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嚴之死
李嚴，字正方，人物吧以辦干練著稱，在各處勢力任職都受到器重。
劉備伐蜀其間，李嚴率領(lǐng)部隊投降劉備，任地方官，表現(xiàn)出其出色能力。施政上，李嚴是歷任犍為太守中成績最好的一位。軍事上，曾兩度平定地方上的叛亂。
章武二年任尚書令。章武三年與諸葛亮同為輔命大臣，任中都護，留鎮(zhèn)永安。
建興四年，李嚴因諸葛亮準備北伐而負責后方事務(wù)。移住江州，其間曾寫信誘降孟達。
建興八年，因曹真大舉伐蜀，受命帶兵二萬趕赴漢中，后代管丞相府事務(wù)。
新《三國》說，建興九年，諸葛亮北伐，李嚴督運糧草，但辦事不力致使蜀軍北伐被迫停止，李嚴為了推卸責任，不惜編造謊言誣陷諸葛亮，又想殺死督運領(lǐng)頂罪，直到諸葛亮用證據(jù)揭露其無恥行徑后才認罪，加上李嚴平素自私，人際關(guān)系差，招致大部分同僚的敵視，所以被罷官流放梓潼郡。
建興十二年，仍對諸葛亮存有幻想的李嚴，聞知諸葛亮逝世，認為后人不會給予起用他的機會，于是氣憤病死。
劉備臨死時，曾與諸葛亮一同受遺詔輔佐劉禪，李嚴在蜀的地位僅次于諸葛亮。
但是，這兩個蜀漢的頂級人物，兩位“托孤”大臣，卻一直相互爭斗著。
諸葛亮第四次北伐時，李嚴負責催督糧草的工作。由于連降大雨，山路沖毀，導致后方糧草運送不上去，李嚴只好派人通知正在祁山一帶與魏軍相持不下的諸葛亮盡快撤軍。其實在當時的條件下，這是很正常的問題。從漢中到祁山前線，不僅道路遙遠（千里之遙），更要經(jīng)過武都地區(qū)的險山惡谷，加之這一帶并不是人煙稠密的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道路稀少、狹窄，一旦遭遇連續(xù)大雨，是很容易道路不通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軍糧運送不上去，責任也不是很大。與此同時，對面的魏軍也遭遇到了同樣的運輸不繼的問題呢。再說，諸葛亮大軍在祁山一線已經(jīng)與魏軍形成相持局面，雙方均沒有能力打破這種相持，這發(fā)生在軍糧不繼問題之前，并不是因為李嚴督運糧草不及才導致的諸葛亮不能取得勝利。因此，我認為，李嚴的后勤問題，也不是導致整個戰(zhàn)役不能取勝的大問題。
我認為，這是諸葛亮與李嚴權(quán)力之爭中，諸葛亮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權(quán)力，對李嚴進行的人身打擊。
從《三國志李嚴傳》的記載看，諸葛亮起草的廢李嚴的罪名主要是：
1、“自先帝崩后，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粦n國憂民。
2、“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zhèn)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不聽調(diào)遣，還依仗兵權(quán)要官要地盤。
3、“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wù)”?！哉{(diào)兵北上為籌碼，要求開府辟召，雖然諸葛亮沒同意，但是依然以任命李嚴之子都督江州來平衡。
4、諸葛亮公文上尚書中還有給李嚴的一個罪名：“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奸，（狹情）〔情狹〕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鄉(xiāng)，讬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陉幹\敗露之后，打算逃回江陽。
要按諸葛亮給李嚴羅列的這些罪名，李嚴槍斃幾回都夠了。但諸葛亮念及同鄉(xiāng)，整的你怕我聽我就夠了，僅將其廢為平民，還親自上奏提升李嚴兒子李豐為江州都督督管李嚴原來事務(wù)，并讓李嚴以中都護身份代管丞相府事務(wù)。
已經(jīng)手握實權(quán)的諸葛亮為排除權(quán)力威脅，曾多次欲將李嚴趕出權(quán)力圈子。在發(fā)動北伐前，他就曾以北伐之后漢中會出現(xiàn)軍事力量空虛的理由為名，向李嚴提出要他帶駐扎在江州的部隊前往漢中的要求。如果李嚴照辦了，他的軍隊事實上就會被收編，成為諸葛亮統(tǒng)率的北伐軍中的一支，而他也將成為諸葛亮帳下的一名將領(lǐng)；那么他這個被劉備定為“統(tǒng)內(nèi)外軍事”、與諸葛亮并列的“托孤”大臣，就勢必徹底葬送與諸葛亮相提并論的地位和實力。
李嚴是很清楚這樣的后果的，于是以各種理由拒絕了諸葛亮的要求。由于江州是蜀漢東部與孫吳、曹魏交界處的二線重鎮(zhèn)，與面對北方曹魏勢力的漢中地位相當，諸葛亮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將李嚴與江州部隊調(diào)到漢中的理由，事只好不了了之。富有政治經(jīng)驗的李嚴此時不但拒絕了諸葛亮調(diào)他及部隊去漢中的要求，還乘機發(fā)起反擊，要求將蜀漢東部的巴、巴東、巴西、涪陵等五郡組成巴州，并由他擔任刺史。這實際上是一種不滿的發(fā)泄。試想，同為“托孤”大臣，諸葛亮早已“開府治事”，又領(lǐng)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而李嚴，卻只有一個光祿勛的虛銜，并被棄于遠離蜀國權(quán)力中心的江州，導致“統(tǒng)內(nèi)外軍事”的他對如北伐這樣重大的軍國行動竟沒有發(fā)表意見的份。所以李嚴提出設(shè)立巴州，由他任巴州刺史，這樣就大致可以與“領(lǐng)益州牧”的諸葛亮在地位上相似。諸葛亮當然不能同意李嚴的這一要求，卻又拿李嚴毫無辦法，也只能不了了之。
我認為諸葛亮大可不必。
你早就成了蜀國第二號人物，李嚴雖有想法但并無篡意。我就是拍爛了腦瓜也想不明白，與諸葛亮同為“托孤”大臣的李嚴，尤其是還“統(tǒng)內(nèi)外軍事”這樣的一位重臣，為什么會長期“留鎮(zhèn)永安”？如果說劉備死時蜀漢與孫吳尚處于敵對狀態(tài)，李嚴留鎮(zhèn)永安是必須的話；那么在劉禪繼位后的建興元年“吳王孫權(quán)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三國志·蜀書·后主傳》）后，仍舊將李嚴這么一位“統(tǒng)內(nèi)外軍事”，各方面都與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繼續(xù)置于和孫吳交界的永安，則顯然不合適。
作為一個混跡官場幾十年，又有很強軍政能力的人物，李嚴是不可能不明白遠離政治權(quán)力中心的負面效應(yīng)。我認為李嚴有李嚴的苦衷，是否有想遠離統(tǒng)治集團的意思？
李嚴也有過退而求其次的想法。建興四年，李嚴被派到面對孫吳的二線城市江州，就是回不了成都。如果李嚴不是想自立為王，他就不會自愿去江州。從他后來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里，……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諸葛亮不許”（《華陽國志·巴志》）的舉動來看，他是非常想進入成都權(quán)力中心的。只是既然進不了成都，那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以五郡置巴州”。他一定明白這樣的可能性更渺茫，因而這也許僅是他的一種表達不滿的要求和姿態(tài)而已。而能夠“不許”他的，不是后主劉禪，而是同為“托孤”大臣的諸葛亮。這只能說明，此時的諸葛亮已經(jīng)牢牢地控制住了蜀漢的權(quán)力，李嚴已經(jīng)被撇在了一邊。
此后幾年，諸葛亮南征南中、北伐曹魏，在這些理應(yīng)由“統(tǒng)內(nèi)外軍事”的李嚴負責的軍事行動中，李嚴要么是沒有參與，要么是下降為一個負責糧草的二等角色，這與他領(lǐng)受的“托孤”之命是完全不相符的。能夠使之這么做的，當然也只能是諸葛亮。
因此我說，諸葛亮做得太過了，直到他死了，把李嚴也氣死了。當然我也并非有意貶低諸葛亮的人品。人無完人，諸葛亮也是人不是神。換個角度看，正是因為諸葛亮在執(zhí)政過程中排除了異己，獨掌了實權(quán)，從而才能全面貫徹自己的思想路線，并將蜀國治理成三國中“最有條理的一國”（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
還有件事不可不記，公元２２６年春，時任蜀漢都護的李嚴自永安還江州（今江北區(qū)江北老城），筑大城（史稱李嚴大城），并欲穿城后山，自長江通水入嘉陵江，使城為江心洲。當時李嚴筑城懷有個人目的——他想憑此求為巴州刺史，以期取得與諸葛亮分庭抗禮的地位。由于兩人在蜀漢的大政方針上存在著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諸葛亮召李嚴到漢中軍中，穿鑿城后山之事遂告擱淺。李嚴大城是江州（重慶）城市發(fā)展史上的第二處城址。其方位，南線大致相當于今朝天門以南起西南沿江至南紀門，北線約在今新華路人民公園、較場口一線，面積約２平方公里多。推薦評語：李嚴筑城雖懷個人目的，但客觀奠定半島中心地位，是非常有助城市發(fā)展的戰(zhàn)略眼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