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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19-04-08
一、“兩論”內容與有機聯(lián)系的整體解讀
《實踐論》與《矛盾論》并非是兩篇內容上不相干的文章，將“兩論”分開讀，不難發(fā)現分別講了唯物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基本原理，但將“兩論”結合起來整體解讀，則可以更深刻地體會到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在于實踐辯證法。下面將簡要介紹“兩論”的基本內容，并在此基礎上闡明它們有機聯(lián)系在一起共同呈現出來的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一一實踐辯證法。
1.《實踐論》與《矛盾論》的主要內容
“實踐”是馬克思哲學的核心概念之一，國內亦有學者把“實踐”看作整個馬克思哲學的基礎，提出了“實踐唯物主義”與“實踐本體論”等觀點。與馬克思的哲學不同，毛澤東的《實踐論》則是一篇認識論著作，更側重于談論實踐對認識的作用以及認識運動的過程、規(guī)律等思想。
《實踐論》開頭就明確指出了社會實踐(生產和階級斗爭)對認識的決定性關系。這是對人類認識的基本來源的綜述，指明了實踐對于認識的基礎性地位。文章明確指出，實踐與認識，二者不能簡單地加以割裂，而應該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tǒng)一.”，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知與行也正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統(tǒng)一起來的。而且，毛澤東的《實踐論》有一定的創(chuàng)作目的——為中國的革命服務，文中也出現了許多與中國革命息息相關的例子：對帝國主義的認識、對戰(zhàn)爭的認識、革命者對革命情況的認識等等。正是結合了這些有著現實意義的例子，毛澤東的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tǒng)一觀才更加具有“中國化”的色彩。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則系統(tǒng)闡發(fā)了辯證法的矛盾思想，將對立統(tǒng)一法則視為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法則。正是在這一“根本法則”的指導下，毛澤東對唯物辯證法進行了整體研究，他從宏觀層面講述了兩種對立的宇宙法則——形而上學與辯證法，前者是用“孤立、靜止、片面”的觀點去看待世界，而后者則是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系去研究事物的發(fā)展，即把事物的發(fā)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也就是把事物“內部的矛盾性”視為事物發(fā)展運動的根本原因。認識到矛盾的普遍性可以幫助我們分析事物發(fā)生的普遍原因，而只有認識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辨別具體事物，解決具體問題，即所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在矛盾的特殊性這問題中，毛澤東著重強調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明確將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的作用界劃為規(guī)定和影響其他矛盾。而事物的性質，就由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guī)定，且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變化而變化。矛盾雙方既是相互斗爭的，也是同一的，這種同一性就表現在矛盾的兩個方面以各自的對立面為前提，雙方既相對獨立又相互依存，也在一定的條件下相互轉化。當然，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對的，斗爭性才是絕對的。在分析矛盾的斗爭性問題時，毛澤東著重分析了有關“對抗”的問題，將其定義為矛盾斗爭的特殊形式。矛盾的對抗性與非對抗性可以相互轉化，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對抗這一形式已經不復存在，我們需要認識清楚對抗與矛盾的區(qū)別與關聯(lián)。
總的來看，《矛盾論》既通俗生動，又具備了相當的理論深度，繼承和發(fā)揮了馬克思、恩格斯特別是列寧的辯證法思想，吸收了以往辯證法研究的積極成果和中國古代辯證思想的精華，結合中國革命的經驗和實踐，全面系統(tǒng)地論述了唯物辯證法的核心——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的各個方面，深刻揭露并批判了教條主義思想中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為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同《實踐論》一樣，毛澤東亦是為了克服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創(chuàng)作《矛盾論》，兩篇著作也都在理論和思想層面上解決了中國革命事業(yè)面臨的突出問題。
2.《實踐論》與《矛盾論》的內在關聯(lián)
有學者認為，《實踐論》是一篇認識論著作，而《矛盾論》則談論了辯證法，二者的致思方向、文本內容都不盡相同，沒有什么關系。但在筆者看來，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實踐論》與《矛盾論》不僅是辯證法與認識論的統(tǒng)一，而且是世界觀與歷史觀的統(tǒng)一，倘若只是單獨地分析兩篇文章，顯然很難揭示《實踐論》與《矛盾論》的聯(lián)系。
從總體上看，兩篇文章都堅持了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都反映了主體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必須固守的原則，即毛澤東在后來明確提到的“實事求是”思想。在以實踐為基礎的認識活動中，人們需要把主觀與客觀、理論與現實統(tǒng)一起來，而在對世界的矛盾分析中，人們也需要認識清楚世間存在的矛盾，并最終在思維方式上自覺地運用矛盾分析法，實現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統(tǒng)一。這些都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髓：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在“客觀事物”中探求“規(guī)律”，最終達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
毛澤東說：“什么叫哲學？哲學就是認識論?！倍秾嵺`論》與《矛盾論》的寫作內容也符合毛澤東的這一論斷，《實踐論》的認識論性質尤為明顯，其副標題就是“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而在《矛盾論》中，我們亦可以發(fā)現，毛澤東講述的就是人們要用“矛盾”的觀點認識、分析這個世界，并在實踐活動中解決某種矛盾。例如，只要找到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通過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的關系，毛澤東更是指明了“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從這些都可以看出，《矛盾論》也具有相當的認識論內涵。
《矛盾論》包含豐富的認識論內涵，而《實踐論》則充滿了辯證法的意蘊。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講述了認識的辯證運動，人的認識是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過程，是從片面的、外部的現象深入內部的、本質的規(guī)律的過程，這種認識過程中的質變正體現了辯證法的規(guī)律。此外，實踐與認識的相互關系也是辯證法的體現：“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通過實踐活動，我們也在不斷地確證真理、發(fā)展真理，從相對真理到絕對真理的過程，再次體現了認識運動的辯證過程。這也正如毛澤東所言：“客觀過程的發(fā)展是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的發(fā)展，人的認識運動也是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的發(fā)展?！鄙鐣嵺`與認識活動都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不斷發(fā)展、不斷深入的過程。這些都體現了《實踐論》的辯證思想。
毛澤東在《實踐論》與《矛盾論》中指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思想根源就在于割裂了世界觀與歷史觀的統(tǒng)一。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是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反映，由此導致了革命道路上“左”傾冒險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和城市武裝暴動等主觀指導中國革命的錯誤。《實踐論》高度強調認識對實踐的依賴關系，脫離人的社會性與實踐性的本質規(guī)定去認識世界，是不徹底的唯物論，是與歷史觀相矛盾的世界觀，不可能科學地認識世界。《矛盾論》也強調，只有在歷史、社會實踐中考察兩種對立的世界觀(宇宙觀)，才能了解它們對立的原因和各自的特點。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明確指出，唯物史觀其實就是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fā)展的科學，這里所言的“現實性”其實就是“社會性”。《實踐論》高度肯定“人的社會性”問題，尤其強調需要將“認識問題”與“人的歷史發(fā)展”這一實踐問題相掛鉤，作辯證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其實就是實踐論，唯物史觀其實就是在物質生產實踐的基礎上展開的一種關于社會歷史發(fā)展的科學認識論。這里所講的“認識問題”包含“對于一個社會或一個革命的認識”，由此可見，《實踐論》高度重視作為認識主體的人，尤其注重對以人作為主體的各種歷史現象的認識過程及其規(guī)律的把握?！秾嵺`論》其實以唯物史觀作為整體的分析框架與理論基石，關于認識過程辯證的分析以及對于認識論體系的概括，都深刻折射出唯物史觀的深刻理論意蘊。
《矛盾論》中關于歷史發(fā)展、矛盾運動等理論的論述也非常鮮明地表現了毛澤東對唯物史觀的繼承與發(fā)揚。例如，唯物史觀充分肯定歷史發(fā)展的階段性和過程性，呈現出鮮明的歷史進步論的理論色彩?！睹苷摗访鞔_指出新陳代謝是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新與舊作為一對矛盾體具有普遍性，即時時存在、處處存在，二者處于不斷的對立性關系格局之中，新舊之間地位的變化，其實表征著事物性質的根本變化。以此為依托，毛澤東對作為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不同階段的“新”、“舊”社會形態(tài)之間的矛盾運動作出了系統(tǒng)分析，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對抗性矛盾關系，并結合中國的社會歷史情境作出了具體分析，形成了指導中國革命的重要理論。
《實踐論》與《矛盾論》中的思想還充分體現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經典唯物史觀命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強調：“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泵珴蓶|在強調認識對實踐的依賴性時也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時代的產物，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在沒有帝國主義實踐的情況下，馬克思也無法預知到帝國主義時代的一些特殊規(guī)律?！睹苷摗吩诮榻B辯證法的宇宙觀時也指出，之所以產生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就是因為社會存在發(fā)生了變化，即當時歐洲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巨大發(fā)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階級斗爭的高漲等，這些都體現了唯物史觀在《實踐論》與《矛盾論》中的基礎性、指導性地位。
如上所述，《實踐論》與《矛盾論》是認識論與辯證法的統(tǒng)一?！秾嵺`論》與《矛盾論》闡述的認識論是歷史的認識論，闡明的辯證法是歷史的辯證法，是世界觀與歷史觀的統(tǒng)一。這兩篇文章的思想都是在把握社會歷史的基礎上，從實踐中分析、總結而來，其共同目的都是指導實踐活動，即以實踐為目的，這些都體現了馬克思強調的“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觀點，用矛盾分析法認識現實，掌握認識運動的規(guī)律。總之，在毛澤東看來，認識源于實踐，以實踐為標準和目的，實踐對認識具有基礎性的作用，實踐與認識相互促進的看法，體現了現代哲學存在論的思路。矛盾論談論的也是世界的存在本質、世界的發(fā)展動力等存在論問題。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既是實踐論的矛盾論，又是矛盾論的實踐論?！彼裕瑢Α皟烧摗眱热莺吐?lián)系進行整體解讀，不難發(fā)現和體會到“兩論”是一塊“整鋼”，內蘊著毛澤東思想極其重要的內容一一一實踐辯證法。毛澤東的實踐辯證法是在反對教條主義過程電創(chuàng)立的高超的哲學智慧，是強調實踐的客觀物質性與主觀能動性相統(tǒng)一的辯證法，它還強調人的認識和實踐活動構成歷史的基本內容，主張理論與實踐、知與行的辯證統(tǒng)一等，具有豐富的內涵。
二、“兩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yè)的重要啟示
《實踐論》與《矛盾論》的影響力無疑是巨大的，這是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的經驗闡發(fā)的哲學理論，也是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強調“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哲學理論需要為現實服務，為現實提供指導，而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目的。毛澤東的這兩篇著作特別是其中蘊含的實踐辯證法至今仍有極大的價值，這不僅僅體現在其思想理論的創(chuàng)新上，還體現在它為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事業(yè)帶來了諸多有益的啟示。
1.重視對哲學基礎理論的學習與克服教條主義束縛
一方面，要高度重視對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學習研究。從《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我們可以發(fā)現，毛澤東在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時做了大量的批注。無論是《實踐論》還是《矛盾論》，都是毛澤東在研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經典著作后所寫下的成果。此外，毛澤東還受到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著作的影響。我們需要產生有創(chuàng)新性的、時代性的成果，但這一定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論修養(yǎng)之上的，對經典文本的仔細、認真的解讀將是我們必不可少的工作。然而，當今一些學者不重視馬克思的某些文本，甚至有人認為只有馬克思思想成熟以后的著作才值得研究，但事實證明，如果不能理清馬克思的思想脈絡，我們很容易誤解馬克思的思想。
另一方面，要注意克服教條主義，與時俱進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我們重視經典文獻的閱讀并非要全盤吸收馬克思的理論、把馬克思的思想奉上神壇，馬克思生活的時代決定了他的歷史局限性，列寧、毛澤東的思想正是從特殊的、具體的、歷史的環(huán)境中產生的，列寧對“帝國主義”的論述、毛澤東對“矛盾”的認識，這都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
總之，我們對經典文本的學習絕不僅僅是對其觀點、論證的掌握，還要學會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思想方法，這才是對哲學基礎理論學習的精髓所在。
2.注重對中國哲學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與發(fā)展
張岱年提過哲學的“綜合創(chuàng)新”思想，如今，也有許多學者在從事“中西馬”融會貫通的工作，事實上，毛澤東的這兩篇文章正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融合的典范。《實踐論》的副標題正是“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在中國哲學中，明代的王守仁提出過“知行合一”的觀點，而毛澤東希望人們能夠實現“知”和“行”的歷史的具體的統(tǒng)一。從古至今，討論“知”“行”關系的人不計其數，毛澤東正是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上闡述了他對“知”與“行”的理解，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fā)展，也是對中國哲學的繼承與發(fā)揚。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提到中國傳統(tǒng)的“相反相成”思想，相反即斗爭性，而相成則是同一性?？梢?，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學說和中國哲學思想有機結合在一起，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法，也是對中國古代辯證法的全新闡釋。
此外，毛澤東還在兩篇文章中列舉了許多有關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例子，如對《三國演義》中“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的認識論式解讀，對《水滸傳》中“三打祝家莊”的辯證法式的分析以及對“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的批判。這些都給人們]提供了新的視角去認識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之間的關聯(lián)。值得強調的是，筆者無意把一種哲學當作另一種哲學的注解，而是希望兩種不同的哲學話語能夠實現溝通與融合，這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所提出的共同要求。
3.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當代中國話語體系的構建
眾所周知，馬克思的著作是基于19世紀德國社會的現實而誕生的，無論是他在《萊茵報》時期寫下的社論，還是對市民社會、異化勞動、私有財產的批判，還是對路易.波拿巴發(fā)動的政變、巴黎公社運動的精彩分析，都體現了馬克思的理論與時代的高度相關性，黑格爾所謂的“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在“兩論”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從寫作的目的看，“兩論”是毛澤東為糾正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創(chuàng)作的；從寫作內容看，毛澤東從中國革命的現實狀況出發(fā)，詮釋了“內因與外因”的關系，毛澤東從革命現狀出發(fā)，既詮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又說明了中國的國情和前進方向。這正凸顯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目的：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結合現實狀況，提出“活”的理論，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通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實際的結合，我們有了對實踐與認識關系的認知、對矛盾的分析、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學說等，這對構建當代中國話語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典范，“兩論”討論的問題與提出的一系列范疇，都是面向中國實踐的，解決的都是中國重大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皟烧摗笨陀^上為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及人民群眾提供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重要話語資源。在與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核心，不僅提出了自己的理論，而且解決了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在關鍵時刻與重大問題上沒有失語，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有力地掌握了話語權。這為今天我們解決“挨罵”問題，構建當代中國語話體系提供了重要經驗和啟示。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實事求是”、“理論聯(lián)系實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三個有利于”、“以人為本”等新的話語，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同，這恰恰是堅持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創(chuàng)新的結果。我們不能固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文本，而要堅持從現實出發(fā)，在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統(tǒng)中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中心去建構當代中國話語體系，這正是“兩論”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作者：趙士發(fā),哲學博士，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研室主任，兼任哲學學院碩士生德育導師；王穎輝,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碩士生
原文載于：《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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