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史上，向來有奇正之辯，所謂“奇正相生，其用無窮”，亦即“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意思。以書法而論，大體上以帖學為正，以碑學為奇；帖學中，又以“二王”、唐楷、趙孟為正，以宋人蘇黃米、晚明的王覺斯、傅青主為奇。文化，包括書法的正、奇，沒有孰好孰壞之分，而視時間、空間、條件、對象的不同各有利有弊。正格的好處是法度嚴謹，不易誤入歧途，但一味地正，難免限于僵化；奇格的好處是個性自由，便于創(chuàng)新，但一味地奇，又難免淪于放肆。所以，我們經?？吹?，凡恪守正格的文化人包括書家，多指斥奇格，且把矛頭直指奇格的成功者，否定他們的成就；而信奉奇格的文化人包括書家，又多指斥正格，且把矛頭直指正格的成功者，否定他們的成就。前者如以趙孟為代表的元人，他們認為，蘇軾、黃庭堅，尤其是米芾的書法“意造無法”、“芒角刷略”，火氣太重，“無蘊藉氣象”，書法被他們寫壞了。后者如米芾對“二王”、“俗書”的惡評，對唐人，尤其是顏、柳的惡評，傅山對趙孟的惡評，康有為對唐人的惡評等等，就更多了。這種對“非我屬類”書法風格的批評，甚至把對方的優(yōu)點也往缺點上說，不能簡單化地看作是批評者的偏執(zhí)，只見我之長、彼之短，不見我之短、彼之長；更主要的應該是出于特定時間、空間、對象、條件的不同形勢：當大勢所趨，正格形成了僵化之弊，為了糾正其弊就需要推出奇格，而為了推出奇格就需要否定正格；當大勢所趨，奇格形成了放肆之弊，為了糾其弊就需要倡導正格，而為了倡導正格就需要否定奇格。而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往往使人誤認為這種風格是好的，那種風格是不好的。包括個人性情的不同，中和溫婉的人，喜好正格，看不上奇格；激揚豪放的人，喜好奇格，看不上正格，各以其個人的好惡，而有不同的選擇，一旦當他占據(jù)了話語權，又必定以個人的好惡試圖推廣為天下的好惡。
行文至此，有必要引述潘天壽先生的幾段論畫文字：
畫事以奇取勝易，以平取勝難。
以奇取勝者，往往天資強于功力，以其著意于奇，每忽于規(guī)矩法則，故易。以平取勝者，往往天資并齊于功力，不著意于奇，故難。然而奇中能見其不奇，平中能見其不平，則大家矣。
藥地和尚（弘智）云：“不以平廢奇，不以奇廢平，莫奇于平，莫平于奇?！笨芍^為奇平二字下一注腳。
這里的“平”，實際上正是“正”的意思；而第二段的“不著意于奇”則無疑是“嚴于規(guī)矩法則”的意思。論繪畫的正奇，潘先生的這幾段話可謂最為辯證，最為客觀公允。畫如此，書法當然也不例外，乃至一切文化包括做人做事莫不皆然。
什么是“以平取勝難”呢？比如說學習書法，從“二王”、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趙孟入手，要想取得成就，那是非常難的，雖退筆成冢、池水盡墨，“積劫難成菩薩”。所謂“書學九成宮，十九不成功”，便是這個道理。當然，它的好處是，通過這樣的學習，每一個習字者都可以把字寫得很端正，可謂“字學九成宮，十九可成功”。
什么是“以奇取勝易”呢？仍以書法為例，從米芾、黃庭堅、王覺斯、傅青主乃至怪怪奇奇、爛漫天真的碑學和“民間書法”入手，很容易就可以取得成就，“一超直入如來地”。當然，習字者如果也以此為本，必遭“蟹爬”之斥。
什么是“莫奇于平，莫平于奇”呢？真正的“平”決非只平不奇，而必然平中有奇；真正的“奇”也決非只奇不平，而必然奇中有平?！按蠹摇钡某删腿绱?，學書者亦然，如果從正格入手，不能只見其平，更需要于“平中能見其不平”；如果從奇格入手，也不能只見其奇，更需要“于奇中能見其不奇”。
基于如上的認識，談談我對周慧珺先生書法的認識。
周先生以家學的淵源，從小受到嚴格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而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是儒學的中庸之道，其教育最有效的形式便是習字，從描紅到臨帖，不能認為是“習書”，如今天的“書法走進中小學課堂”之類，但“習字”正可以作為“習書”的準備階段。前輩的、古代的讀書人從蒙童開始都需要習字，在這基礎上，有的進而升級到習書，成為書法家；有的則并不習書，而是致力于其他，但一般也都能寫得一手好字，有時，我們把他們的墨跡也稱作“書法”。今天的讀書人，從幼兒園、小學到中學，一般不習字，而是語文、數(shù)學、外語、唐詩、宋詞、外文單詞、電腦游戲，課外或另有鋼琴、舞蹈、繪畫、書法，在這基礎上，有的跳過“習字”直接進入“習書”，考入美院的書法系成為書法家；有的則并不習書，而是致力于其他，當然往往連字也寫不好甚至不會寫。由此可見，像周先生那樣，從“習字”而開始寫毛筆字，與今天把寫毛筆字作為“習書”，在觀念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傲曌帧?，當然需要解決毛筆書寫的技術問題，但其重點更在于傳統(tǒng)文化的修養(yǎng)和學習。所謂“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對傳統(tǒng)文化的修養(yǎng)，必須依賴于“文”章的優(yōu)秀，才能行之長遠；同樣，“文之不書，行之亦不遠”，“文”章的優(yōu)秀，還必須依賴于書寫的優(yōu)秀，才能行之長遠。所以，“習字”的目的，主要還不在成為一個書法家，而在于成為一個對傳統(tǒng)文化有修養(yǎng)的人，寫好字，只是為了幫助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的表達。而今天跳過“習字”的“習書”，它與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無關，與數(shù)理化、語數(shù)外無關，與玩好電腦更無關，其重點主要在解決毛筆書寫的技術問題，以便今后能成為一個書法家。毫無疑問，從“習字”上升到“習書”可以培養(yǎng)出書法家，跳過“習字”直接“習書”也可以培養(yǎng)出書法家，但二者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修養(yǎng)是不一樣的，對毛筆書寫技術的認識也有所差異。
“習字”，一般都是走的正格，以“二王”、唐楷、趙孟為學習的范本，幾乎沒有以奇格的書家、書跡為本的。尤其是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趙孟，更是自古以來習字的最佳范本，分別稱作歐體、顏體、柳體、趙體。“體”的意思，就是正規(guī)，法度嚴謹，適合于大多數(shù)人去學，日常應用的書寫以此為標準，書法創(chuàng)作的書寫也可以以此為標準，亦即藝術的標準與日用的標準是一致的，只是藝術的要求更高而已。而蘇軾、黃庭堅、米芾，包括王覺斯、傅青主的書法，卻沒有人稱之為蘇體、黃體、米體、王體、傅體的，不是說他們的書法不好，他們的書法當然也是非常優(yōu)秀的，但不適合大多數(shù)人作為“習字”的范本。奇格的書法，尤其是“丑”字的書法，書法創(chuàng)作的書寫與日常應用的書寫，標準是不一樣的，甚至是相反的。所以，由“習字”而進入“習書”也好，不經“習字”而直接進入“習書”也好，既可以走正格，以“二王”、唐楷、趙孟為學習的范本，也可以走奇格，以蘇黃米、董其昌、王覺斯、傅青主乃至碑學和“民間書法”為范本；或先學正再學奇，先學奇再學正。通常，走正格難成功，走奇格易成功，先正后奇的成功更側重于正中見奇，先奇后正的成功更側重于奇中見正。
周慧珺先生并不是跳過“習字”直接從“習書”而進入書法領域的，而是從“習字”進入書法領域的。據(jù)周先生自述，她少年時的習字主要在趙孟上用功，十幾年的臨池，使她在“正宗大道”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她自覺怎么寫也提不起興趣，只是順應父親的要求。這當然是從“書法”上的認識，而不是“寫字”上的認識，十幾年下來，她的字已經寫得相當好，無論結字、用筆、章法、筋、肉、骨、氣，字正腔圓，堂堂正正，雖古人的“館閣體”亦不一定能過之。但從“書法”的要求，要求有變化，有性情，她覺得局限于趙孟總跳不出來。她要與毛筆結下終身之緣，就不能停留于寫出一手好字，更需要追求寫出一手好書法。于是，從青年時代開始，她迷戀上米芾。
按常理來講，以周先生溫和的秉性，趙孟的字應該是很適合她的。但在壓抑中成長起來的她，再溫和的秉性也要抗爭，趙體也許適合她讓自己溫和的秉性更加逆來順從，但非常不適合她以溫和的秉性作自強的抗爭。所以，米字的風檣快馬、痛快淋漓便成了她表達抗爭的最好選擇，通過藝術中的抗爭，來表達她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不能做到的抗爭。周先生自述，對趙字的不感興趣，對米芾的喜愛，“我覺得這還是和我的性格有關聯(lián)，我喜歡剛強的一路”。我的理解，并不是說她的性格是剛強不羈的，從她的父親到兄長，應該都是溫良恭儉讓的君子，她本人當然也是，這不僅因為恪守先賢的教誨，更可能是遺傳的基因使然。但正如沒有絕對的正，總是正中有奇，也沒有絕對的奇，總是奇中有正。到了她，由于特殊的主客觀原因，激發(fā)了她正中有奇的秉性中奇的因子而“喜歡剛強”。就像一個江南人，可以喜歡江南的風物，是順著自己秉性的選擇，也可能喜歡塞北的風物，是逆著自己的秉性所作的選擇。她“喜歡剛強”，渴望剛強，正是因為她秉性的溫和，這與秉性剛強的人之喜歡剛強，性質是不一樣的。一者是平中見奇，一者是奇中見奇。一者可以使平正激發(fā)活力，一者可以使奇崛更加奇崛。再加上趙字的訓練已經不自覺地為她的書學打下了正格的基礎，而米字的雄奇畢竟還不是大跨度出格的奇縱。所以，米字的訓練，并不是使她的書學脫正就奇，而是以正為奇，平中見奇。正如其自述：“‘文革’家庭中遭受變故及自身受疾病折磨，這一時期的書風追求雄強剛健，以表達自己在逆境中不甘屈服的心志?！壁w字的溫婉，不足以排解其心頭的壓抑，而米字的飛揚，正好滿足了她受壓抑的溫婉秉性的郁動。包括進入青年宮書法班所學習的，主要還是帖學一路。青年宮書法班的一批老師，沈尹默、白蕉、翁闿運、任政、胡問遂、拱德鄰、潘學固、單曉天等，大多以帖學為重，以“二王”的一系為重。顏真卿、褚遂良、歐陽詢雖然以碑傳世，但他們也是從“二王”一系而來。所以，“唐碑”實質上還是屬于帖學的范疇，而并非碑學的范疇。嚴格意義上的“碑學”，不是指其形式是碑，更是泛指“二王”一系之外三代、漢魏的金石、碑碣而言，包括簡牘漆帛的墨跡，也是碑學，盡管其形式不是碑而是墨跡。而“二王”一系的書法，包括唐六家、宋四家、趙孟，墨跡是帖學，刻在棗木石板上的是帖學，立了碑的也還是帖學，如趙孟的《膽巴碑》，當然不是碑學而是帖學。
前文講到，以碑學、帖學而論，帖學大體上為正格，碑學大體上為奇格；專以帖學而論，“二王”、唐楷、趙孟為正格，宋三家為奇格。周先生的書學，由趙字而米字，由米字而“二王”、唐楷，在帖學上用功最深，時間也最久，對碑學的真正涉獵，要到八十年代進入上海中國畫院之后才開始。相對于米字的奇縱，《嵩高靈廟碑》、《廣武將軍碑》、《張遷碑》等漢魏的碑刻、摩崖、墓志、造像，斑駁陸離，天趣自然，才使她大開了“樣式繁多，奇異不同”的眼界。使她的書學在正格的基礎上，煥發(fā)出更加欹側凌厲的風神卻又不失華美俊秀，對書學的精髓有了全面的領悟。俗話說“南人北相，北人南相”。周先生是溫婉人而作剛強書，其意義，自不同于以不羈人作剛強書。行文至此，聯(lián)系前文引潘天壽先生論繪畫的平正之說，對于周先生守正用奇、形奇實正的書風，我的認識或許不謬。概而言之，我以為對周先生的書法，我們應從正處去認識其奇，從奇處去認識其正。蘇軾認為：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于飄揚，草書難于嚴重，大字難于結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馀。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所講的也正是同一個道理。
周先生一生恪守其父親的教誨：“要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事?！边@本身就是守正不移的人品和藝品。而奇逸的人品、藝品，往往是“桀驁不馴地做人，標新立異地做事”。但不同于一般正格的人品和藝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守正而拘，她是以正為本，執(zhí)正用奇，尤其反映在她的書學上，不滿足于趙字而學米字，不滿足于帖學而攻碑學，這就賦予了其足以騰驤夭矯的氣勢和活力。她的臨帖，由形神畢肖到脫胎換骨，她的創(chuàng)作，點畫基本功的深厚扎實和氣韻神采的剛健華麗，都是從“老老實實、認認真真”的正格而成“揮灑自如”的境界。由形神畢肖而脫胎換骨、個性鮮明，與淺嘗輒止甚至不經淺嘗而我用我法的個性鮮明，由點畫基本功的深厚扎實而氣韻骨法的神彩煥發(fā)，與缺少點畫基本功而爛漫天真的神彩煥發(fā)，其內涵的力量是根本不一樣的。
周先生信守“書為心畫”的古訓。語出揚雄，以為君子小人之辯，后人盲目從之，把這句話看成一通玄虛的大道理。但周先生并不是作此理解的，她只是把它落到“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事”的實處。其實，早在宋代，蘇軾就對此有過異議，他認為：“觀其書有以得其為人，則君子小人必見于書。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猶不可，而況書乎？”至有人以蘇軾觀魯公書：“未嘗不想見其風采，凜乎若見其誚盧杞而叱希烈?！彪y之，他明確表示，自己的認識不過“與韓非（實為《列子》）竊斧之說無異”。人心各不同，包括先天的秉性和后天的志向，藝術的標準更是多元的。但真正要想在事業(yè)上取得成就，“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事”則是千古不移的真理。當然，“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事”的人，他往往并不考慮“如何在事業(yè)上取得成就”的問題。只是當他在事業(yè)上取得成就之后，驀然回首，才發(fā)現(xiàn)原來是拜了“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事”之所賜。正如周先生談到對日本佛學大師松原泰道《學習死亡》一書的感悟：“我是在寫字過程中開始生活的，毫無疑問，我也要在寫字的旅途中結束我的生命?！庇辛诉@樣的感悟，她的生命因此而永無“結束”，就像歷代那些大書法家的生命，直到今天還充沛著無盡的活力。
（本文摘錄自《周慧珺從藝六十周年書法學術研討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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