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所著《重建的世界》，集中研究了俄國擊敗拿破侖后世界各國為構(gòu)建新的國際秩序所做的努力，尤其關(guān)注外交的局限性和國際穩(wěn)定的要素。該書所闡發(fā)的“均勢外交”思想奠定了基辛格戰(zhàn)略思維的基礎(chǔ)。
歷史只有在回顧時才有意義
文｜王為松（上海人民出版社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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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一晚上微信，也沒記住今年諾獎得主是叫阿列克謝耶維奇還是亞歷塞維奇。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人得了獎，就想去看看，有的人得了獎，一時還提不起閱讀的興趣，哪怕都說好看。譬如，最近火熱的《瑯琊榜》，據(jù)說陳子善先生出來吃飯，先講清楚，包房里必須有電視，一到七點半，他準時轉(zhuǎn)過身去，不管你們說什么，雷打不動看《瑯琊榜》，看到廣告，趕緊轉(zhuǎn)身來吃飯，聽到音樂起，又調(diào)轉(zhuǎn)椅背，直到兩集播完。我起先看到報道，說《瑯琊榜》超越朝代，人物、身份、官職、服飾、建筑都不受一朝一代的限制，當時就想，只怕是以后寫小說，也沒人肯像沈從文那樣花死功夫，去鉆研歷代服飾的細節(jié)了。超越朝代，就不會有人罵你違背歷史真實。
歷史的細節(jié)往往在掌故里有生動的描述，子善先生在《春申舊聞》（陳定山著，海豚出版社2015年7月版）序里就說，“掌故不能等同于信史，但掌故的確有其不可替代的迷人之處，不但因為掌故注重描述，富于文采，而且有可能對正史作出必要的補充或修正，盡管大都憑記憶和傳聞所寫的掌故本身也需要文字或檔案記載的核校?！?/span>
當然，歷史的敘述有更宏大的理論支撐，基辛格博士的《論中國》或者《世界秩序》，也都可以看作是歷史敘述，關(guān)于歷史，在他的新書《重建的世界》（基辛格著，馮潔音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10月版）里有這樣的表達，“在外交事務(wù)研究中，如果沒有意識到歷史背景，就不可能得出有意義的結(jié)論。社會存在于時間中，多余存在于空間中。（國家）通過共同的歷史意識實現(xiàn)了身份認同，這是國家都具有的唯一的經(jīng)驗，是它們唯一能從自我中獲得教訓(xùn)的可能性。歷史是國家的記憶?！?/span>
接著，他又說，一個人可能被熱爐灶灼傷，但是，當他再次面對不同大小的金屬物體時，他首先必須判斷，那是否的確是個熱爐灶。同樣，一個國家和民族會意識到革命形勢可能產(chǎn)生的后果，但是，如果不能識別革命形勢，那么它的民族的知識就派不上用處。所以說，“國家往往是健忘的，很少見到國家從過去吸取教訓(xùn)，而得出正確的結(jié)論則更為罕見”，因為，“每一代人都只有一次提取知識的機會，只能嘗試一種解釋、一次實驗，因為他們是自己一代人的實驗對象。這是歷史的挑戰(zhàn)與悲劇?！?/span>
這本書其實是基辛格的博士論文，還有一個副標題——“梅特涅、卡斯爾雷與和平問題，1812—1822”，全書討論的是十九世紀早期歐洲的宮廷外交。這也是基辛格學以致用的人生開始。說到論文，傳說哈佛至今還有一個“基辛格規(guī)則”，即大學生本科畢業(yè)論文的篇幅，不得超出基辛格本科論文的三分之一。因為基辛格當時寫了377頁，當然，導(dǎo)師看了前一百頁，就給了他“最優(yōu)”。
基辛格的興趣自然不是研究某個歷史人物，他也許在選定論文題目時，就預(yù)示了自己從國際事務(wù)研究者到國際政策制定者的轉(zhuǎn)型，所以他對梅特涅創(chuàng)建并維持了一百年的維也納均勢體系更有興趣，他說，這一時期的問題同我們當代的問題很類似。我們也可以說，阿列克謝耶維奇關(guān)于切爾諾貝利或者戰(zhàn)爭的采訪與表達，都是歷史的一種記錄。即便我們未必認同這樣一種說法：歷史只有在回顧時才有意義，而且永遠不會有最后定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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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基辛格的處女作。本書部分為政治傳記，部分為外交史，既有基于歷史文獻的嚴謹歷史敘事，也有基于其理論的客觀分析和評論，集中研究了俄國擊敗拿破侖后世界各國為構(gòu)建新的國際秩序所做的努力，尤其關(guān)注外交的局限性和國際穩(wěn)定的要素。該書所闡發(fā)的“均勢外交”思想奠定了基辛格戰(zhàn)略思維的基礎(chǔ)，本書的成功奠定了基辛格作為現(xiàn)實主義學派中第一流學者的聲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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