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建督甘前，馬安良已把持甘省大政，派人刺殺省議會議長李鏡清，依靠武力驅逐兩任甘督，北洋政府為此頗為頭疼。河州諸馬皆在前清為官，深知袁世凱這位前朝“封疆大吏”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做派，心中甚為鄙視厭惡，尤其馬安良手握軍權號稱“西北天子”，也使袁世凱深感難堪，故著親信張廣建引兵督甘。初馬安良濫行不法民憤頗大，張廣建重兵在手稍稍分解，迫使馬安良離開蘭州返回河州故里，后馬安良、馬廷勷父子陰謀聯(lián)合別部人馬舉兵，事發(fā)時猶豫不決，張廣建事后對其父子未予追究，且授馬廷勷為涼州鎮(zhèn)守使以安撫之，自此馬安良徹底失勢。這一結果意味著馬占鰲—馬安良一系勢力的徹底衰落，繼之而起的是馬千齡—馬福祥一系填補了權力真空，而促使這一轉換的歷史事件就是“聯(lián)省自治”。
湖南首先發(fā)起“聯(lián)省自治”
所謂“聯(lián)省自治”是由梁啟超首先提出，其主旨在于全國各省自治制定憲法，依照本省憲法組織省政府管理轄區(qū)，再由各省代表組織聯(lián)省會議，由全體代表制定國家憲法，由此建立聯(lián)邦制國家。當時民眾已經厭惡北洋政府的軍閥統(tǒng)治，“聯(lián)省自治”不失為一種替代政治構想，以湖南為發(fā)矢驅逐軍閥實行自治的風潮迅速彌漫全國，甘省內外亦打出“甘人治甘”旗號，馬福祥迅速挑頭邀請甘肅各鎮(zhèn)鎮(zhèn)守使商議大事，提出甘肅實行自治、驅逐張廣建等順應民意的要求。原來張廣建督甘數(shù)年，初期驅逐馬安良底定局勢尚可維持，然而不久即為穩(wěn)固勢力大肆任用鄉(xiāng)黨私人，以致賄賂公行綱紀廢弛，舉省上下頗為不滿，故有馬福祥邀請諸鎮(zhèn)守使代表聚會銀川商議驅張之事。實際馬福祥驅張的重大背景還在于，1920年7月直皖戰(zhàn)爭中皖系戰(zhàn)敗，張廣建即是段祺瑞一派皖系軍閥，而馬福祥則支持直系。
梁啟超（1873—1929）
馬福祥挑動諸馬脫離張廣建節(jié)制，又著其子馬鴻逵及結義兄弟小德張于北京走動，躍躍然欲謀求甘督之職，北洋政府亦意屬馬福祥主甘。此時張廣建自認難以長留甘肅，亦不欲使馬福祥出任甘督，故暗中力推實力派鎮(zhèn)守使陸洪濤，陸洪濤遂命麾下張兆鉀出面發(fā)難，浪言“回漢世仇”等等堅據(jù)馬福祥，促使北洋政府改轍，馬福祥知“甘督”之職不可得，只能一笑置之。作為此次風潮的結果，北洋政府調任馬福祥擔任綏遠都統(tǒng)，以馬鴻賓代理寧夏護軍使，當時綏遠轄制一道、四廳、八縣，兼管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等于一省的督軍兼省長，又寧夏仍歸馬鴻賓轄制，故而“寧馬”統(tǒng)治范圍有增無減，勢力覆蓋賀蘭山內外，南抵甘肅，東至延綏，至1921年所轄軍隊擴充至12個營。
馬福祥（1876—1932）
馬福祥自寧夏到綏遠赴任，其所部人馬不足，首先改編地方武裝鄭金聲部為綏遠混成旅，又與北洋政府商請另編一個混成旅直屬中央，（即第五混成旅），以其子馬鴻逵為旅長，武器由中央發(fā)給，兵源則由馬鴻逵自行招募。馬鴻逵招募河州農民子弟，裁汰其父舊部老弱殘兵，從吳佩孚、馮玉祥處借調軍事人員訓練軍隊，又借馬步青騎兵團暫時支援，籌集人馬共約六七千人安定綏遠地方。此外，馬福祥治理地方不拘民族，注重聯(lián)絡蒙漢各方上層人士，迅速穩(wěn)定當?shù)鼐謩?，在管理地方和儲備軍隊方面，馬福祥特別重視教育的作用，根據(jù)綏遠、寧夏地方各族民眾“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在民族聚集的縣、堡（村屯）等建立民族學校，以使青少年有機會接受教育；此外“寧馬”吸收青壯年入伍，除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外，仍要求士兵入伍3年內認字不低于3000，水平至少能寫普通書信，這種現(xiàn)象是馬福祥自身家學淵源所使然，也是北洋時期軍閥部隊中絕無僅有的奇觀。
馬家軍騎兵
當時綏遠處于北洋軍閥直系與奉系之間，而直、奉雙方的矛盾亦日趨激烈，綏遠成為影響角逐勝負的要地，也成為馬福祥面臨的難題。馬福祥與直系、奉系皆有來往，憑借彼此交情和實力強弱，表明自身不欲爭雄的政治態(tài)度，坦言綏遠轄域遼闊而自己兵力不敷應用，不參與直奉之間糾紛相戰(zhàn)，始終與兩方相安無事。這一時期，北洋政府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等輪流出任大總統(tǒng)，馬福祥的勛爵位次則一路走高，初授予“勛四位”，后嘉賞為“勛高金城”，授“勛三位”加上將銜，后又授為“勛二位”，“寧馬”的實力亦得以穩(wěn)固攀升，這都得益于馬福祥遠離軍閥派系混戰(zhàn)的既定思維，其卓絕的政治敏感在于依附中央，而不是依附某一個派系、個人，且在不依附某一派系、個人的同時，又與各個派系、個人來往密切，這是其游走軍閥之間如魚得水的一貫作風。
寧夏、綏遠地理位置
馬福祥的政治路線是一貫的“識時務”，其深知北洋軍閥首重實力，故其人著力培養(yǎng)“寧馬”勢力，同時明白自身勢力盤踞的根基所在，馬福祥在1924年的“北京政變”中的舉動即是也。1924年馮玉祥、胡景翼等易幟為“國民軍”，發(fā)動“北京政變”推翻直系統(tǒng)治，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國是，馬福祥在北京謁見孫中山，表示“熱忱歡迎中山先生領導起我們！”此后馮玉祥出任西北邊防督辦，綏遠劃為馮玉祥勢力范圍，馬福祥自請讓出綏遠，遂被馮玉祥推薦出任西北邊防會辦，次年馮玉祥所部國民軍進入甘肅，馬福祥主動要求將其子馬鴻逵、侄馬鴻賓麾下軍隊收編為國民軍，由此得到馮玉祥的信任和倚重，確?！皩庱R”得以“合理合法”的生存壯大，歸根結底馬福祥之“識時務”著力之處皆在“寧馬”。
馮玉祥（1882—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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