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歌理論的發(fā)展，是個長期的反復的過程。從陳子昂、李白提出復古的主張以后，明確了詩歌發(fā)展的方向，然而有些人理解不免片面，粗暴地全盤否定六朝文學；而另一些人則仍然“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詞，不知喪于雅正”（見元結《篋中集序》）。 杜甫作為唐詩集大成者，不但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碩果累累，達到了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tǒng)一，而且在詩歌理論方面也頗有見地，展現(xiàn)出其無與倫比的大家風范。詩人在大唐盛世所營造的寬松的藝術氛圍中，以高遠的藝術眼光，豁達的藝術心胸為我們總結了一系列寶貴的藝術經驗。著名的《戲為六絕句》寫于唐肅宗上元二年（761）以詩論詩，辭簡義精，可謂是杜甫詩論主張的集中體現(xiàn)。更是對關于六朝文學的接受與批判這一極為艱巨而復雜的課題的深入探討。六首詩作前三首評論作家，后三首揭示論詩宗旨。其精神前后貫通，互相聯(lián)系，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先從題目說起。六首絕句冠以一個“戲”字，是很耐人尋味的。它意味著杜甫在這里不是板起面孔，義正辭嚴的說教，而是輕輕松松、自自然然、從從容容地信口說出；不是你死我活的辯論，只是有感而發(fā)的言論而已，遠離是非對錯的判斷，以一個詩人的眼光看取評價詩壇的現(xiàn)象。因為畢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創(chuàng)作是個性的，同樣批評也應該是個性的。六首絕句冠以一個“戲”字，感覺上不太認真、不太在意，但我們確可以從中玩味出許多道理來。因為在看似輕松的調笑背后潛藏著的是詩人深刻沉穩(wěn)的思考。正如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中說：“此六篇皆言文章之難事，公雖謂之戲，而中有刀尺矣?！边@六首絕句前三首主要通過對具體作家的評論提出了問題，后三首則結合自身體驗揭示論詩宗旨，意在解決問題；總體上可以概括為對詩歌創(chuàng)作中幾個歷史問題的一次反思和對若干現(xiàn)實問題的一次探究。
一
杜甫反思的問題之一是，對六朝作家庾信的評價。這集中體現(xiàn)在第一首詩中：
其一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
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
在這里，杜甫能夠全面考察庾信一生的創(chuàng)作，看到其文章老而更成的一面，指出其健筆凌云意氣縱橫的風格。關于庾信的詩賦，唐初有些史學家如李延壽、令狐德芬等都有過許多低調的評價，而杜甫卻沒有羈于傳統(tǒng)的束縛，而是一反傳統(tǒng)論調，從知人論世、發(fā)展變化的角度出發(fā)，以詩之大者的情懷來觀照庾信文章，“不曰老始成，而曰‘老更成’”，“老更成”，［1］即更加老成，老成意味著詩文寫作技巧的圓熟和藝術風格的渾成，這的確是相當高的評價，足以證明杜甫對庾信似乎不存在什么偏見，而是一向投射著更多欣賞的目光。而唐代的“今人”，卻指手劃腳，嗤笑指點庾信，適足以說明他們的無知。因而“前賢畏后生”，也只是諷刺的反話罷了。
杜甫能夠在否定六朝文學的聲浪中發(fā)出別樣的聲音，這絕不是一種刻意的叛逆、或是標新立異，而是一種深沉的理解、獨到的發(fā)現(xiàn)。杜甫充分看到了庾信是上集六朝精華，下啟唐人風氣的人物，是把南朝詩歌的寫作技巧和北朝民歌的質樸風格相結合的代表作家，所以用“凌云健筆”來贊揚庾信后期的詩歌成就。除了在《戲為六絕句》中提到了對庾信的評價外，杜甫在《春日憶李白》中還說“清新庾開府”，在《詠懷古跡五首》中贊其“暮年詩賦動江關”，可見，杜甫的確是推崇庾信的。歷來有人認為杜甫推崇庾信的話，是一種自況，理由是一、當時確有的嗤點杜甫的詩（見韓愈《調張籍》）；二是《詠懷古跡》之一中頭四句所說的“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實是杜甫自指；三是杜甫所說的“鯨魚碧?！敝挥欣?、杜可當（如錢謙益）。但這些理由并不是完全貼切的。杜甫看重庾信，是由于庾信的詩歌能兼“清新”與“老成”二者之長。楊慎《丹鉛總錄》卷十八曾說：“庾信之詩為梁之冠冕；啟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fā)其妙……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老成也?！糇由秸?，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由此可見杜甫是以其寬厚的胸襟、細膩的感悟，在前輩的詩作中探索、發(fā)掘著詩美。應該說，在徹底批判齊梁遺風、不顧一切進行大清掃的時候，在“一種健康的主流和傾向，掩蓋著另一種不健康的傾向”［2］的時候，這種冷靜、客觀、細微的關注，無論對古人、對時人、還是對后人，都是極其必要的、負責的做法。
二
《戲為六絕句》所涉及的問題之二是對“四杰”的評價。這體現(xiàn)在第二首和第三首詩中：
其二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其三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
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聞一多先生在《唐詩雜論》中稱：“四杰是唐詩開創(chuàng)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們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為都相當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為行為浪漫而，所以受盡了人間的唾罵，因為遭遇悲慘，所以也贏得了不少的同情”［3］，總之“四杰”一直以來是一個充滿爭議與矛盾的話題。首先是關于“四杰”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問題，杜甫在第二首詩中以欲揚先抑的筆調來作答。一方面稱他們的創(chuàng)作是“當時體”，即浸染著六朝駢偶文的遺風，所以招致了嗤點和嘲笑，另一方面，杜甫又筆鋒一轉，尖銳地指出“爾曹”笑話人不如人――隨時間的流逝身名俱滅，而“不廢江河”，萬古流長的卻是四杰的詩作。杜甫清清楚楚地道出了這樣一個事實，有力地回擊了一些不能正確地、歷史地對待文學現(xiàn)象的人，指出在唐初的藝術改革方面，“四杰”是有他們的歷史功績和貢獻的，應該給他們以公正的歷史的評價，這個意見在當時無疑是很有識見的。因為杜甫能從當時四杰所處的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環(huán)境出發(fā)，給予四杰詩作以特別的關愛，告訴我們文學批評不應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
在第三首詩中，杜甫進一步引用了時人哂笑四杰的話（詩中盧王，即概指四杰）“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而加以駁斥，冠以“縱使”一詞，引出后兩句的意思，入情入理：指出四杰的作品即便不及漢魏文章近風騷，但卻能以縱橫的才氣，駕馭"龍文虎脊"般瑰麗的文辭，光彩煥發(fā)，超軼絕群，他們的作品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皻v塊過都”暗用王褒《圣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意為歷田野，過城市，長距離的奔馳?！皻v塊過都見爾曹”全句意謂在歷史的淘選下，四杰與“哂未休”的時人，孰高孰低，分明可見。
杜甫的對四杰的這種獨到的觀照又絕非出于一己的偏愛，而是一位大詩人寬容的視角、冷靜的的目光使然?！八淖又佑跐h、魏之近風騷，杜甫非不知之；故不以是薄之者，則當時文體如是，非固四子這病也。當時文體如是，而四子獨能杰出流俗，自儕不朽，則龍文虎脊，自有其不廢江河者在。故非身與名俱滅之爾曹，所能望塵追及矣。此所以斷言為‘才力應難跨數公’也；此又所以斷言為‘未及前賢更勿疑’也”［4］，根據上面的分析可見，在杜甫的文學批評中透露著相當強的辯證的思想，這無疑是其言論科學性和客觀性的保證?！昂筚t兼舊制，歷代各清規(guī)”（ 杜甫《偶題》）這是杜甫一貫的主張，既反對因襲守舊，也反對割裂歷史，一概否定。杜甫認為，風格固然和作家追求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文學演進上自然的趨勢，是非主觀的時代規(guī)范，庾信和初唐四杰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能取得那樣的成就，已屬不易，后人不應求全責備。
故杜甫在接下來的一首詩中作以小結，此首即承前三首之說，并將話題引向當代詩壇：
其四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這里的“數公”即指庾信、四子。“爾曹好作嗤點，好哂人者，究竟誰是出群雄乎？才力薄弱，未能逮其凌云健筆之文，未能明其江河萬古之故，未能步其龍文虎脊之塵，又安能不流為織小娟媚，而未掣鯨魚碧海中乎！”［5］杜甫再一次警醒世人應以宏觀的歷史的態(tài)度來觀照文學現(xiàn)象。而且在第四首詩中，杜甫還明確這樣一點：他所推崇的是“鯨魚碧?！?，不是“翡翠蘭苕”；清詞麗句的技巧可取，但纖弱小巧的風格不可?。徽缰鞏|潤先生在《杜甫敘論》中指出的那樣：“他要求的是偉大，是壯麗，不是嬌小、不是玲瓏”［6］，所以必須上攀屈、宋，自鑄偉詞，創(chuàng)造出“碧海鯨魚”的壯美意境。
三
如果說，前面的內容是杜甫對過去批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的反思，那么后兩首詩則著重談如何解決現(xiàn)實中的問題。
其五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
其六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
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應該說，杜甫的詩歌理論是以雄厚的創(chuàng)作實踐為基礎而形成的。所以在這里，杜甫結合自己的創(chuàng)作體驗，為我們端正了學詩的正確態(tài)度并提供了學詩的有效途徑。黃珅在《杜甫心影錄》中說：“在中國文學史中，沒有誰比杜甫更能不倦地向他人學習，更能由衷地贊揚他人了”［7］，這是一個原因，也是一個結果。在對待古與今的問題上，杜甫提出了一個有名的論點，“不薄今人愛古人”，就是說對古與今要一視同仁，不厚此薄彼。不分今古，繼承與發(fā)展本身就是一個綿延的整體，此則杜甫指示論詩宗旨，而其所以不廢齊、梁之意，亦昭然可知。杜甫認為，后代詩人要想在創(chuàng)作上有所突破，必須對前人留下的文學遺產“別裁偽體”，批判地吸取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因為不繼承，就無從創(chuàng)新；不創(chuàng)新，就缺少意義和價值。所以要拋開偏見，打通古與今的界限，實現(xiàn)全面兼容。“別裁偽體親風雅”，是說要區(qū)別而裁去“偽體”――缺乏真實內容的形式主義之作，主要指和風雅的正體背道而馳的東西，即齊梁遺風?！对娊洝返摹讹L》和一部分《雅》，是《詩經》的精華所在，它比較而強烈地反映了當時殘暴統(tǒng)治下人民的疾苦和憤懣，生活地唐王朝大動亂時代的杜甫，體會到了這一動亂給人民帶來的疾苦，為了使文學發(fā)揮他所說的“致君堯舜上”的政治作用,杜甫要求繼承《詩經》的風雅精神，即現(xiàn)實主義的優(yōu)秀傳統(tǒng)，要求文學反映當時動亂中人民的疾苦。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有它積極的歷史意義的。在“別裁偽體親風雅”的前提下，杜甫又進一步提出“轉移多師是汝師”的主張。告訴我們學習應該擇善而從，廣泛融會，不為時代、流派所限。的確，每個時代的文學都有自己的成法和經驗，后一個時代所發(fā)生的新變化也總是建立在前一個時代的基礎之上。因此，創(chuàng)新的前提是嫻熟地掌握過去文學遺產中的精華和要義，在繼承的過程中發(fā)揚，地學習的過程中加以融匯貫通，然后才可能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創(chuàng)造。我們看到，杜甫之所以在藝術上達到很高的造詣，受到后人的敬仰，和他這種廣泛學習的態(tài)度是分不開的，同時，他的這一主張對后世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要之，杜甫之所以會有這樣一種客觀、寬容、通達的批評態(tài)度，之所以會產生廣泛學習、兼并蓄的理論主張，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杜甫是盛唐的詩人。盛唐，是一個洋溢著力量與信心的時代，對外吸收各種不同的文化，對內容納各種不同的思想，安史之亂之后，王朝雖已開始衰敗，但此風猶在，而杜甫的生命始終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通，所以自然也感染了這種恢宏的氣度，創(chuàng)作出“渾涵汪茫，千匯萬狀，兼古今而有之”［8］的博大境界。其次，杜甫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而儒家崇尚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厭惡極端和偏頗，“溫柔敦厚”成為其詩歌理論的主要命題。這些都意味著應該以一種平和的心態(tài)看待事物，一切智慧要在不慍不火、冷靜客觀中體現(xiàn)出來。杜甫正是在他的詩歌理論中滲透了這種“博”、“仁”的儒家精神，所以無論評論古人還是今人時，他始終目光和藹、內心真誠、充滿善意與關愛。此外，從文學理論批評自身發(fā)展的的角度看，對于那些存在爭議的問題、遲遲難辨是非的問題，人們投過太多的白眼，貶低、指斥，甚至責罵，這其間夾雜著社會的目的性和個人的狹隘性，無論是對于歷史上的詩人，還是對于歷史都是有欠公允的；詩至杜甫如日行中天，而“正午的日曜，是力、是熱、是鋒棱、是奪目的光芒”，［9］最美的時候終于到了，從內容到形式都完備了，從詩作到詩人都成熟了，該是用正眼從容看取一切的時候了，就這樣杜甫以雄厚的創(chuàng)作實踐為基礎的詩歌理論誕生了。綜上，以《戲為六絕句》為代表的杜甫的詩歌理論，之所以能夠折射出詩人敏銳的眼光和公允的態(tài)度，是與詩人所處的偉大的時代和詩人自身所具有的偉大的情感分不開的。
這組詩題雖言“戲”，但卻是中國詩歌理論批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岸鸥Φ脑娬摬⒉幌耜愖影?、李白以及后來的白居易那樣，為了救時救弊、突出地強調某一個方面。他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達到思想性和藝術性的統(tǒng)一，他的詩論也是如此”，［10］以其精辟的觀點、歷史的態(tài)度奠定了他在唐代詩歌論壇上不可替代的地位，更為唐詩的繼續(xù)繁榮開辟了道路。
【注釋】
[1] [4] [5]參見郭紹虞.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2]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M].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
[3] [9]參見聞一多.唐詩雜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朱東潤.杜甫敘論[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7]黃珅.杜甫心影錄[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8]參見《新唐書》卷二百一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10]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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