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倪玉平 演講地點：清華大學人文清華講壇 演講時間：二○二三年六月
光明日報
2023-06-17
倪玉平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財政史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運河研究院兼職教授，曾任美國哈佛燕京、UCLA訪問學者，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客座研究員、日本中央大學客座教授?！叭珖倨獌?yōu)秀博士學位論文”獲得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出版《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ca.1644-1911，主編《中國運河志·通運卷》等學術著作。
清代徐揚《姑蘇繁華圖》 資料圖片
中國大運河包括京杭大運河段、隋唐大運河段和浙東運河段，全長3200多公里，有2500多年的歷史。2014年，中國大運河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在目前入選世界文化遺產的900多個項目中，中國大運河以其時間跨度之長、輻射面積之廣、牽涉人口之多，居于獨一無二地位。
2019年，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工程啟動，大運河入選。大運河作為我們的祖先人工創(chuàng)造的偉大工程，是自我溝通、自我發(fā)展的工程，它靈動、實用且包容，充分體現了我們的祖先創(chuàng)造自然、利用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成就。
大運河的歷史
古代中國如何大規(guī)模地運送人員和物資？在較長時間里，在當時的技術條件限制之下，最經濟、最高效、最便捷的方式一直都是水運。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在今天的揚州附近開通邗溝，溝通了淮河和長江。邗溝開通后，吳王夫差用它運兵運糧，北上伐齊，打敗齊國之后參與諸侯爭霸。邗溝的開鑿也被視為中國大運河的開端。
戰(zhàn)國七雄之一的魏國以大梁為首都，大梁就是今天的開封。魏國開鑿了一條鄭州和商丘之間的運河，名為鴻溝，極大方便了魏國農業(yè)的灌溉和商品貿易的往來。楚漢爭霸時，項羽和劉邦以鴻溝為界，中分天下，這也是后來中國象棋里楚河漢界的由來。
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運河整體變化不大，不過由于這一時期北方經常發(fā)生戰(zhàn)亂，導致北方人口大規(guī)模遷移到南方，因此帶來一個很大的變化——隋唐之后南方人口超過北方。隨著人口流入，南方的經濟和農業(yè)得到發(fā)展，中國經濟中心進一步南移，這也直接影響了隨后古代中國的發(fā)展。
隋朝重新統(tǒng)一中國后，隋煬帝計劃北上攻打高句麗，需要源源不斷地從南方獲取財富，因此以洛陽為中心，組織人力開鑿了一條東西走向的大運河，即隋唐大運河。隋朝建都長安，即今天的西安，當時長安至洛陽之間水運航道非常兇險，運糧極為不方便，為解決這個問題，隋煬帝在洛陽附近修筑了很多糧倉，包括洛口倉、回洛倉和含嘉倉等。含嘉倉是當時天下第一大糧倉，根據考古學家對它的發(fā)掘考察，含嘉倉儲糧可達4.6億斤。
關于隋朝開鑿大運河之舉，歷史上有不同的評價。較為常見的觀點是，隋煬帝急功近利，短時間內召集數百萬民工來開鑿大運河，導致民怨沸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所以隋朝二世而亡。還有觀點認為，正是大運河導致王朝權力延伸到江南，江南就變成封建王朝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蓄水池，所以有人評論：“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边€有人認為大運河工程本身很有價值：“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p>
繼起的唐朝享受了隋煬帝修建大運河的紅利，盛唐氣象有很大一部分功勞應該歸于這條大運河。由于從洛陽到長安的運糧難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唐朝皇帝一度越來越頻繁地去洛陽“就食”，就是皇帝帶著一大堆皇親國戚和文武百官去洛陽吃飯。唐高宗在位27年，在洛陽“就食”時間長達一半；武則天在位20年，18年都在洛陽“就食”。唐中宗時期，關中發(fā)生大饑荒，有人勸唐中宗遷都，結果唐中宗堅決反對，他說：“豈有逐糧天子哉！”話雖如此，但實際上唐中宗的父親唐高宗和母親武則天就是曾經的“逐糧天子”。安史之亂后，藩鎮(zhèn)割據，運道受阻。唐德宗時，因為漕糧沒有按時到達，禁軍發(fā)生嘩變。不久，江南的韓滉送來漕糧，知道消息的唐德宗急忙跑到東宮告訴太子：“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由此可見大運河對于唐朝統(tǒng)治安危的重要意義。
北宋王朝定都開封，有效地避開了將糧食運往洛陽和長安的風險，運輸條件得到很大改善，漕運非常高效。北宋時期每年通過運河運抵開封的漕糧多達600萬石到700萬石，是中國漕運史上的巔峰時刻。大量南方物資的到來，促成了北宋開封的極度繁華。后來南宋偏安江南，杭州為首都臨安，獲取漕糧更加便捷。這一時期浙東運河得到了更大的利用。浙東運河連接杭州和寧波，從春秋戰(zhàn)國以來就得到開鑿和利用，南宋的物資可以通過這條運河直達海上，順利開啟海上絲綢之路。
元朝以北京為首都，為保證北京的物資供應，元朝最初采取海運的方式。與此同時，在著名水利專家郭守敬領導下，以隋唐大運河為基礎，逢彎取曲，開鑿京杭大運河，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京杭大運河基本格局。京杭大運河開通后，從南到北有效連接了五大水系，包括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和海河，讓中國北方最主要的河流全部連通起來，這是古人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郭守敬還有一個重要的工程和今天的北京密切相關——他開鑿了從通州到京城的運河，同時又從昌平引地下水供給這條運河。南方的船只可以通過這條運河直接行至北京什剎海，在積水潭碼頭卸貨。元世祖忽必烈看到南來北往的漕船在這條運河上穿梭往來，非常高興，于是賜名為通惠河。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不過他對南京作為都城非常不滿意，他先是想遷都回其老家鳳陽，結果工程修建到一半，又改變了主意，考慮建都開封或西安，甚至派兒子朱標到關中巡視?？上е鞓藦年P中返回后很快去世，朱元璋受到沉重打擊，遷都之事就此作罷。朱元璋曾經的遷都想法，后來被他的兒子朱棣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完成。由于朱標早逝，朱元璋將皇位傳給孫子建文帝。建文帝上臺后，朱棣起兵發(fā)動靖難之役，很快奪取皇位，隨即啟動了營建和遷都北京的巨大工程。朱棣遷都北京，既有個人的政治需求，同時也與當時中國整體局勢的變化密切相關。唐朝以前，中原王朝主要的外部壓力來自西北的匈奴、鮮卑等少數民族，為有效抵御外來壓力，有必要將政治中心和軍事重心放在西北。宋元之后，中原王朝的外部壓力主要來自北方少數民族，所以首都大都選在北京。而為了滿足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所需要的物資，就需要通過大運河連通南方。因此，能夠有效連接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的大運河，也在隋唐時期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fā)展。
朱棣以元大都為基礎，花了14年時間才將北京城修建完成。修建北京城是一項極其浩大的工程。為了完成這一艱巨任務，朱棣下詔天下，從全國各地征調士兵、工匠、物資。這些人員和物資的運輸，大都依靠運河。當時北京城的皇室建筑所需磚瓦，大多來自山東臨清。另外又從四川、云南、貴州等地調集大型木材。北京城工程完工后，大運河又將景德鎮(zhèn)的瓷器、杭州蘇州的絲綢衣物和漕糧運到北京，保障明王朝日常所需。明代著名的來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說過這樣一句話：“北京什么也不生產，但什么也不缺少。”
為保證大運河的通暢，明成祖朱棣還啟動了一項重要的水利工程——南旺樞紐。山東濟寧是整個運河中地勢最高的地方，兩邊落差30多米，又缺少充足的水源。工部尚書宋禮在水利專家白英老人幫助下，圍繞引水、蓄水、分水和泄洪四大環(huán)節(jié)，導入汶水，修建完成非常復雜的南旺樞紐工程，成功地解決了大運河的水源，讓其大部分流向北方，小部分流向南方，“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天才地解決了大運河最重要的技術難題，為明清大運河500多年的漕運通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南旺樞紐是整個大運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也是17世紀工業(yè)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的最高技術成就。
中國地勢主體是北高南低，人工開鑿的大運河要把漕糧從地勢低的南方運到地勢高的北方，而運河又沒有自己的水源，所以不僅線路上需要借助大江大河，同時還需借助沿線的湖泊和泉水給運河注水，這些湖泊和泉水被稱為“水柜”。運河沿線還修了很多的閘壩、橋梁，以便一級一級地提升水位。古人還發(fā)現可以通過拉升河道來減緩水勢，有“三灣抵一閘”的說法。大運河的修建，集中體現了古人的聰明才智和科技水平。
政治經濟之河
大運河修建好之后，為明清王朝首都的大繁榮大發(fā)展奠定了良好基礎。有史料記載，明代北京的土著居民不到十之一二，來自全國四面八方的人口，則超過了居民人口的十之七八。大量的外來人口，或是經商，或是從事手工業(yè)，或者從軍，或者做官，極大帶動了北京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明朝中后期，北京的人口超過200萬。到了清代，北京人口更加興盛。法國年鑒學派大師布羅代爾認為，當時北京的城區(qū)面積比不上英國倫敦，但人口卻是倫敦的兩到三倍。
為維護政權穩(wěn)定，清朝的兩位皇帝康熙和乾隆都曾分別六下江南。在這十二次南巡中，兩位皇帝都在做類似的幾件事：一是巡視河工，指導修治運河和黃河。二是體察民間疾苦，免除了沿途經過地方老百姓的地丁錢糧，其中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免除的地丁錢糧就超過1000萬兩。三是整頓吏治，檢閱軍隊，提拔和罷免一批官員。四是增加江南舉子的應試名額，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秀才名額即增加了5600余名，占原來的1/4左右。同時，又通過特科方式召試江南舉子，優(yōu)異者直接賞給舉人，如錢大昕、孫士毅等人被錄取，后來又考中進士，成為《四庫全書》的主要編纂者。五是祭禮孔廟、明太祖陵、大禹陵等，籠絡江南士大夫。通過這些方法，清朝的統(tǒng)治更加穩(wěn)固。
明清時期，中央政府都在運河沿線設立了很多水驛站，成為中央政令下達和地方情況向上匯報的重要途徑，在江南地區(qū)尤其如此。中央政府還通過大運河運兵，將軍事力量快速投放到需要的地方去。“一船矛戈一河兵”，調防軍隊至江南地區(qū)之杭州、南京、京口等地，運河一直是首選的交通工具。
大運河還是一條“外交之河”。當時外國使團往來中國，很多都是經過運河往返。元代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中國生活了17年，并擔任過元朝的官員，沿運河到訪過很多城市，比如杭州被他稱為“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城”。明清時期中國與外國的交流較為頻繁，西方傳教士來華，如利瑪竇從南京經運河前往北京；荷蘭使臣、英國使臣到訪中國，都是經過運河返回南方。東亞的日本、朝鮮也有許多使臣、官員、商人從杭州出發(fā)前往北京，其中最著名的是朝鮮官員崔溥。崔溥從杭州到北京，回到朝鮮后寫下《漂海錄》，書中有許多關于運河的記載。
中國有兩處外國國王墓，埋葬著兩位古代外國國王。第一位國王來自文萊，明永樂六年（1408年）時死于南京。第二位國王是菲律賓蘇祿國國王，明永樂十五年他帶著妻兒和340人的龐大使團，沿運河坐船到達北京，受到永樂皇帝的隆重接待。后又沿運河南下，時值農歷九月，蘇祿國國王因病逝于山東德州。聽到消息的朱棣很悲痛，下令由蘇祿國國王長子回國繼承王位，王妃及次子在德州守陵，給予俸餉。此后，菲律賓的蘇祿國后人還時常到中國掃墓。
大運河不僅是維護王朝大一統(tǒng)的政治之河，也是古代中國經濟的大動脈。通過運河往來的船只，有官船和民船。官船主要是運送漕糧、鹽、銅、木材等物資。明清時期，每年行走在運河之上的漕船有約1萬條，每條船載貨量為500石左右。明清時期，為補貼運丁收入，朝廷規(guī)定漕船可以攜帶一定倉位的“土宜”（土特產）沿途交易，且免予納稅。這個數量在明成化年間是每條船10石，萬歷年間增加至60石；清雍正年間增加為100石，嘉慶年間則增加到150石，幾乎占漕船載貨量的1/3。漕船在北京交完漕糧，空船返航容易遇到危險，所以也需要從北方帶一些土特產到南方銷售。每年經漕船攜帶的土特產多達100萬石，超過1.5億斤，可見數量之龐大。當時從南方運往北方的商品，主要有絲綢、茶葉、木材、紙張、瓷器、鐵器等；從北方運回南方的主要是棉花、干鮮果品等土特產。經過大運河的連接，中國經濟最發(fā)達地區(qū)的商品交流徹底活躍起來，形成了著名的運河經濟帶。
大運河是明清時期全國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干線。我統(tǒng)計了清代大運河沿線各關每一年的稅收，從最北端的崇文門開始，天津關、臨清關、淮安關、滸墅關、南新關等，這些運河上的稅關，每年征收250萬到300萬兩白銀。當時清政府在全國設立49處稅關，一年關稅收入500萬兩左右，大運河稅關占50%至60%的比例。當時關稅大致按商品價值的2%至5%征收，所以也可以根據關稅征收量，來反推大運河的商品流通情況。
大運河也是重要的客運之河。每年都會有大量的商人、舉士、官員沿運河南來北往。特別是文人，他們在運河旅行時，留下大量的文字記載。有學者做過不完全統(tǒng)計，僅明清時期和大運河相關的日記，就有90多種。這里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比如清朝雍正年間的大臣李紱，清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還有民族英雄林則徐等。林則徐在日記中記載了他多次由京杭運河往返于福建和京城的情況。
文化之河
大運河的存在，極大地改變了古代中國的生活，方便了人員的往來，也極大地豐富了古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F在的我們，能夠在唐詩宋詞、古典小說、昆曲京劇、書法繪畫等各個領域，看到大運河無處不在的影響力。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卑拙右自凇堕L相思》中，用擬人化的手法將運河的流水與女子對丈夫的思念勾連起來，非常形象傳神。又比如“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的蘇州；“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杭州，經過歷代詩人的妙筆生花，這些運河沿線的城市歷史瞬間變得鮮活起來。
運河沿線的每一座城市，可以說都刻上了大運河的歷史基因。比如山東濟寧，唐朝大詩人李白和太守賀知章在這里相聚相識，賀知章邀請李白暢飲，因為忘記帶錢，賀知章就以官印金龜換美酒，成為美談。賀蘭氏酒樓老板仰慕李白的才華，以酒樓相贈。李白在濟寧期間，寫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將進酒》，“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钡摹缎新冯y》，以及“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夢游天姥吟留別》等千古名篇。杜甫與李白也是在濟寧相識相會。
又如揚州，杜牧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和“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把這個大運河上著名城市寫得亮麗無比。很難設想，如果沒有大運河的滋養(yǎng)，李白還會不會寫出“煙花三月下?lián)P州”的詩句，清代的揚州八怪還會不會在這里活動。
運河沿線一些較小的城市，也因為運河而與中國文化發(fā)生歷史的聯(lián)系。比如常州，宋代文豪蘇東坡曾14次到訪常州，最后逝世于此。所以常州人會驕傲地說，蘇東坡“未曾一日忘吾州”。中國歷史上寫詩最多的詩人是乾隆皇帝，他一生寫了4萬首詩，我個人認為其中最好的一首就是寫常州的：“門前一帶邗溝水，脈脈常含萬古情。”
唐詩宋詞如此，元曲明清小說也不例外。關漢卿《竇娥冤》是他在淮安采風所得，竇娥臨死前許下誓愿要楚州大旱三年，楚州正是淮安的老地名。四大古典名著也無一不和運河發(fā)生關系?！段饔斡洝返淖髡邊浅卸魇墙K淮安人，從小就在運河畔聽南來北往的故事，所以才能在創(chuàng)造上天入地的孫悟空形象時得心應手?！度龂萘x》作者羅貫中是山西太原人，14歲時母親病故，隨父親在蘇州、杭州一帶做生意。元朝末年天下大亂，羅貫中在蘇州結識《水滸傳》作者施耐庵，以師徒相稱。水泊梁山是大運河的水柜之一，而施耐庵也長期隱居于淮安寫出《水滸傳》。曹雪芹的父親曹颙、祖父曹寅，都曾經做過南京的江寧織造，曹雪芹從小在江南水鄉(xiāng)長大，錦衣玉食，后來被抄家返回北京，通過《紅樓夢》很容易看出，林妹妹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坐船從揚州沿大運河而來的。
明清時期與大運河相關的小說情節(jié)也不勝枚舉。《金瓶梅》的發(fā)生地是大運河上的山東臨清（清河）?！叭远摹钡淖髡唏T夢龍和凌濛初是江浙人，其中記錄的故事也有運河的影子，如賣油郎獨占花魁，主人公是從開封逃難至杭州；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杜十娘與李生從京城沿運河走水路南下，最后投江而死。蒲松齡在江蘇寶應做幕僚一年多，收集整理資料，《聊齋志異》大多帶有運河的痕跡，比如《胭脂》就寫到聊城與大運河關系密切的東昌湖。
戲曲藝術的發(fā)揚光大也依托于大運河。昆曲取名于蘇州昆山腔，明代中葉以來獨領風騷，以蘇州為中心沿運河和長江四處擴散，成為明中葉至清代中葉影響最大的劇種，昆曲唱腔華麗，成為中國文人劇的代表。《閑情偶寄》作者、清代戲曲家李漁有專門的戲班子，曾全國巡演，因戲班人員衣箱眾多，出行大多都靠運河行走。京劇的誕生，大運河功不可沒。乾隆皇帝八十壽辰時，四大徽班坐船進京獻藝，后來又吸收湖北楚調、秦腔、昆曲等戲曲的精華，創(chuàng)造出適應南北觀眾口味的“皮黃”，又稱“京調”。京劇深受人們的喜愛，風行全國，成為“國粹”的代表。
與大運河直接相關的書畫作品也非常多，尤其著名的是兩幅國寶級名畫，一為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5米多長的畫卷表現了開封的繁華；一為清代徐揚的《姑蘇繁華圖》，12米長的畫卷描寫了清代蘇州的富麗。
大運河還是民族交融之河。運河沿岸商業(yè)發(fā)達，經商風氣興盛，導致郊區(qū)附近的成年男子經常出門經商很少在家，有人特意寫詩：“莫嫌村塢行人少，夫婿經商不在家?！倍L期住在蘇州閶門大運河邊上的唐伯虎，在《閶門即事》中說，“四遠方言總不同”，證明當時蘇州居民的民族、語言、風俗都不相同。大運河沿岸的聊城、德州、濟寧、淮安等地，是各民族和諧共生的地方。
運河也是封建時代趕考舉子們的希望之河。清康熙九年（1670年），浙江舉子蔡啟僔進京趕考，路過江蘇淮安山陽，山陽縣令和他同時中舉，蔡啟僔想前去拜訪，結果縣令不愿意見他，讓家丁“查明回報”，蔡啟僔憤然離去。隨后他高中當年狀元，寫詩道：“一肩行李上長安，風雪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首看?！笔曛螅虇V的侄兒蔡升元同樣高中狀元，他又寫詩：“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間兩狀元。”
歷史上的大運河，就是這樣一條政治之河、經濟之河和文化之河。正如梁啟超所說：“自運河既通以后，而南北一統(tǒng)之基礎，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間，分裂者不過百年耳?！贝筮\河的存在，為古代中國的大一統(tǒng)和經濟文化的繁榮昌盛，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轉型與展望
進入近代，大運河發(fā)生了衰落。衰落的原因，一是由于清咸豐五年（1855年）的黃河改道，清廷無財力進行維護，大運河由此喪失通航的條件；二是隨著近代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鐵路、輪船等現代科技改變了傳統(tǒng)只能依靠水運的方式，進一步導致大運河傳統(tǒng)運輸的衰落。
隨著大運河的衰落，運河沿線的很多城市也隨之衰落。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山東臨清。臨清在明初才設為縣，隨著運河的日益繁榮，臨清由縣升為州，再由州升為乾隆年間的直隸州。臨清的商業(yè)極為發(fā)達，征收的關稅一度居八大榷關之首。近代大運河失去通航功能，臨清人口由20萬銳減到不足5萬，臨清也由直隸州重新降格為民國時期的縣。
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非常重視水利的興修，大運河逐步得到治理。今天大運河的蘇北段，仍然是北煤南運的重要通道，每年的航運量在3億噸以上，相當于3條京滬鐵路的運量。2022年，借助南水北調，大運河重新恢復了全程通水。
2500多年來，大運河是中國古代歷史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它直接見證了中國經濟中心由北向南的變化，也見證了中國政治中心由西北向北方的轉移，還見證了大一統(tǒng)的國家如何利用自身的優(yōu)勢，有條不紊地協(xié)調政治中心、軍事中心和經濟中心，將其變成有機的整體。
大運河集中地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性。這條大運河不會停留于文字和史料記載中，它是流動的、鮮活的，是奔騰不息的國家記憶、民族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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