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三年，青苗法頒布后僅一年，《宋會要》就為我們描述了這樣兩幕景象。
——一小撮封建官僚的宅邸田園廣連阡陌、食品窮盡天下珍饈；他們又喜新厭舊，衣食住行月異而歲殊；如果錢不夠花了，就假托為朝廷斂財之名，盡取民間膏血（株株寸寸而聚之）……
——絕大部分人被奪走土地、田宅，為湊齊青苗錢，人們最后只得賤賣賴以為生的粟米，就連嬌兒妻女在市場上也已經不值一緡錢；鄉(xiāng)村已經成斷壁殘垣，無賴仍舊假借青苗錢之名橫行鄉(xiāng)里，即使親若父兄也不放過……
王安石并非不知道這些事情，對此，他的評價是：天有陰晴，升斗小民幾句抱怨，豈能撼我新法（豈足顧也）？土地兼并是自古皆然的道理，秦嬴政能兼并六國，尚不能遏制土地兼并，況我朝積貧積弱？封建官僚雖富連阡陌，但是，他們同樣也是北宋子民，焉能無故禁其土？
司馬光也知道這些事情，對此，他的評價只是重復了自己的那句話：天地之產有常，有人極其奢華、就必然有人極其貧困；秦皇漢武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青苗法卻竭天下之財供一批封建官僚，后者的結局只能是更糟！
青苗法II：皇帝的新裝
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王安石的并不是司馬光，而是當年寫《辨奸論》的蘇洵。
熙寧二年（1069年）九月，青苗法實施當月，蘇洵就上書指名道姓反對王安石和青苗法：青苗法是一種變相稅收，錢財“在官何若在民”；城郭財富分配不均確實會導致土地兼并，只要官府不插手，人間貧富總有變數，一個人、一個家族的才能不可能永遠冠絕于世。倘若官家插手，財富就只有一個流向——封建官僚，而且過程不可逆！
最后，蘇洵還預言了靖康之恥：天下有事，當何以處之？結果：奏折被王安石“留中”（扣住不給皇帝）。
與蘇洵相比，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方式其實相當溫和。
王安石與司馬光曾經是同事，二人也曾因文學造詣而惺惺相惜，司馬光希望能私下勸阻王安石。于是，他給王安石寫了三封信，提醒這位昔日的同事：所謂青苗法根本就是變相斂財苛政，宰輔之臣千萬不能把目光凝聚在摟錢上（大講財利），介甫（王安石字介甫）若親見父子離散之慘狀，當知亡秦之跡已現！
書信向來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只是朋友之間的正常溝通，司馬光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規(guī)勸王安石。
對這種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買賬，反而當眾大罵司馬光的書信是以文邀名，后來發(fā)展到逢人就罵。隨著鐵腕宰相的罵聲，司馬光的來信內容被公諸于眾，成為茶樓酒肆的話題：青苗法使得“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后，天下將再無富人，到時候朝廷又去哪里收取租賦呢？
在明朝那部分我們會提到，宦官王振、魏忠賢曾經一度把持了朝政，這幾個文盲、人渣采用簡單而粗暴的手段控制朝臣，設立了臭名昭著的“東廠”、“西廠”，羅織罪名陷害大臣、逮捕任何敢當眾非議他們的人。我想告訴大家，干出如此壞事的不一定只有那些死太監(jiān)，還有對皇帝自詡周公的王安石！
王安石認為，要想推行變法大計，朝堂之上就一定不能有異聲！秀州判官李定是王安石的學生，所謂判官，就是州級衙門里一個有職無權的文員，職級是從六品。不知找了一個什么理由，李定來京拜見老師，他對王安石說：有人提醒我不要在朝堂上言論新法得失，以免惹禍上身，我只知道據實而言，不知道談論新法好處對我有害。這句話深得王安石賞識，一紙令下，李定立刻升遷為諫臺御史中丞——從二品。
諫臺御史中丞的作用是控制言路，此前大宋王朝從未有宰相直接任命言官首領的先例。吏部對這道命令的回應是：不起草任命文件，因為，言路一旦被宰相控制，就無人再可制約相權。
王安石的回應是，罷黜吏部一切敢于反對李定任命的人、罷黜一切在臺諫不與李定合作的人！
李定果然沒有讓王安石失望，到任后，立即搜集韓琦、呂公著、歐陽修等新法反對者的黑材料，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甚至誣陷歐陽修與兒媳有染！
數月之間，臺諫舊人去之一空。
韓琦在離開臺諫之前對神宗說：反對新法的人都曾經是慶歷新政的推動者，也是仁宗朝的柱石之臣，現在大家在一夜之間都變成了奸邪之人，天下豈有這個道理？自古圣王治國，收稅也必須為百姓留足衣食住行，即使苛政斂財也不過是靠鹽、茶、酒專賣，從來沒聽說過有皇帝靠高利貸就能富國強兵。
控制了高官，還有百姓，坊間也不能隨意討論新法的壞處。
王安石對百姓的手段就簡單多了，也粗暴多了。為控制街頭巷議，王安石直接下令開封府尹派出差役喬裝成平民，讓他們去街頭游蕩——不是為了維護治安，而是要逮捕一切敢于公開談論新法的平民——道路以目、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
樁樁件件、歷歷在目，平生之跡猶應可循，有了一件皇帝新裝，就能改變聚斂天下之財的事實嗎？
吹鼓手可以吹噓皇帝新裝多漂亮，卻不能富足天下黎庶：一面對地痞無賴屢頒赦令，一面絲毫不憐恤轉死溝壑的貧民；一面以所謂“新學”標榜新法好處，一面從不考慮民生愁苦；一面在朝堂尋找舊黨點滴過錯，一面從不誅鋤奸暴……
莫非新法就是讓“九土之民，如在湯火”？如此，司馬光才在朝堂之上咆哮：舉國皆貧民、國家反而富強，豈不是亙古未有的奇聞！
司馬光是鴻篇巨著《資治通鑒》的作者，不要說當時的北宋，就是后世千年中國的社會經濟運行規(guī)律也已盡在其中，至今無出其右！司馬光從一開始就不遺余力地反對王安石，智慧正是源自對歷史脈搏的精確把握，他這樣對宋神宗評價新法：治理天下如同修補一間宮殿，要拆梁換柱就必須有巧匠和良材，現在既沒有巧匠、也沒有適合的材料，反倒有一批人要拿走宮殿的材料，那么，這間宮殿很快就連普通風雨都不能庇護了。
司馬光知道，北宋王朝最大的危機并不在于契丹、西夏，而在于那批拆走宮殿的封建官僚。這些人可以為一己之道廢棄惠及天下人的善政、為一己之財遮擋天下人的財路、為一己之名罔顧天下人的生命，結果，天下之道不免于蔽、天下之財不免于亡、天下之名不免于辱！天下本沒有綠林、黃巾、黑山之徒，他們都曾經是疲于奔命的小民！封建官僚一面高喊“重農抑商”、一面成為獲利最大的“官商”，斷絕天下人財，天下人又焉能不揭竿而起？
流民圖
也許是聽了司馬光的話有所悟，也許是為了調和新黨與舊黨的矛盾，也許是為制衡王安石的權力，神宗下令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要求司馬光協(xié)助王安石修訂新法條款。
司馬光的回應是：一日不罷黜新法、一日不在朝為官，冰炭豈能同爐？宋神宗慨嘆：無論別人如何辱罵司馬光，能堅辭副樞密使的，僅此一人而已！
神宗可以慨嘆司馬光高風亮節(jié)，王安石卻不這么想：不是說冰炭不能同爐嗎？那么，我是風兒你是沙，我來送你去天涯！
在王安石授意下，司馬光被外放陜西永興——讓一個書生上了西夏前線。幸虧當時北宋和西夏沒有大規(guī)模開戰(zhàn)，否則，我們極有可能見不到今天的《資治通鑒》。熙寧四年（1071年）四月，遠在永興的司馬光掛冠而去，聲稱自己從此“絕口不論時事”，回到西京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鑒》。
王安石終于搬開了一塊最大的絆腳石，新法真的為朝廷摟了很多錢。熙寧四年北宋王朝的歲入比熙寧元年翻了一倍，此后年年創(chuàng)新高，到熙寧六年（1073年）前后約為熙寧元年的五倍，僅青苗錢一項就足抵熙寧元年的所有歲入。
神宗用這筆錢干什么了呢？
答：重建“封樁庫”。
封樁庫始建于宋太祖年間，朝廷每年撥出一筆錢專用于贖買燕云十六州。隨著宋遼兩國訂立澶淵之盟，封樁庫早就名存實亡了。
熙寧六年開始，神宗重建封樁庫，此后每年青苗錢的一半要儲存在封樁庫，后在豐寧元年又要求新法中“市易法”收入一半收歸封樁、青苗錢全部收歸封樁。南宋年間的史學家洪邁曾這樣形容封樁庫：神宗憤恨狄夷，共建五十二庫以平之，皆存滿金錢，有了這些錢，即使二十年不收賦稅，亦足天下所需。
正稅之外，僅封樁庫一項就聚斂二十年朝堂之需，這得是多少生民之血！
對此，就連王安石也數次上書要求罷黜封樁庫，神宗的答復卻是：
斂財的目標就是積攢財富，不積攢起來就違反了“理財”的本意。
神宗積攢財富的目標是什么呢？
答：對西夏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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