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立名傳世觀念在我國史學思想發(fā)展中有著悠久的傳統(tǒng)。從孔子“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到左丘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立名于青史觀念的提出,后世的史家都在自己的史著中不同程度的表達出了對立名于青史的渴望。儒家史學中的立名觀帶有強烈的功利教化色彩和對現(xiàn)實的理性的思考。以“禮”為標準,以“仁”為評價,立名的目在于懲惡揚善和鑒戒,在于弘道和教化,歸于一句話,在于經(jīng)世致用的道德垂訓。
[關(guān)鍵詞] 立名 《春秋》《左傳》春秋筆法
從孔子“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到左丘明“立德,立功,立言”[①]的三不朽立名于青史觀念的提出,后世的史家都在自己的史著中不同程度的表達出了對立名于青史的渴望。司馬遷“扶義倜儻,不令失時,立功名于天下”。[②]雖遭受宮刑,“隱忍茍活,函糞土之中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文采不表于世”。[③]他發(fā)憤著作,以血淚書寫歷史,以求藏之名山,彰顯后世。東漢魏晉之時,托物留名之風盛行,卑門寒士和士族王公都以立身顯名為榮,史家王隱說:“疾沒世而無聞”[④]。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更是對史書中立名后世的心態(tài)做了一番深刻的見解陳述:“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蚍蜉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末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進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于功名不聞,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⑤]許凌云說:“自孔子到司馬遷及后來許多史家都有一個傳統(tǒng),即:疾沒世而名不顯,欲以史著揚名于后世”。[⑥]綜前概述,立名傳世觀念在我國史學思想發(fā)展中有著悠久的傳統(tǒng)。但其萌生和提出還得從遙遠的先秦說起。
傳統(tǒng)史學,源遠流長。自開辟草昧以來,史官就在日常政務和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古史曾有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說。但三代時期的史學只是屬于官學的一部分,只有貴族子弟才有傳承歷史知識的特權(quán),史學的發(fā)展處在一個緩慢形成的過程中??鬃拥某霈F(xiàn)打破了史學緩慢發(fā)展的步調(diào),他開啟私人撰史的先河。對傳統(tǒng)史的編撰原則和闡述的價值標準都有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
春秋末世,周王室權(quán)威掃地,日趨衰落。諸侯國之間,殺人盈野,爭城以戰(zhàn)?!按呵镏g,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shù)”[⑦]。面對社會的劇烈變革,原有的文化傳統(tǒng)也在悄然的發(fā)生著變化。過去那種“官守學業(yè),皆出于一”[⑧]的局面被打破,“而天下同之為治,故私門為著述文字。”文化下移,私學興起。這為百家爭鳴的多元化學術(shù)環(huán)境的形成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而孔子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政局動蕩風云巨變的亂世。
面對這樣一個亂世,孔子一生都在為恢復周禮提倡仁治呼喊奔走。惜其志不得施展,退而教弟子,述典籍。據(jù)魯史而編《春秋》。他“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覺”。[⑨]作為儒家史學的開創(chuàng)者,孔子的立名觀念鮮明的體現(xiàn)在了《春秋》的編訂目的中。他懷著“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的心聲,作“《春秋》以道名分”,[⑩]以達到“懲惡而勸善”[11]的和“撥亂而反正”[12]目的。《孟子·滕文公下》有這樣一段記載:“世道衰微,邪說暴行,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鬃討郑鳌洞呵铩贰?。這段文字很形象的道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心態(tài)和目的。面對衰微殺戮的亂世,孔子“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jīng)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成”。[13]使《春秋》成為“禮義之大宗”。[14]杜預說“仲尼因魯史策以成文,以示勸戒,”“其微顯闡出,裁成義類者,皆拘舊例而發(fā)義,指行事以正褒貶?!?a target="_blank">[15]其中,明禮義和興王道的政治目是最重要的,而立名的心態(tài)倒在其次。這也就開啟了后世封建史學經(jīng)世致用的功能,史書的主要目的在于為統(tǒng)治者起到鑒戒的歷史作用,弘揚王道和懲惡揚善。
“孔子修《春秋》和對歷史事件的觀察分析,都貫穿著他“仁學”和“正名”的思想主張?!?a target="_blank">[16]楚靈王奢侈荒淫,民怨頗深,“不能自克,以及于難”??鬃釉u論說:“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派圃?!楚靈王若能如是,豈能辱于乾?”[17]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城濮之戰(zhàn)以后,會諸侯于溫,于是出現(xiàn)了“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孔子把此事寫成:“天王狩于河陽?!边@樣,一方面貶天子,“顯其失地”,河陽是屬于晉國的,并非王室狩獵之地,另一方面,表彰文公尊王之德,“隱其召君之闕”。綜兩例可觀,孔子的史學思想中,一方面是對仁義和理想的追求,提倡“直”“義”的操守,他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18]強調(diào):“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認為史家應秉筆直書,這和他“仁學”“正名”的思想是聯(lián)系在一塊的。但一方面,孔子又受到社會尊卑和等級觀念的影響,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現(xiàn)象極為痛恨,所以在作《春秋》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對魯國的官修《春秋》進行大膽修改,以致“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19]連孔子自己也說:“后世知丘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在仁義理想的追求和“正名”維護周禮中,孔子的史學思想產(chǎn)生了矛盾。是秉筆直書還原歷史真實,還是為了“正名”而曲筆記載,這些矛盾的思想對后世修史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但今天,我們的評價,不能苛刻前人,肯定其積極的影響是最主要的。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的史學思想,以“禮”為正名尊卑的標準,以“仁”為道德評價標準,一部《春秋》,不僅僅使善者名留青史,惡者遺臭萬年,更重要的是,注重實錄的精神和春秋筆法的運用,帶有經(jīng)世致用的強烈的現(xiàn)實關(guān)懷。在《春秋》經(jīng)世致用政治目的達到后,立名的思想就在其中隱隱的有些透露。
孔子立名的觀念在《春秋》中沒有明顯提及,而是通過“春秋筆法”來“屬辭比事”,其褒貶愛贈的情感通過嚴謹?shù)拇朕o表現(xiàn)了出來。以至于“《春秋》出,亂臣賊子懼?!?a target="_blank">[20]可見當時的諸侯卿大夫已經(jīng)意識到身后名聲在后世及史書的影響了?!墩撜Z》曰:“君子去仁,惡乎其名?”說的是如果君子倘若丟開了仁德,又如何配得上君子之名呢?《周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笨梢娙寮覍τ诔擅麡藴实暮饬吭谟诘懒x上的仁和善,這是符合儒家的立名標準的。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中記載了一段關(guān)于孔子對于文章傳遠述志功能的論述,其中隱隱包含著文章立名思想的萌生,“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a target="_blank">[21]自己的志向和理想要通過言辭表達出來,“不言,誰知其志”,說明了文章立志的重要性,這為后來左丘明關(guān)于立名傳世觀念的提出做好了鋪墊。
許凌云談到《春秋》著述目的時這樣寫道:“經(jīng)世致用是《春秋》的外在目的,而就孔子本人來說,他則想以《春秋》顯明弘道,他說文王之后,斯文都在他那里,可諸侯害之,大夫雍之,于是嘆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22]許老師在對孔子著史目的的剖析中已經(jīng)深刻的認識到孔子通過弘道立名于后世的思想的動機。
《左傳》的出現(xiàn)幾乎和《春秋》是同一個時代,為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左傳》以史實闡發(fā)《春秋經(jīng)》,帶有傳經(jīng)解事的特點,其著史的基本思想和《春秋》一脈相承。
許凌云說:“《左傳》對春秋的治史精神推崇倍至。他闡明《春秋》書法,直接發(fā)表評論,強化《春秋》的經(jīng)世目的,尤其注重《春秋》懲惡揚善的史學功能。-從懲惡勸善的角度出發(fā),《左傳》非常注重正名,認為“名之不可不慎”,應該使好人名垂青史,壞人留下惡名,通過這一手法,起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的教化作用,從而勸戒后人。正名的標準是禮,因為“禮失則昏,名失則愆”。”[23]由此觀之,《左傳》在對歷史的評價中,也是以“禮”為正名尊卑的標準,以“仁”為道德的評價標準。好人名垂青史,壞人留下惡名的主要目的在于懲惡揚善,給后世之人以借鑒。
在著史的手法上,《左傳》繼承了孔子的“春秋筆法”,褒貶人事,以求起到像《春秋》那樣經(jīng)世致用的目的,由于“左氏失明,厥有《國語》”和“昔左丘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左丘明在《左傳》中把個人的不幸苦難隱藏于心,發(fā)憤著史,這使他突破了“春秋筆法”下評價歷史的標準,開辟新的評價標準,把自己對史事的評價多用“仲尼曰”和“子曰”的口氣來述評,這其中隱隱包含著一種個人著史立名的觀念。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當范宣子問穆叔什么是“死而不朽”的時候,穆叔對答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a target="_blank">[24]這段陳述道出了以言立名的價值,最后的歸宿還是落在了立名的觀念上,名聲不朽,名垂千古。后世的不朽,不再要求一定要立功,立德和立言也一樣可以不朽,這是左丘明史學思想中的的閃光點。個人際遇的不幸使左丘明心志得到磨礪,悟出了立名青史的價值。社會局勢的混亂,使他更堅定了立名以使亂臣賊子懼的的懲惡揚善的作用。其三不朽的提出聲揚后世,影響了無數(shù)的志士仁人為此奮斗終身。
通過對《春秋》和《左傳》立名傳世觀念的大略探討,我們可以看出,在先秦這樣一的政局動蕩社會思潮多元化的時代,儒家史學中的立名觀帶有強烈的功利教化色彩和對現(xiàn)實的理性的思考。立名的目的在于懲惡揚善和鑒戒,在于弘道和教化,歸于一句話,在于經(jīng)世致用的道德垂訓。其評價以“禮”為標準,以“仁”為評價。能力行實踐儒家道德的人物得以立名青史,美德得到彰顯,人格魅力千古傳頌。反之,則為后世所唾棄。
[①]《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②]《史記·太史公自序》
[③]《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
[④]《晉書·祖納傳》
[⑤]《史通·史官建置》
[⑥]參見《儒學與中國史學》第137頁許凌云主編山東大學出版社
[⑦]《史記·太史公自序》
[⑧][⑧]章學誠《校仇通義·原道第一》
[⑨]《史記·太史公自序》
[⑩]《莊子·天下篇》
[11]《左傳·成公十四年》
[12]《史記·太史公自序》
[13]《史記·太史公自序》
[14]《史記·太史公自序》
[15]吳懷琪《中國史學思想史》第154頁
[16]祝瑞開《孔子的史學思想- -兼評“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等觀點》
[17]《左傳·昭公十二年》
[18]《論語·學而篇》
[19]《史記·孔子世家》
[20]《孟子·滕文公上》
[21]《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22]參見《儒學與中國史學》第9頁許凌云主編山東大學出版社
[23]參見《儒學與中國史學》第22頁許凌云主編山東大學出版社
[24]《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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