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楊足儀《死亡哲學十二講》，江西人民出版社，斯坦威圖書出品。
相比而言，西方文化及西方的文學家、藝術家們更青睞于死亡主題。文學家們形象地描繪死亡恐怖、悲慘的場面，繪畫大師們極力地刻畫著死亡面前的人格表現，詩人們更是充滿激情地贊美死亡，把死亡當作人生的最崇高境界?？傊?，在文人的眼中，死，已褪去了它的猙獰可怖，隱去了它的悲慘與不幸，死變成了偉大、崇高，變成了善，變成了美。
總體地看，悲劇是西方最有特色的藝術形式，悲劇的主題總是圍繞人類對不可更改的命運的抗爭，而抗爭的結果總是以失敗而告終，最終只能走向死亡、走向毀滅，這也正是悲劇精神的意義之所在。
悲劇肯定了死的命運的不可避免性，但它并不因此使人陷于對死亡的極度恐懼或宿命論式的消極悲觀之中，悲劇震撼人心的魅力，就是悲劇美學意義之所在。
人們在悲劇藝術的欣賞中，在對悲劇人物悲劇性的毀滅的欣賞中，所感受到的不是人類的渺小，不是無可奈何地沮喪、絕望，相反，是人的內在的偉大力量，是人性之美、人格之美。
在西方文化的源頭——古希臘文化中，希臘神話很多就是悲劇神話。其中，與死神相關的西西弗斯的神話就極具代表性。按正統的觀點看，西西弗斯是塵世間最陰險狡詐之人。但為了抗拒必死的命運，西西弗斯竟敢與冥王周旋。他設計抓住了死神，并給死神帶上了沉重的鐐銬，故而，人世間不再有死亡了。西西弗斯也因此觸怒了諸神，為了懲罰他，諸神派出強大的戰(zhàn)神阿瑞斯解放了死神，死亡現象又重現人間。最終，西西弗斯也被死神抓到冥府，受到了嚴厲的懲罰：他必須使盡全身的力氣，把一塊巨石從山底推到山頂。因重力的作用，當他把石頭推到山頂時，石頭就會滾落下來，他必須又重新開始把石頭推到山上去。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沒完沒了，永不停歇。人們通常用西西弗斯的石頭比喻艱難而無效的工作。但西西弗斯實際上代表了人類的狡黠和智慧。為了執(zhí)著地迷戀生機盎然的地上世界，他千方百計地逃避死亡、抗拒死亡。面對殘酷的命運，他毫不猶豫地向山下走去，去重復那永恒的徒勞。這深刻地體現了人類對生活的無限熱愛、對諸神設定命運的不屈抗爭，是人類不屈與抗爭精神的神話式袒露和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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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觀哲學家尼采（AC1844—1900）非常重視悲劇的生命意義。在他的生命哲學中，以永恒輪回為基礎的酒神精神就是強調我們首先要認識和肯定人生的悲劇性。在《悲劇誕生》中，尼采通過對古希臘的悲劇誕生之考察，發(fā)現人生就是悲劇美。指出希臘人對人生的痛苦、艱辛與恐懼有著深刻的體驗，并訴諸神話。如偉大的“博愛主義者”普羅米修斯為了光明而盜火種卻被兀鷹啄死，其兄弟阿特拉斯也被罰以托著天庭的苦行。俄狄甫斯解開了自然之謎卻擺脫不了可怖的命運，成為最偉大的受苦者（他命該殺父娶母）。這些深刻的悲劇說明：“人類最高的善必定是同罪惡一齊被買進來的，由悲凄之血淚與受苦來償付?！倍ＥD人卻以悲劇精神、狄奧尼索斯情態(tài)勇敢地都接受了。
令尼采十分沮喪的是，他認為自蘇格拉底起，古希臘文化中的悲劇精神消失了，古希臘文化由此走向沒落。中世紀的基督教和近代理性主義運動（以科學為支柱）更使悲劇意識喪失殆盡?；浇逃谩傲硪粋€”、“更好的生命觀念”作為哄騙，以此來掩蓋人生必有死的悲劇性，用彼岸世界來為塵世生活提供虛幻的目標和意義，從而根本否定了生命本身。同時，發(fā)源于蘇格拉底的科學樂觀主義相信科學至上，知識萬能，借概念指導人生，完全敗壞了人生意義的探求，結果浮于人生表面，使人注重外部物質世界，回避對人生悲劇和人生意義的發(fā)問。正是在基督和理性的雙重重壓下，生命之樹枯竭了?！叭藘H僅是一群浸透基督毒三十、形體虛弱、心靈分裂、目光呆滯的生物……是大工業(yè)狀況下的畸形生物?！?/span>
文藝復興以來，上帝逐漸死去，宗教的慰藉再也不能掩蓋人生的悲劇，生命的痛苦重新折磨著歐洲人的心靈，要求哲學加以正視。叔本華是第一個試圖揭示人的痛苦的哲學家。但他被這種痛苦壓倒在悲觀主義的牢籠中，得出否定生命意志的結論。尼采相反，認為要肯定生命意志，用酒神的智慧戰(zhàn)勝人生的痛苦。
狄奧尼索斯尼采自認為是第一個認識那奇妙的狄奧尼索斯現象的人，冠以“酒神哲學”。他說，酒神的重要性在于人體解體而同宇宙之本融為一體，在于底米特再生下狄奧尼索斯所表示的生命不可摧毀的永恒輪回的象征意義。他以此來解釋悲劇的快感實質上就是個體通過自我的毀滅而感到的與永恒的宇宙生命結為一體的酒神祭式的陶醉。因而，悲劇足使人深信即使是再丑惡最乖蹇的命運，也不過是美學上的游戲。以這種態(tài)度看待人生，必然得出結論：肯定痛苦、肯定人生的悲劇性也就是肯定生命。熱愛人生肯定人生的全部連同它的苦難和悲劇，這就是命運之愛。“人類所具有的偉大性是對命運之愛，一個人無論在未來過去或永遠都不應該希望改變任何東西。他不但必須忍受必然性，并且，他沒有任何理由去隱瞞它―在面對必然性時，所有的理想主義者都是虛假的―旦他必須去愛它……”
對生命的愛是生命痛苦的根源，而生命痛苦本身未嘗不是生命的歡樂的一種體現。痛苦是生命不可缺少的部分。偉大的幸福正是戰(zhàn)勝巨大痛苦所產生的生命的崇高感。因此，尼采呼吁“去同時面對人類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超人”的誕生就緣于此。尼采對現代人徹底失望了。他認為自基督教降直今日，“人類一直處于最壞的情況中，人是被那些不適當的東西所支配，被那些心理上弄巧成拙的人所支配，被那些狡猾的、充滿仇恨心理所支配——那些謀害世界和詆毀人類的人”，使得地球上的人類變成了病菌。因此，尼采渴望“超人”誕生，以此作為醫(yī)治西方文明衰落的藥方。
不難看出，尼采的“超人”意在給這個世界的體魄注入新的生命，給人的生存提供一個目標，一種意義，寄托了人類超越自身的理想。尼采敏感于現代文明的弊病，卻不能指出一條現實的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超人”身上。尼采的左腳掙脫了叔本華悲觀主義泥坑，右腳又踏入了虛無主義的深淵。虛幻無常、憂患忡忡、缺乏意義的人生成為酒神精神的前提。他以酒神賦予生命一種意義，使生命在力的追求中超越自身，有新的創(chuàng)新，但永恒輪回的夢想卻斷絕了超越和創(chuàng)造的可能性。他為了達到肯定人生的極限，含有一種悲壯的氣概，但又隱藏著一種絕望的沮喪。他竭力想賦予生命某種意義，可內心深處對生命的意義仍是懷疑的。即使是酒神本身，也帶有一種病態(tài)的振奮、悲壯的激昂。因此，酒神終究是一種借酒消愁、自我陶醉的意境，以此來感知虛弱中力的充實，激發(fā)自卑中狂妄的氣概，享受險境中搏擊的刺激，體驗失敗中勝利的悲壯，尋求毀滅中創(chuàng)造的陶醉，以寄托痛苦的人生，去作悲壯的探索。這的確是一種“悲劇之喜感也”。尼采晚年精神分裂，心魂游弋于愷撒和基督之間不知所從，這是他的悲劇——生命的、學說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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