧瘠土壤挖地；建立商人分級制度，高等商人可以從事十萬元以上的業(yè)務，其他商人只能做兩萬元以內的生意。整個社會，難道唯如此才能“量才而用、層次分明”？
文末，筆者還是用最喜歡的一段話，改編后作為結束語。
“如果說一個國家對律師的尊重，體現(xiàn)這個國家法治的文明程度，那么，在律師制度改革中對律師切身利益的關注，則考驗決策者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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