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接著《國史粗講》，在昨天的內(nèi)容里，我們知道了：中國在東漢時期全面進入到豪族社會。東漢在歷史上還有一個稱呼叫做：后漢。諸葛亮說“親小人、遠賢臣”是后漢頹敗的根本原因，那么是后漢皇帝真的是愚蠢到要自取滅亡嗎？
肯定不是，這其中的原因是新形勢的誕生，而后漢皇帝的可選擇性又很有限所導致。這個所謂的“新形勢”，本質(zhì)上就是中國全面進入豪族社會。
那么什么是“賢臣”，什么又是“小人”呢？
所謂的“賢臣”其實就是儒家化了的豪族，豪族對于皇帝的威脅一開始也很有限，互相牽制達到自然平衡并不是難事，但，就怕豪族又文化。
因為一旦豪族有了文化，他們就會加強社會的組織力。這種民間組織力度的強化，對皇權(quán)產(chǎn)生了嚴重的威脅，這批人從東漢開始逐漸發(fā)展起來，直到隋唐，他們還有另外兩個響亮的稱呼，您一定不陌生：一個是門閥，一個是士族。
門閥士族對皇權(quán)的約束，超過以往所有時代。按理說，皇帝受到威脅應該去找另外一批有文化的門閥士族來反制，但問題是，門閥士族有了文化，不僅僅會強化自身的社會組織結(jié)構(gòu)，還學會了結(jié)盟，他們很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
那么扶持新的門閥士族可以嗎？也不可以，因為成本太高。皇帝想要在門閥士族之外找一些文化人為自己所用都很困難。為什么呢？
因為當時知識傳播的技術(shù)不發(fā)達，要想在社會中有足夠的文化人，知識傳播的成本必須降下來。這首先得需要紙，我們知道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術(shù)，但到了西晉時期我們都還有句成語叫做“洛陽紙貴”，說的是：有篇文章寫得非常好，洛陽文化人都在抄寫、傳播，這導致紙張不夠用，于是就貴了。
如果用我們現(xiàn)在來做對比，就會發(fā)現(xiàn)哪怕在西晉時期，紙張的產(chǎn)量都很有限，都很貴。那么普通人要學習知識怎么辦呢？只有依托門閥士族，所以皇帝根本不可能從民間找到足夠多的能夠為己所用的文化人，更別談扶持新的門閥士族了。
既然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皇帝又該依靠哪些人來制衡門閥士族呢？恭喜您答對了，答案就是：宦官和外戚。這兩種人能夠走進歷史舞臺，完全依賴于皇權(quán)，所以他們對皇帝的忠誠是天然的。
在后漢時期，宦官和外戚根本不用在乎道德水平、職業(yè)操守，他們要做的事就是幫助皇帝制衡門閥士族，所以他們經(jīng)常會干出一些違背道德的事情，但這樣他們就應該被稱呼為“小人”嗎？
其實并不是，在政治舞臺上任何陣營都有不光彩的一面，誰也別說誰絕對正確，更別說絕對道德，諸葛亮之所以稱呼他們?yōu)椤靶∪恕?，完全是立場問題，諸葛亮的立場很明確：希望皇帝能夠重用門閥士族，遠離宦官和外戚。
不過，我們要知道，政治不是一件簡單得事情，它的復雜程度遠超我們的想象。不是親近哪一方，遠離哪一方可以解決問題的。就拿“小人”系統(tǒng)來說，外戚與宦官也經(jīng)常內(nèi)斗；在宏觀一點：門閥士族、宦官、外戚、皇帝其實都是斗爭旋渦的中心。
比如皇帝扶持宦官，當宦官權(quán)勢太大的時候，又會打壓他；或者門閥士族與外戚之間，時而分裂，時而斗爭，一切都是為了自身利益與立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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