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晝夜不停的紅軍熬過泥濘、歷經(jīng)艱辛，走出了茫茫大草地。本該是革命歷程中值得慶祝的大事一件，然而眼下紅軍處境艱難——蔣介石已布下天羅地網(wǎng)，就等將紅軍一舉拿下。

此時物資又嚴重匱乏，彈藥不足，紅軍亟待整休。統(tǒng)帥更是整日愁容滿面，到底該往哪去、落腳點該定哪里。深深困擾著這支隊伍。然而天無絕人之路，關鍵之時，一個燒餅鋪老板卻在無意中幫了紅軍一個大忙。

一個燒餅怎樣影響了紅軍的命運？紅軍最后是否脫離困境？這都要從一個名為哈達鋪的偏遠小鎮(zhèn)說起。

一個燒餅，發(fā)現(xiàn)新根據(jù)地

哈達鎮(zhèn)位于甘肅宕昌縣的西北部，雖為偏遠小鎮(zhèn)，但地處交通要道，自明清以來便是當?shù)厣倘说闹匾鄣亍?/p>

在到達哈達鋪的前一年，在1934年10月，紅軍長征的第一支隊伍自都河出發(fā)了。一路飽受風霜雨雪，爬雪山、過草地，同時還要千防萬防國民黨軍隊的追擊堵截。

1935年9月，在槍林彈雨中終日缺衣少糧的紅軍，終于在走出了茫茫草原。9月19日，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跨過岷山，來到了位于甘肅南部的小鎮(zhèn)哈達鋪。此時的部隊已人困馬乏到了極限。

聶榮臻剛放下行李，便讓楊家華出去買幾個燒餅來。楊家華在街上尋了一家燒餅鋪，用全身上下所有錢買下四個燒餅。燒餅鋪老板隨手拿張報紙將四個燒餅一一包好，遞給了他?；氐轿葑永?，他將燒餅攤開在報紙上，讓聶榮臻吃。

聶榮臻邊嚼著燒餅、邊瀏覽著包燒餅的舊報紙，突然，聶榮臻被一篇報道吸引了，看得眼珠子都要直了：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率領國軍進攻劉志丹。報道傳達了陜北根據(jù)地與劉志丹紅軍的情況。這支隊伍人數(shù)不少、根據(jù)地也堅挺，還有一定的群眾基礎。

此時的聶榮臻激動極了，高聲叫來通訊員，令其立即派騎馬急送報紙到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同志處去，轉(zhuǎn)身還對林彪報喜，稱“這是天大的好事”。

沒一會兒，聶榮臻便滿面春風地來到楊家華身邊，從口袋里摸出一塊大洋遞給他，連聲贊揚“報紙買得好！多吃點，再買幾個來！”。

不過兩日，毛主席便在哈達鋪一座關帝廟就此召開了干部大會，眉開眼笑地傳達了陜北根據(jù)地的消息。誰也想不到，一個燒餅鋪老板無意遞給紅軍的那一張舊報紙在冥冥之中幫了一個大忙。

一張報紙，指明前進方向

作為紅軍生存與發(fā)展的基礎，選擇長征的落腳點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如何在實行戰(zhàn)略轉(zhuǎn)移的征途中能夠創(chuàng)建新的根據(jù)地, 這也是擺在中共中央面前的一道難題。

剛進入哈達鋪的紅軍，走完了漫長的兩萬七千里，整支隊伍卻提不起一點精氣神來——路程艱辛都不算辛苦，苦的是沒有目標。大家對紅軍的目的地都陷入了迷茫。

后來，聶榮臻在回憶錄中提到了這張報紙。他說道:“9月19日, 我和林彪隨二師部隊進駐哈達鋪”并交代了當時“得到了一張國民黨的報紙, 其中關于陜北紅軍劉志丹部隊的消息”。

于是便派騎兵通訊員將報紙給毛澤東送去，匯報了陜北的根據(jù)地。

20日, 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博古、彭德懷等中央領導率領紅一、三軍團和中央直屬縱隊約8000人到達哈達鋪，當天對干部組織工作、干部問題以及紅軍部隊整編問題展開討論。

22日上午, 在毛澤東駐地“義和昌”藥鋪的后院平房里召開了中央領導人會議, 通過消息分析了當前形勢, 經(jīng)過一番研究，制定了關乎紅軍今后發(fā)展的方向, 初步?jīng)Q定同劉志丹、徐海東紅軍會合。

當日下午, 中共中央在哈達鋪關帝廟內(nèi)召開了集團干部會議, 在毛澤東《關于形勢和任務》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到陜北去”的決策。

部隊改編組成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陜甘支隊，同時任彭德懷同志為司令員, 兼政委, 下屬三個縱隊。這也是自中央紅軍自長征以來，第一次明確提出的具體的明確最終目的地。

確認落腳地后，心中大石終于落下的紅軍在面臨蔣介石急調(diào)各軍在渭水一線布防的情況下，一招“聲東擊西”出奇制勝。

在敵強我弱的局勢面前，制定了一系列作戰(zhàn)方針。在哈達鋪派了一支小部隊向東佯攻并揚言:“我們要攻打天水?！?/p>

從而誘使敵軍在聽見“向東行動”的宣傳后, 在我們佯攻動向之下信以為真, 將迅速將兵力集中天水, 以防紅軍入西安東進。

此時的中央紅軍，不僅沒往東進，更是在毛澤東的率領下深夜從哈達鋪出發(fā)向北挺進，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 于9月26日搶渡渭河，繼續(xù)北進。

做出決策，奠定勝利基礎

在紅軍長征落腳陜甘革命根據(jù)地的決策過程中，哈達鋪作出了獨特的巨大貢獻。

從一張燒餅鋪的包餅舊報紙開始，從四處搜集而來的各類報紙匯總到了毛澤東及中央領導手上。報紙上刊登關于“國民黨'圍剿’陜北根據(jù)地”的信息讓中共中央確定了陜北根據(jù)地的消息，同時確定了陜甘邊革命根據(jù)地已擴大為陜甘革命根據(jù)地的情況。

而哈達鋪不僅在黨中央重大戰(zhàn)略行動的決策上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是也紅二方面軍重大戰(zhàn)略行動的決策地。次年8月，長征中的紅二、四方面軍依照中共中央指示，共同北上。

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設在哈達鋪張家大院，為落實好中央發(fā)布的《對一、二、四方面軍行動方針的意見》，在分析局勢后對今后的軍事行動進行戰(zhàn)略謀劃，紅二方面軍還在哈達鋪召開會議，制定了《成徽兩康戰(zhàn)役計劃》以配合紅一、四方面軍行動。

在執(zhí)行戰(zhàn)役計劃的數(shù)十日里，紅二方面軍行程超過700余里，四處發(fā)動群眾，攻克下四座縣城，占領陜西略陽、鳳縣部分地區(qū)創(chuàng)建隴南臨時革命根據(jù)地。就此而言，哈達鋪對紅二方面軍來講，也是重要的戰(zhàn)略決策地。

若將黎平會議、遵義會議和兩河口會議定性為解決紅軍長征中“定向”問題的話，那么哈達鋪會議不僅是在“定向”層面上解決了問題，也解決了重要的“定點”問題。

雖然這次會議并沒有被冠以“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名，但卻實實在在地解決了紅軍長征的重要問題，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

在會議上做出的決策直接奠定了紅軍日后的勝利基礎，為紅軍長征解決了最后的歸宿問題，在中共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1月2日，中央紅軍與陜北紅軍在下寺灣與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 極大地鼓舞了其他尚未完成長征的各路紅軍，為紅軍長征的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會師吳起，完成長征事業(yè)

9月23日，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在哈達鋪經(jīng)過一番休整，按既定方針向東北方向前進。在成功突破渭河防線后，四日便到達了通渭縣榜羅鎮(zhèn)。在此，黨中央更進一步把握了對陜甘根據(jù)地情況和全國革命形勢的了解。

在當晚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 討論了黨和紅軍面臨的任務, 研究確定了今后的戰(zhàn)略方針。

政治局一致通過將“落腳點放在陜北，以陜北蘇區(qū)來領導全國革命”，這象征著黨中央最終以在哈達鋪所確定的決策方針, 為長征與革命選擇了一個嶄新而明確的落腳點, 決定將陜甘革命根據(jù)地作為領導中國革命大本營。

按照榜羅鎮(zhèn)會議確定的方針，9月29日，中央紅軍同陜甘支隊繼續(xù)前行，在攻占通渭后又順利翻越交界地區(qū)的六盤山，不斷向陜北挺進。次月19日成功到達陜甘根據(jù)地吳起鎮(zhèn)，完成了長驅(qū)二萬五千里的長征。

在吳起鎮(zhèn)經(jīng)過短期休整后，10月底，陜甘支隊起身前往甘泉縣下寺灣同紅15軍團會合。

11月3日，在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成立中國工農(nóng)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并將原紅1、紅3軍團合編為其第1軍團，將紅15軍團也編入紅一方面軍序列。

而后，紅一方面軍總部和紅1軍團共同向紅15軍團駐地開進，并在5日完成兩軍會師。

1935年11月19日,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jù)地的紅二、六軍團在賀龍、任弼時的率領下，自湖南桑植出發(fā)，開啟了長征。在幾番渡過江河、越過大雪山后，艱難地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甘孜會師。

1936年7月，在甘孜會師后, 按中共中央指示，紅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的紅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 由賀龍總指揮。7月上旬，兩軍一同自甘孜出發(fā)北上，朝著中央紅軍前進方向，于8月末相繼到達哈達鋪。

10月上旬，兩軍同中共紅軍、陜北紅軍在甘肅會寧成功會師，“三軍大會師”意味著中國工農(nóng)紅軍萬里長征的全面勝利。在此途中，哈達鋪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

一個小鎮(zhèn)，影響紅軍命運

哈達鋪原名為哈塔川, 自古便是甘川道上的一個商貿(mào)重地。三國時為“陰平古道”，現(xiàn)位于甘肅省隴南市宕昌縣的一個建制鎮(zhèn)。由于工農(nóng)紅軍曾有幾支主力長征途中都曾經(jīng)此，故哈達鋪也被成為紅軍的“加油站”。

中央紅軍主力攻占哈達鋪后，在短短幾天內(nèi)便開展了如火如荼的“哈達鋪整編”。讓紅軍從生活、身體、物質(zhì)、精神各方面都進行了完全的休整。

首先改善了紅軍的伙食，讓紅軍得以恢復體力。哈達鋪由于地理環(huán)境偏僻，交通不便，物資囤積在內(nèi)部，物價低廉。

紅軍總政治部提出“要吃好”的口號，全軍上下給每人發(fā)一塊大洋改善伙食，而一塊大洋在哈達鋪當時能買好幾只雞。再加上魯大昌殘部落敗時丟下的百擔大米、白面和幾千斤食鹽, 在充足物資的補給下，紅軍上下容光煥發(fā)。

而后，在隔年紅軍二、四方面軍相繼進駐哈達鋪時, 在哈達鋪和隴南境內(nèi)為部隊籌集了大量行軍物資。不僅滿足了部隊整修期間的需要，也為下一步行軍作戰(zhàn)提供了充足的物資保證。

其次，紅軍建制在哈達鋪時得以調(diào)整, 同時擴充了兵員對部隊進行了整編。

在哈達鋪根據(jù)“到陜北去”的方針，從新形勢和新任務的考慮出發(fā)，對部隊建制進行了“大動作”調(diào)整，即“哈達鋪整編”。從事優(yōu)化了組織結構，軍事力量得到加強, 為奪取長征的最后勝利和盡快開展抗日救亡斗爭, 在組織上作了充分的準備。

其三為紅軍在此通過對時局的把握，多次進行動員，統(tǒng)一思想， 鼓舞隊伍。哈達鋪會議斗爭了黨內(nèi)的分裂主義，在面臨眼下嚴峻敵情和紅軍才歷經(jīng)萬險后的倦怠士氣前，明確隊伍眼前重任，振奮軍隊是精神，從而堅定了隊伍在革命斗志上的不懈精神。

另外，哈達鋪作為西藏、漢族、回族重要共聚地之一，其中回民更是占了大半。

中共中央雖自成立起便以馬列主義民族理論來處理民族問題，長期探索民族問題的解決方針，動員更多民族走上追求民族獨立、人民獨立的道路，但總體上的實踐尚未進行，因此政策也較為籠統(tǒng)。

而在此背景之下，在哈達鋪的長征經(jīng)歷也讓紅軍深入了解了當?shù)鼗孛竦纳盍曀着c禁忌，得以在后來及時制定了一部與回族相關的民族宗教政策。

大量史料證明，哈達鋪是紅軍長征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重要經(jīng)歷，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更是有非同一般的意義。在當時，也深深影響了紅軍。

結語

自紅軍長征開始，長征的落腳點問題便一直處于懸而不決的狀態(tài)。直到這張哈達鋪的舊報紙為中央紅軍與陜北紅軍“牽線搭橋”，落腳點問題才有了轉(zhuǎn)機，從而加快了紅軍長征全面勝利的進程。

由“一張報紙”定去向、定落腳點, 雖看似充滿偶然與隨機，甚至令人難以置信。但也正是歷史的必然性所在，這反映了工農(nóng)紅軍的細膩入微、毛主席的大局意識。

紅軍能夠完成萬里長征，和這些重要的品質(zhì)都密不可分。正是領導人對中國工農(nóng)紅軍的發(fā)展前途和中國民主革命的發(fā)展方向洞若觀火的遠見卓識，才讓這段堅苦卓絕的征程取得了最后的勝利。而這樣的精神更是生生不息，流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