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鼎孳詩歌發(fā)微
作者：劉麗
內(nèi)容提要 失路之悲與故國之思是龔鼎孳詩歌創(chuàng)作的兩大主題。龔鼎孳的詩歌以宴飲酬酢較多，這一特色曾受到學界較多的批評，但作者以為，正是在此類作品中，龔鼎孳真實而生動地表現(xiàn)了具有時代特點及個人特點的思想感情，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和藝術價值。
關鍵詞 龔鼎孳 詩歌 故國之思 失路之悲。
經(jīng)歷明清易代的漢人，往往因政治立場而被劃分為烈士、遺民和貳臣三類，并因此受到時人與后世的景仰、尊重或譴責。一般而論，這三類人應是水火不相容的；但這三類人不僅當時于私誼上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也都抒發(fā)了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感情，即程度不同地抒發(fā)了故國之思與黍離之感。
究其原因，盡管這三類人在政治選擇上不盡相同，但在文化認同卻有著諸多相近之處。明清易代，是天崩地坼的大事，但人們的文化認同感并沒有隨著載體——明王朝的滅亡而斷絕或改變，相反卻伴隨著清王朝的入主而日益加深。而貳臣由于處于新朝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他們更能體會到滿、漢民族的文化差異與沖突，從而對文化的隔閡感受更深，因此有些“貳臣”故國之思甚至比一般遺民更強烈、更執(zhí)著。另外，由于他們身仕兩朝的身世際遇，使他們具有比烈士與遺民更為復雜和矛盾的心態(tài)，漢文化的優(yōu)越感與異族君主的文化隔閡使他們具有故國之思；而貳臣的身份，又如同日夜抽撻靈魂的鞭子，使他們在內(nèi)心深處多具有恥辱感與負罪感，從而程度不同地有失路之悲。
概而言之，故國之思與有失路之悲是這一時期貳臣文人詩文中著重表現(xiàn)的兩大主題，代表了這一群體普遍的思想感情。筆者以這一群體的代表人物龔鼎孳為個案，來分析清初貳臣文人群體的心路歷程，這將對整個貳臣詩群及清初詩風都具有一定的認識意義。
龔鼎孳(1616—1673)，字孝升，號芝麓，江西臨川(今撫州市)人，祖籍合肥(故有“龔合肥”之稱)；崇禎七年(1634年)進士，在明官至兵科給事中。崇禎十七年(1644年)，龔鼎孳降李闖大順政權，授直指使。后復降清，屢沉屢浮，官至禮部尚書，死謚端毅。乾隆41年入《貳臣傳》乙編，有《定山堂詩集》43卷傳世。
龔鼎孳在清初頗具盛名，與錢謙益、吳偉業(yè)在詩壇上被稱為“江左三大家”。三大家出處相同，均為《貳臣傳》中人物，但在對三人詩歌的評價上，時人及后人均有低龔之意。如沈德潛在《國朝詩別裁集》里的對龔鼎孳詩歌有如下評語：
“合肥聲望與錢、吳相近，又真能愛材，有以詩文見者，必欲使其名流布于時……時有合錢吳為三家選者，人無遺詞，唯宴飲酬酢之篇多于登臨憑吊，似應少遜一籌。”[1] 20言下之意是說龔能躋身于三家詩選，是因為“真能愛材”，而與詩歌本身關系不大，有意無意之中就把龔詩與錢、吳之詩拉開檔次。
細品沈德潛之評語，龔詩之所以較錢、吳“少遜一籌”，是因為唯宴飲酬酢之篇多于登臨憑吊。也就是說，龔詩多為宴飲酬酢之篇，也即應酬、交際之作多，登臨憑吊之作少，也就是意味著少有家國身世之感。
稍后的朱庭珍《筱園詩話》在此基礎上又作了進一步的發(fā)揮：
“國初江左三家，錢、吳、龔并稱于世。……然江左以牧齋為冠，梅村次之，芝麓非二家匹。……龔芝麓宗伯詩，詞采有余，骨力不足。好用典，而乏剪裁烹煉之妙；好騁筆，而少醖釀深厚之功。氣雖盛，然剽而不留，真而易盡；調(diào)雖高，然浮聲較多，切響較少。當時幸得才子之稱，后世難入名家之列。”[2]所謂的“骨力不足”也即思想感情不飽滿，“浮聲較多，切響較少”也就是辭藻較多，缺少真情實感。
近代出版的明清詩歌史方面著作更幾乎是眾口一詞，如朱則杰《清詩史》里說：
“龔鼎孳的詩歌論數(shù)量超過錢謙益、吳偉業(yè)二人，然而絕大部分都是那種空泛的宴賞酬應之作，不僅沒什么現(xiàn)實意義，而且缺乏自家的真性情，連他的許多好友對此都深致不滿，因此無疑為最下”。
又說：“由于龔鼎孳的詩歌大都缺乏實際內(nèi)容，所以他有意去步和古人原韻，借此來炫耀才氣，以掩蓋內(nèi)容上的空虛。”[3]
周偉民在《明清詩歌史論》里也說龔鼎孳：“寫詩純恃才氣，數(shù)千言可立就……但是他的詩多為應酬之作，反映民間疾苦作品不多，在當時詩壇上，雖與錢、吳并重，實際上難與錢、吳相匹。”[4]
以上評價，對龔詩的批評不外其多為應酬之作，而與之相聯(lián)系的就是此類作品多內(nèi)容空泛，缺少真情實感，藝術上多流于形式主義。
綜觀龔詩，其中酬答、和韻之作較多確是實情。在《在龔定山堂詩集》四十三卷中，三分之一多是此類作品，都標有“送”、“贈”、“和韻”、“次韻”等字樣，但不能因此斷定，此類作品俱是內(nèi)容空虛的無病呻吟之作。作者以為，其實正是在這些作品中，龔芝麓自然地流露了出了故國之思與身世之感，抒發(fā)的是毫無事先人為經(jīng)營的真心實感。所以，以龔詩多酬答之篇，龔則不辭；但如以之為貶，龔則不受也。
首先，龔的宴飲酬酢之篇作中不乏真情實意、文采飛揚之作。與江左三大家相比，吳偉業(yè)的詩歌多失路之悲而少故國之思，或者說以失路之悲來掩蓋故國之思；錢謙益的詩歌多故國之思而少失路之悲，可以說以故國之思來刻意回避、掩飾失路之悲。錢、吳兩人在當世及后世已有不少人指出其詩中的“故國之思”，及以詩傳心的特征，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時人及后人的諒解，而龔則被認為缺少此誠意。
平心而論，龔的故國之情、失路之感絲毫不比錢、吳二人弱，甚至龔的故國之思比某些遺民還來的強烈。但龔的這種感情不是刻意經(jīng)營的，而是在酒席應酬之間，友朋贈臨之際所自然流露的，是時刻存在心中、一觸即發(fā)的內(nèi)心真情，是無意于更無暇于構思營造，所表達的思想感情應是最本初、最真實的。
作者以為，此種感情，不但不遜色于錢謙益、吳偉業(yè)的有意借詩傳心，也絲毫不亞于遺民“登臨憑吊”中所表現(xiàn)出的同種感情。
其次，龔的唯宴飲酬酢之篇雖多于登臨憑吊之作，但那也只屬于題材選擇愛好的不同，不能證明在此類題材中所表現(xiàn)的思想感情就不及“登臨憑吊”之作。
其實，在宴飲酬酢中同樣可表所謂“登臨憑吊”之情，龔的大量傷時、感世的詩篇就是在宴飲酬酢中創(chuàng)作表現(xiàn)的。再者，龔之所以少有“登臨憑吊”之作，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是：“夢余回首鄉(xiāng)關改，王粲樓高未忍登。”不是作者不欲登高，而是“未忍登”，因為登高回首已是“鄉(xiāng)關改”。實質(zhì)上，龔芝麓時刻未忘故國。概而言之，龔的復雜心態(tài)正是在宴飲酬酢之篇中得到了真實自然的反映，并且反映的是具有強烈時代特征與群體特色的個人情感。
二
龔鼎孳詩中很大一部分是表現(xiàn)對仕清的自責與悔恨，也就是失路之悲。“失路”一詞在龔詩中運用最多，其出現(xiàn)頻率之高都是他同時代的文人集中所少見的?！顿浉枵咄趵赡蠚w和牧齋宗伯韻》其八：
“長恨飄零入洛身，相看憔悴掩羅巾。后庭花落腸應斷，也是陳隋失路人”。
牧齋即錢謙益，錢原作：
“可是湖湘流落身？一聲紅豆也沾巾。休將天寶凄涼曲，唱與長安筵上人。”
兩首詩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兩人雖身份遭際相同，但抒發(fā)的感情是不同的。錢詩所抒發(fā)只是故國之思，而沒有涉及到失節(jié)之痛，而龔詩卻是充滿自責、自愧之意。
再如著名的《初返居巢感懷》：
“失路人悲故國秋，飄零不敢吊巢由。書因入洛傳黃耳，烏為傷心改白頭。
明月可憐銷畫角，花枝莫遣近高樓。臺城一片歌鐘起，散入南云萬點愁。”
沈德潛在《清詩別裁集》評論說：“六語用少陵意，何禁蘊藉。”[1] 22這二句話說得皮里陽秋，沒有說到“蘊藉”的實質(zhì)，當然也可能是出于禁忌考慮。作者以為，其蘊藉處正在借悲秋而悲自己的失路。這里失路的徘徊者，不僅愧疚、悔恨，而且懷著無盡的傷心與悲哀。此詩寫于龔里居守制期間，家愁、國變及自己的出處的難堪、羞愧，都使此篇字字帶淚，語語著情，感人肺腑，讀來令人心酸。再有：“流落人非故態(tài)狂，吞聲不敢及滄桑。聞雞就夜心猶熱，裹劍還家鬢已蒼。”(《郝賁如給諫來自濟南執(zhí)手相泣獨不待而歸……》)此篇雖未出現(xiàn)“失路”字樣，但“流落人非故態(tài)狂，吞聲不敢及滄桑”與“失路人悲故國秋，飄零不敢吊巢由”實為同一曲調(diào)，凄楚蒼涼，都是自痛自悔，自怨自艾心態(tài)之寫照，使人不由為之一掬同情之淚。又《和櫟園送黃濟叔出獄南歸》：“相望蹉跎才一見，回看歲月暗沾襟。歸遲總折春前柳，歡劇憑低醉后參。失路姓名偏借客，扳身霜雪勿驚心。”櫟園即周亮工，與龔同為當時名士，又都由明入清，成為貳臣，其詩中所表現(xiàn)失身失意之感結合離情別恨，尤為貼切當時的國事與自己的心事。最后兩句特別酸楚，失路之人，本欲隱名埋姓，羞于見人，卻偏偏被人知道姓名。要知道，立身揚名，本是封建時代文人最為向往之事，但現(xiàn)在因為“失路”，名高卻反成為累事。
在龔大量的送別、懷人、贈答詩中，“失路”這一意象被廣泛使用，凡表現(xiàn)內(nèi)心懺悔、自責、滄桑、羞愧的種種復雜感情，他俱以此意象概之。如作于康熙四年的《老友閻古古重逢都下感賦》：“城南蕭寺憶連床，佛火村雞五更霜。顧我浮蹤惟涕淚，當時沙道久蒼涼。壯夫失路非無策，老伴逢春各有鄉(xiāng)。安得更呼韓趙輩，短裘濁酒話行藏。”閻古古即閻爾梅，乃是龔之舊友，明亡后，閻因抗清被逮捕，兩人多年未見。既而重逢，加以龔即將為閻了結此案，故慚喜交并，欲其他友人如韓圣秋、趙友沂等共來敘重逢之樂，此詩將龔面對老友時的喜悅、羞愧、表現(xiàn)得細微入神。卷十八《贈丁野鶴》其三：“失路感恩悲喜集，扁舟載行一心人。”面對老友、故人，龔毫不掩飾對自己“失路”的內(nèi)疚、自責與慚愧。龔為情深之人，視友朋如性命，他在朋友面前是坦誠無欺的，所以其詩完全可以視為是心畫心聲，“失路”之悲充斥他心靈深處，而表現(xiàn)于與友朋贈別的字里行間，不可以視為文飾之作。綜觀龔詩，失路之悔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更準確地說，龔詩“失路”意象不只表現(xiàn)了悔，更深、更多表現(xiàn)的是“愧”。
“失路”從字面上可理解為迷路，走錯路及窮途末路之義，細觀龔詩，應取前兩義為確，即為迷路、走錯路之義。龔用此詞可說曲盡心聲，他正是在人生路上走錯了關鍵一步，所以使自己后半生常處于心靈的煎熬之中。
作為“貳臣”群體人格樣板的“庚信”這一人物形象也屢次被龔用來自比，表現(xiàn)出與“失路”相同的情感內(nèi)涵?！墩露丈先思S分韻》其六：“百年歌苦望知音，庾信傷多只至今。玉馬銅仙何代事，銀樽錦瑟可憐心……”卷三十七《贈歌者王郎南歸和牧齋宗伯韻》其六：“煙月江南庾信哀，多情沈烔哭荒臺。流蔦正繞長楸道，不放春風玉勒回”?！稙樯蚶捎袂漕}便面》：“雕籠鸚鵡閉芳年，玉樹明鐙宛轉前。名下易增淪落恨，子山詞賦已風塵。”又《從淮陰幕府得舍弟孝緒到杭州消息喜寄三首用少陵韻》其二：“南望吳天烽火深，北來鴻雁晚霜侵。六橋煙柳愁中路，雙槳秋蟲亂后心。入洛士龍猶健在，無家庾信只哀吟。連床何夕滄桑話，細剪寒燈淚不禁。”卷十六《懷方密之詩》：“怪汝飄零事有諸，白衣寇又過扶胥。渡江功業(yè)推王謝，失路文章自庾徐……。”庾信本為梁臣，出使北朝被強留，歷事魏周二朝，成為身不由己的貳臣。從草長鶯飛的江南來到風急天高的黃土高原，地理環(huán)境的差異使其詩多鄉(xiāng)關之思，身事兩朝的貳臣身份又使其詩多自悔之調(diào)，其身世際遇多與龔暗合，所以龔以庾信自擬最為貼切心事。但就情感內(nèi)涵上說，龔芝麓在詩中表現(xiàn)的故國之思要比庾信的鄉(xiāng)關之思更為深沉、寬廣。庚信詩中的鄉(xiāng)關之思還僅限于單純的地理差異，而龔則是上升由文化隔閡引起而的故國之思；自然比庾信就更進一層了。
一位西方思想家說懦弱而有良心的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明清之際的一些貳臣文人就是這樣一些人。如吳梅村自稱自己為天地間一大苦人，而龔芝麓在詩中則屢稱自己為“恨人”。如《贈丁野鶴》：“江山如此恨人留，痛哭焚書向古丘……”再如《和雪堂先生遂初、秋岳舒章秋日書懷詩二首》其一：“恨人懷抱本蒼茫，愁對秋云萬里長……”《秋懷詩二十首和李舒章韻》其六：“豈必清歌發(fā)，時時喚奈何。九秋生事拙，六代恨人多……”龔本為情深之子，敏感于人生各種情事，不能無恨，但從以上詩句中可以看出，此恨非指兒女之恨，而是“江山如此”之恨，山河易主之恨，是國恨，而江山易主不只是對異族，也對同族，當時士人人所詬病的龔先降闖，復降清，特無節(jié)操，實際也是龔本人也是以此為慚恨的，也是所以作者“恨人”懷抱形成的現(xiàn)實原因之一。也就是說，龔鼎孳對無論是清代明，還是順代明，他都是有所痛惜的并為自己的“失路”而慚恨。如其在《初春試筆和秋岳韻》其三：“……白雪新知少，青山恨事多。春來蕭瑟意，容易感蹉跎”。身世之感，命運之嗟，豈是一個“恨”字了得，真是此恨綿綿無絕期。
綜觀龔詩，“失路”、“庾信”、“恨人”三個意象出現(xiàn)多次，這足可以看出他所受的因進退失據(jù)而帶來的慚悔自傷、精神痛苦與心靈煎熬。
三
在龔鼎孳的詩集中，除了失路之痛這個主題外，故國之思也是另外一個重要主題。在《如農(nóng)將返真州以詩見貽和答》一詩中，就表達了龔對故國的強烈思念：“曾排閶闔大名垂，蠅附逢干獄草悲。烽火忽成歧路客，冰霜翻羨貫城時?；怨蕠铍y到，日落河梁怨自知。隋苑柳殘人又去，旅鴻無策解相思。”姜埰，字如農(nóng)，明未因言事被遣戍，龔鼎孳曾三次上書相救。明亡龔入仕新朝，姜則堅守氣節(jié)不仕，是當時著名的遺民。此時二人重逢，已是江山易幟，友仇皆散。“花迷故國”之愁、“日落河梁”之怨，形象而確切刻畫出龔的復雜心態(tài)，即有對故國深切的愛戀，又有對自己李陵身份的慚怨。“故國”作為與新朝對立的意象和傳統(tǒng)文化的載體，對其的追思與懷念即表現(xiàn)了貳臣對失路之行為的深切的懺悔，也表現(xiàn)了貳臣詩人與遺民共同的文化品格，這也是他們雖然政治立場大相徑庭，但私交卻甚篤的重要原因。龔鼎孳的故國之思可說是無處不在，無論是在熱鬧的歌舞場中、酒宴席前，還是在思朋懷友、傷春悲秋，都能引起作者濃重的故國之思。故國如同縷縷縈繞于心中的細絲，觸一端而動全身。其在《和秋岳八月十六夜詩》其三中就表達了這種思想感情：“樽前客散雀羅空，萬事飄零一枕工。故國故人明月路，秋花秋草隔年叢……”再如《午日李舒章中翰招同朱遂初孫惠可給諫集小軒演吳越傳奇得端字》：“窮巷涼風起薜蘿，遙憐斗酒共經(jīng)過。早霜故國清砧遠，斜日中原畫角多……”由思故國再到思故君(故君也是故國的象征)，雖然崇禎馭臣嚴苛，龔鼎孳在李自成入京之時因言事得罪還被關在獄中，但龔鼎孳對故君還是毫無怨恨，充滿真摯的思念之情。如《乙酉三月十九日述懷》：“殘生猶得見花光，回首啼鵑血萬行。龍去蒼梧仙馭杳，鶯過堤柳暮云黃。寢園麥飯?zhí)摵?，風雨雕弓泣尚方。愁絕茂陵春草碧，罪臣賦已罷長楊。”“乙酋”為順治二年(1645年)，是崇禎京破殉國之日一周年。詩中“殘生”“鵑血”、“愁絕”、“罪臣”等語都飽含感情色彩，不可以“浮響”視之。龔鼎孳的這種故國之思持續(xù)時間之長，篇幅之多，都非一時文飾可以做到的。
此外，與故國相關的意象、詞語，也多出現(xiàn)在龔詩中。如《贈丁野鶴》：“……熱血空憐霜草碧，遺民今見竹林游。垂陽裊裊能愁客，彼黍離離又報秋。”《暮春集子唯園亭酬贈》其一：“相逢何意落花邊，不記曾經(jīng)天寶年。江左衣冠同逝水，舊家亭沼尚平泉……”《和于皇見贈之作》：“君居白下門長杜，我到青山事已非。舊雨忽逢猶蝶夢，斜陽無語又烏衣。”“竹林”、“江左衣冠”、“白下門”、“烏衣巷”等都是南方景物，龔在詩中所詠及引起故國之思的景物多為南方景物，有著濃厚興的南國情結，這不是一般的對地理環(huán)境的偏愛，在作者心中，南方的“江左衣冠”象征著“漢宮威儀”代表漢族文化，是與白山黑水的北方游牧文化相對立的。所以南國情結也就是故國情緒，是作者終身為之夢繞魂牽的精神家園。如《清明同古古……諸子登妙光閣》：“天涯烏鵲總南枝，飄泊根柯晚不移……”卷十七《初返居巢感懷》：“……明月可憐銷畫角，花枝莫遣近高樓。臺城一片歌鐘起，散入南云萬點愁。”云是南云，枝是南枝，對南國景物的懷念也就是對滿清北方文化的不認同，也是其產(chǎn)生著故國之思的文化根源。再如寫于康熙庚戌秋冬之際的《云中古檗二老仲調(diào)小集花下疊韻》：“四海雙蓬鬢已銀，艱難身許故籠真。一枰棋局浮云過，依舊南枝過眼新。”此時龔鼎孳已是快六十歲的人了，清朝定鼎已經(jīng)二十多年了，隨著年光流逝，許多遺民都已淡化了恢復之志、故國之情，而龔鼎孳的南國情結也即故國情懷卻是愈老愈濃，并且絲絲縷縷地滲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了。正如其在《十月十二日為櫟園志喜》：“青燈遮老眼，灑淚已經(jīng)年。”龔鼎孳的故國之思，與之交游的遺民也清楚，所以也諒其心志。遺民方文給龔鼎孳的詩《喜龔孝升都憲至》中就曾這樣描述龔鼎孳的故國情懷：“每涉江淮路，偏多黍稷情。[6]
鄭方坤在《國朝名家詩鈔小傳》說龔詩“其調(diào)高以逸，其詞婉以麗，其音節(jié)響以沉，其托旨也遙深，而其取材也精確。”[2] 1359《梅村詩話》里也說：“孝升于詩最秀穎高麗，聲調(diào)遒緊。有義山之風。”[8] 1357竊以為，所謂“托旨遙深”、“有義山之風”不外乎指其詩中所蘊含的失路之悲與故國之思吧。
【參考文獻】
[1]沈德潛. 國朝詩別裁集：(卷一)[M]. 北京：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97.
[2]錢仲聯(lián). 清詩紀事[M].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3]朱則杰. 清詩史[M].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4.
[4]周偉民. 清詩歌史論[M]. 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5]方文. 嵞山集續(xù)修四庫全書：(卷五)[G].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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