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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杭州為南宋的都城，是當時全國的政治中心，無論經(jīng)濟、文化、交通等各方面，均遠超溫州。自從宋王朝定都杭州后，隨著故都汴梁及四方市民商賈的聚集與輻輳，人口劇增，社會經(jīng)濟，尤其是商品經(jīng)濟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出現(xiàn)空前繁榮的局面。據(jù)《夢粱錄》卷十九稱，當時杭州“人煙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足見杭城繁盛，一時間即有“樂園”之稱和“銷金鍋兒”之號，這為戲曲的繁榮與發(fā)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zhì)基礎。豪門貴族奢靡，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市農(nóng)工商，亦游藝尋歡，他們均急需有一種新型的文藝以滿足自己欲望，南戲正是他們渴望許久的劇種。加上當時杭城游藝場所遍布，南北各種藝人聚集在那里競顯伎藝，南戲就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同各種藝術(shù)競爭與交流中勝出、崛起而盛行一時，從此，杭州取代溫州而成了南戲的中心。

其次，杭州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鎮(zhèn)，作家薈萃，名伶匯集，演出場所“瓦子”遍設。每座“瓦子”里又有幾個甚至十幾個“勾欄”，天天上演南戲、雜劇、皮影、木偶戲等，各種藝術(shù)在這里交流。南戲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宋金雜?。ㄔ罕荆④姂蛞约案鞣N歌舞、曲藝等所謂“教坊十三部”。競爭的結(jié)果，南戲脫穎而出。于是，編演南戲的書會如“古杭書會”“武林書會”等相繼出現(xiàn)，創(chuàng)作了《趙貞女》《王魁》《王煥》《張協(xié)狀元》《錯立身》《小孫屠》等名作。這些書會一直延續(xù)至元代，并產(chǎn)生了著名的作家沈和、蕭德祥等。沈和，杭州人，作有南戲《歡喜冤家》，《南詞敘錄》“宋元舊篇”著錄。蕭德祥，杭州人，《錄鬼簿》錄其戲文《小孫屠》一種，并載其生平曰：“凡古人俱概括有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戲文等?！笨梢?，蕭德祥也是一位著名的南戲作家。

《永樂大曲》封面及《小孫屠》首頁

第三，杭州交通便捷，傳播暢通，是南戲輻射全國的集散地。戲曲是流動的藝術(shù)，任何一種戲曲凡想發(fā)展自己，以至成為全國性劇種，交通往往起了決定性作用。杭州水陸交通均甚方便，可謂四通八達，尤其是水上交通，戲班可通過京杭大運河到全國各地演出。據(jù)《南詞敘錄》《中原音韻》等古籍記載，南戲于杭州形成“杭州腔”后，即向全國流傳。于省內(nèi)先后傳向嘉興的海鹽與寧波的余姚，分別產(chǎn)生“海鹽腔”與“余姚腔”；于省外則先后傳向江西的弋陽縣與江蘇的蘇州昆山，分別產(chǎn)生“弋陽腔”“昆山腔”，合稱南戲“四大聲腔”。南戲傳入北京或在宋末元初，從戲文《錯立身》已用北曲套數(shù)，可知其時北曲已流傳到南方，北曲既已南下，唱南曲的戲文也已北上。至元初，北京不僅有南戲演出，且有編撰與刻印《瑣骨戲文》等南戲劇本的組織出現(xiàn)。

一是“杭州腔”。其前身是“溫州腔”，即用以溫州語音為特色的一種聲腔，俗稱“鶻伶聲嗽”。這是緣于溫州方言特殊而又美妙，便借宋代溫州一帶的“市語”而取的名稱，明祝允明《猥談》“所謂‘鶻伶聲嗽’，今所謂市語也”可證。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也說：“悉如今之搬演南宋戲文唱念聲腔?！薄苞X伶”謂鳥語般美妙，“聲嗽”指腔調(diào)，贊美南戲溫州腔悅耳動聽。學界對“鶻伶聲嗽”有各種詮釋，錢南揚《戲文概論》的說法較合理，他說：“總起來說，鶻伶聲嗽，即是伶俐腔調(diào)，或玲瓏腔調(diào)，意在矜夸戲文腔調(diào)的圓美，出乎古劇之上?！背苞X伶聲嗽”外，還有“溫浙戲文之調(diào)”“溫州土戲”“溫州調(diào)”“溫州腔”“永嘉腔”等稱呼。其實它們是同一個意思，即“溫州的一種地方腔調(diào)”，簡稱為“溫州腔”，與海鹽、余姚、弋陽、昆山諸腔相同，均以地名為冠。“溫州腔”初期時比較粗疏，據(jù)《南詞敘錄》考證：一是其曲雖然采用“宋人詞”的形式，卻“不葉宮調(diào)，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二是采用“村坊小曲”，即“畸農(nóng)市女”順口可歌的“隨心令”，則“本無宮調(diào)，亦罕節(jié)奏”。傳入杭州而成熟之后，則代之以宮調(diào)統(tǒng)轄嚴密，曲牌聯(lián)套有致，一個宮調(diào)統(tǒng)轄若干曲牌，其中南曲曲牌分引子、過曲、尾聲三類，運用已相當熟練。南戲從溫州傳入杭州后，由于兩地語言相差懸殊，必須“改調(diào)歌之”方能讓人聽懂，于是其唱腔自然就漸漸發(fā)生變化。正如元周德清《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所說：“（沈）約之韻，乃閩浙之音……南宋都杭，吳興與切鄰，故其戲文如《樂昌分鏡》等類，唱念呼吸，皆如約韻?！?明宋濂《洪武正韻序》曰：“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闭f明沈約的“四聲譜”是以“吳語”為標準音的。可見其時南戲在杭州演出時，已不再唱甌語，而改唱“沈韻”即吳語了。明代人則稱之為“杭州腔”，如明魏良輔《南詞引證》第五條即說：“腔有數(shù)樣，紛紜不類。各方風氣所限，有昆山、海鹽、余姚、杭州、弋陽。”顯然，魏氏是把杭州腔與明代的其他四大聲腔并列的。錢南揚十分贊同魏氏的提法，先在《魏良輔南詞引正校注》中予以肯定說：“杭州是南宋的都城，自然經(jīng)濟、文化各方面條件都超過溫州，南宋初戲文流傳杭州，發(fā)展很快……可見當杭州戲文已有吳音，自然該稱‘杭州腔’了。然僅此一見，不見它書，大概后來海鹽腔盛行，被其兼并，故不再有人提及?！焙笥衷凇稇蛭母耪摗酚枰灾厣辏骸啊赌显~引正》有杭州腔，大概就是指此罷？惟這個腔調(diào)，不見他書，可能是海鹽腔盛行，被它所吞并，故不再有人提起杭州腔?！睉蚯魳芳伊魃骋鄵?jù)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作如下的肯定說：“據(jù)此可以肯定南宋期間用溫州土腔演唱的南戲，自從傳入杭州以后，首先語言上采用吳語官話，所以‘唱念呼吸，皆如約韻’?！笨傊?，自從魏良輔提出“杭州腔”以來，近代學者幾乎一致予以首肯，故《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得出結(jié)論，認為“南戲流布衍變的聲腔，除溫州一隅外，至少已有五種南戲聲腔在城市和農(nóng)村興起?！逼渲屑窗ㄋ未蠎颉昂贾萸弧薄?/p>

南宋儺戲圖

“杭州腔”的代表性作品，可考者有《王魁》《趙貞女》《王煥》《張協(xié)狀元》《錯立身》等。從這些作品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南戲較之誕生期，已有了長足的進步：一是腳色體制齊全，已形成生、旦、凈、末、丑、外、貼七種基本腳色，為后世戲曲的腳色體制奠定堅實基礎。二是曲牌組合完整，“本無宮調(diào)，亦罕節(jié)奏”的“村坊小曲”階段早已結(jié)束，代之以宮調(diào)統(tǒng)轄嚴密，曲牌聯(lián)套有致。本時期的戲文，一個宮調(diào)統(tǒng)轄若干曲牌，其中南曲曲牌分引子、過曲、尾聲三類，運用已相當熟練。三是藝術(shù)成分增加。這時期的戲文除繼續(xù)吸收南方民間各種伎藝外，隨著北人的不斷南下，便廣泛汲取來自北方的各種伎藝，諸如雜劇、院本、諸宮調(diào)、唱賺、百戲、雜扮等，其中特別是宋金雜劇的藝術(shù)成分，從而開南北戲曲合流之先河。

二是“海鹽腔”。杭州距嘉興海鹽很近，南戲從杭州流傳海鹽，無論陸路或水路均很方便，不久即在這里形成新的聲腔劇種，取名“海鹽腔”。遺憾的是，由于士大夫的蔑視不屑記載，遲至明弘治初年江蘇太倉人、時任浙江右參政陸容的《菽園雜記》卷十才提到它，稱它是“南宋亡國之音”，可見其形成的時間當在南宋朝。接著有祝允明的《猥談》“歌曲”條，稱明初以來“南戲盛行”，凡公私演出南戲，其中即有“海鹽腔”，并將其與“余姚腔”“弋陽腔”及“昆山腔”并稱。楊慎的《丹鉛總錄》卷十四“北曲”條，則記其盛況說：“近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大夫稟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shù)十年，北曲亦失傳矣?！笨梢娖鋭莶豢蓳?。近人周貽白《中國戲曲史講座》、錢南揚《戲文概論》等均稱其形成于南宋，依據(jù)是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卷三，稱宋人張鎡，字功甫，循王之孫，豪俊而有清尚，嘗來浙江海鹽縣“作園亭自恣，令歌兒衍曲，務為新聲，所謂海鹽腔也”。清李調(diào)元《劇說》引元姚壽桐《樂郊私語》載：海鹽澉浦楊梓與曲家貫云石友善，貫教其家僮唱海鹽腔，“海鹽遂以擅歌名浙西，今俗所傳海鹽腔者，實法于貫酸齋”。據(jù)此，可知海鹽腔源遠流長，至元代已盛行，其源當出自宋代。海鹽腔的特點是“體局靜好，以拍為節(jié)”，至明代已盛行于嘉興、湖州、溫州、臺州以及江西宜黃等地。

南戲《白兔記·李三娘井邊遇子》插圖

三是“余姚腔”。杭州離余姚也不遠，南戲流傳余姚也很方便，與當?shù)卣Z言、音樂等因素相結(jié)合而形成新的聲腔劇種“余姚腔”之時，也當在南宋年間。最早見諸明陸容的《菽園雜記》，接著有祝允明《猥談》等。據(jù)《南詞敘錄》載，余姚腔至嘉靖年間已盛行，并流向江蘇、安徽等地。錢南揚《戲文概論》稱其傳播地域之廣泛，不亞于海鹽腔，非與海鹽腔有同樣悠久的歷史不可，故斷其發(fā)生于宋代。余姚腔的特點：一是不托管弦，沒有伴奏，靠人聲幫唱。二是附加“滾調(diào)”，即介乎唱與白之間的朗誦性唱腔，王驥德《曲律》稱之為“流水板”。偏于唱的稱“滾唱”，偏于白的稱“滾白”。其語法結(jié)構(gòu)，主要是一種五、七言韻文，有如五、七言古詩，卻又不受其格律限制，比較流暢自然。近人周育德《中國戲曲文化》在解釋“滾調(diào)”之后稱“余姚腔也是一種趨向于大眾化的聲腔”，所說甚是。以余姚腔為基礎而衍化的聲腔有青陽腔、義烏腔、新昌調(diào)腔等。其中“新昌調(diào)腔”已進入國家級“非遺”保護名錄。

四是“弋陽腔”。杭州離江西弋陽較遠 ，可南戲流傳弋陽的時間卻很早，據(jù)宋元間人劉塤《水云村稿》“吳用章傳”記載，南戲早在南宋咸淳（1265—1274）時已傳入江西南豐一帶，時稱“永嘉戲曲”，謂其聲腔“淫哇盛，正音歇”，盛行一時。弋陽離南豐縣不遠，戲曲基礎比南豐更好，終于在這里形成南戲新的聲腔“弋陽腔”，這是順理成章的。據(jù)祝允明《猥談》、徐渭《南詞敘錄》記載，弋陽腔于明正德時已流行，嘉靖間已流傳南、北兩京及湖南、福建、廣東等省。其特點是不用管弦伴奏，干唱，幫腔，湯顯祖《廟記》稱其“其節(jié)以鼓，其調(diào)喧”。由于一開始即扎根于民間，故歷演不衰，傳承至今，仍保存有大量弋陽腔劇目及相關資料，為南戲的發(fā)展與傳播立下了汗馬功勞。明中葉以后，弋陽腔流傳各地，又繁衍成各種新的聲腔，被稱作“弋陽諸腔”，浙江的義烏腔、溫州高腔、西安高腔等八大高腔大多即出自“弋陽諸腔”。

五是“昆山腔”。杭嘉湖平原與蘇州昆山比鄰，是南戲海鹽腔流行的地區(qū)，“昆山腔”是在繼承海鹽腔傳統(tǒng)的基礎上形成的，其淵源可溯至南宋杭州的南戲。祝允明在明弘治前后寫的《猥談》中，將其列在海鹽、余姚、弋陽三腔之后，可見它在正德之前已盛行。明沈?qū)櫧棥抖惹氈穮s稱其在嘉、隆時由曲師魏良輔所創(chuàng)造，當誤。但魏氏曾對昆山腔作過改革，創(chuàng)造了“水磨調(diào)”，功不可沒。昆山腔的特點與海鹽腔一樣，兩腔均“體局靜好”（湯顯祖語），即細膩婉轉(zhuǎn)的意思，只不過昆山腔比海鹽腔又提高了一步，故《南詞敘錄》說它“流麗悠遠”，《客座贅語》說它“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shù)息”?！抖惹氈犯Q“聲則平、上、去、入之婉協(xié)，字則頭、腹、尾聲之畢勻。功深镕琢，氣無煙火。啟口輕圓，收音純細”。昆曲傳入杭州甚早，據(jù)焦循《劇說》引《曠園雜志》記載，嘉靖二十八年（1549），杭州已演出昆劇《浣紗記》“游春”，周詩飾范蠡。周詩時年21歲，剛參加過鄉(xiāng)試。揭榜的前一夕，凡參加考試者均赴省門等候發(fā)榜，獨周詩跟隨鄰居入戲園看戲，光看還不過癮，竟上臺串演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