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輕一語出于曹丕，遂為名言，幾成定論，辱斯文，誣名士，幾兩千年矣。蓋曹丕其人，狹隘淺薄，逼張繡、辱于禁，以司馬為心腹，防手足如寇仇，非但無人君之能，而且無人君之量。文人相輕，出于其口，正是他的自畫狀，不必奇怪。然而，此言謬種流傳，卻使不自重者得自暴自棄之籍口，憤世嫉俗者有以偏概全之依據，這卻是不能不辯駁的。
讀唐人詩文，有一個很強烈的印象：唐代頂尖的文章高手，幾乎不會擦肩而過，同時代的往往交情匪淺，而前輩與晚輩之間也有動人的獎掖。他們不因政見分歧而決裂，不因黨派不同而反目，不因風格差異而攻訐，不因性格不合而沖突。李白與杜甫，韓愈與柳宗元，他們的交誼都是文化史上的美談佳話，駢文圣手陸贄主持科舉，錄取了古文大師韓愈，而這里想要詳細談的是白居易和李商隱。
關于白居易和李商隱，有兩則資料，分量卻都很重。一個是白居易晚年極愛李商隱詩，說：“我死后，得為爾兒足矣?！卑资藕髷?shù)年，李商隱生了兒子，就取名叫“白老”。一個是白居易臨終，堅持讓李商隱為他寫墓志銘。白居易去世時，連唐宣宗都寫詩哀悼，而他的堂弟白敏中正在做宰相，當朝執(zhí)政，炙手可熱，能為他寫墓志銘，當時的文章高手都是求之不得的，而白居易卻堅持選擇了正在落魄失意的李商隱。他相信自己的眼光，這個眼下窘迫無依的晚輩，才是有資格總結評論自己一生的人。而歷史也證實了他的眼光，如果說唐代詩人的最高峰是李白和杜甫，那么能夠爭奪第三把交椅的人，也就是他和李商隱了。白敏中雖然怨恨仇視李商隱政治上靠近政敵李德裕他們，在這件事上也尊重白居易的遺愿，按照當時的禮節(jié)，自己和白居易的兒子都出面請李商隱寫墓志銘。
白居易的成名，有賴于顧況的激賞；他的晚年，則不遺余力盛贊李商隱，至于李商隱，在他的晚年，對晚唐的大家韓偓充滿期許，寫詩道：“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于老鳳聲?！碧迫司褪沁@樣，文壇的高手們一眼就能在人群中辨認出誰是值得推重的，而文章才氣幾乎成了一種可以量化評判的客觀標準，不為其他任何因素所干擾。而他們的眼光，不僅能夠得到當時公論的認可，而且可以經受歷史的考驗，這或許是有唐一代對后世文人詩人很有吸引力的一點。
正如拙劣低能的政客熱衷于攻訐，而政治家卻并不需要一樣，如果有喜歡貶損同行的文人，那么基本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這不僅不是一個純正的文人，而且不是一個優(yōu)秀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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