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馬克思哲學變革的核心主題指向“對人類自身存在的關切”。沿此脈絡，在當代哲學研究中衍生出了聚焦身體視角的生命政治學理論。在生命政治學理論圖景中，身體成為分析的元對象，而“人口”便是一個能充分體現(xiàn)這一特征的典型概念。人口是?？律螌W批判的邏輯起點和核心范疇。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治理體系中，人口成為首要的治理對象。人口是“現(xiàn)實的人”，是與物質、資源、環(huán)境、習俗、事件等相關聯(lián)的復合體。通過把一系列關聯(lián)項都納入治理體系的框架中，資本主義治理術從根本上達到了對整個生命的全方位介入和隱性干涉。正是由于把握到了人口治理概念的真實意義，生命政治學才得以最終形成。?？乱浴爸卫硇g”范疇闡釋人口，這超越了馬爾薩斯的抽象人口論，并在自然性層面延伸了馬克思的現(xiàn)實人口論，構筑了“人口的治理術范式”，揭示了資本主義獨特的社會治理模式，更新了我們對西方社會治理邏輯的理解。反思由?？滤_啟的聚焦于研究人口治理的生命政治學批判路徑，亦為我們理解當下西方社會自由主義治理體系的實質及其內在痼疾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
【關鍵詞】人口 生命政治學 ?？?自由主義治理術
馬克思所提出的“在批判舊世界中發(fā)現(xiàn)新世界”的嶄新方法論和全新世界觀，在當代依然能不斷地激起新的理論回響。沿著馬克思的思想脈絡所繼續(xù)展開的資本主義批判，在當代延展出了生命政治學批判這一生機勃勃的新分支。生命政治學是為當代西方激進左翼理論界所共同關注的一個熱門議題，思想家們嘗試從不同的研究視域出發(fā)對生命政治學進行理論重構，如阿甘本從“法律+法律之例外”的結構性視角，奈格里、哈特從非物質生產居于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視角出發(fā)，分別構建了“法權范式”的生命政治學理論和“生產范式”的生命政治學理論。他們的理論構想早已突破?？聶嗔碚摰脑蹩蚣埽⒅鸩窖苌鸀楫敶鷩怦R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新的增長點。肇始于福柯的生命政治學理論之所以能夠在當代獲得新的闡發(fā)，從根本上說，在于其理論依然飽含鮮活的生命力。這種鮮活的生命力主要從兩個維度體現(xiàn)出來：一是權力批判之維，二是生命價值之維?？梢哉f，權力和主體之間的關系問題始終是貫穿在福柯生命政治學研究中的一條主線。國內外學者不論從何種視角對生命政治學加以延展，都必然要圍繞權力——主體這一邏輯軸線而展開。在這一意義上，為了全面理解各種當代西方激進左翼思潮之興起的內在邏輯，檢視其理論“策源地”，我們就有必要回到?？?，探究生命政治學本身的形成過程及其內在機理，而“人口”恰恰就是一個使我們得以洞悉生命政治學之理論內涵的重要范疇。正如?？滤?，“正是基于人口，像生命政治學這樣的東西才能形成”[1]，人口范疇構成理解生命政治學的邏輯支點和關鍵鎖鑰。只有以對人口范疇的分析為基礎，我們才能深入切中生命政治學理論的形成機理。而如果拋開對人口范疇的細致考察，試圖直接把握生命政治概念，那么對生命政治學的理解就只能流于表面，既無法明晰生命政治得以誕生的內在機制，又難以切中生命政治批判的關鍵之處。只有以對?？碌娜丝诜懂牭娜姘盐諡榛c，我們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其生命政治學理論的核心意涵、生命權力在當代施展的內在邏輯以及當下生命政治學批判的根本價值旨趣。
馬克思一貫反對以教條抽象的方式框定現(xiàn)時代的本質特性，主張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充分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發(fā)展的歷史規(guī)律。這一理論視域給予?？伦顬樯羁痰膯l(fā)，推動他以歷史為解釋原則重新審視資本主義社會治理模式的獨特性。正如恩格斯評價的那樣，“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xiàn)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fā)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2]。正是由于在一定意義上運用了馬克思的研究方法，?？虏抛栽倿椤安粠б柕鸟R克思”，并從歷史譜系學的視域闡釋了權力研究范式的轉型，即從傳統(tǒng)的宏觀統(tǒng)治權轉向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微觀權力機制，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獨特的權力運作機制及其真實面貌。
?？抡J為，在權力的譜系中，“相比主權（souveraineté），相比統(tǒng)治，相比帝權（imperium）而言，政府治理更為基本……現(xiàn)代的政治問題是完全與人口緊密相連的。其系列是：安全機制——人口——政府治理和人們所說的'政治’這個領域的開放，所有這些，我認為都構成了應當加以分析的系列（série）”[3]。這一論斷表明，與傳統(tǒng)的君主權力或主權權力不同，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治理聚焦于人口問題。具體而言，帝權國家突出強調領土統(tǒng)一或疆域擴張，人口只是寄居于領土之上的附屬物。對生命而言，帝權則表現(xiàn)為一種 “讓人死的權力”或“刀刃上的權力”。在此意義上，帝權國家實質上是一種領土國家。與之不同，現(xiàn)代國家實質上是人口國家，它著力掌握與人口相關的一切信息，以此保障人口的安全、提高人口的質量、確保人們的幸福。這種人口治理形式似乎更為民主，更易被人們認可和接受。但?？聟s尖銳地指出，這種人口治理恰恰彰顯了資本主義政府治理的精巧技術和全新策略?？梢哉f，正是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治理過程中，生命政治學意義上的人口概念才登上政治歷史舞臺。
在《安全、領土與人口》一書中，?？聫臍v史譜系學的視角考察了人口范疇的三種理解范式，并由此闡明人口的歷史出場。他認為，人口概念存在三種理解范式：統(tǒng)治權范式下的人口概念、規(guī)訓權力范式或重商主義邏輯框架下的人口概念、生命權力范式或重農主義邏輯框架下的人口概念。這三種范式的嬗變能夠清晰地呈現(xiàn)出人口概念的歷史演變與內涵更迭過程，并由此凸顯出現(xiàn)代資本主義國家治理視域中人口概念所具有的獨特內涵。
首先，就統(tǒng)治權范式下的人口概念而言，在17世紀之前，人口主要被“作為'人口減少’（dépopulation）的反義詞”[4]來理解。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國力與人口數(shù)量的多寡直接關聯(lián)。盡管國力強弱的象征除了人口的數(shù)量多寡之外，還包含人口的質量（例如人口要滿足具備服從和勤勞的品質等一系列要求），但是最為基本的考察指標依然是人口的數(shù)量。人口的龐大數(shù)量、居民的人丁興旺構成一個國家力量強盛的主要標志。反之，當饑荒、災情、瘟疫、戰(zhàn)爭等災害發(fā)生的時候，往往會導致人口銳減或人口大規(guī)模遷移。此時，國力羸弱、君主權力或主權權力較為脆弱且易受外敵攻擊。在16、17世紀，一些國家（如英國）編制了死亡率圖表，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方式的統(tǒng)計實際上僅僅是為了掌握死亡人數(shù)，以便彌補損失的人口數(shù)量，這也就意味著統(tǒng)治權所關注的主要是國力強弱和領土統(tǒng)一，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人口死亡率、死亡人數(shù)、死亡規(guī)模等。可見，統(tǒng)治權范式下的人口概念是在否定的意義上加以界定的，主要關注人口數(shù)量不減少。
其次，就規(guī)訓權力范式下或重商主義邏輯框架下的人口概念而言，它具有生產力的意蘊，與勞動力的經濟功能具有同構性。17世紀西方社會的人口概念最典型地體現(xiàn)在重商主義思想家的解讀之中。按照重商主義者秉持的觀點，人口不僅僅是作為國力或統(tǒng)治者力量強弱的標志，更重要的是，“人口”成為國家財富和力量的基礎，甚至人口本身就是一種財富或生產力。17世紀的歐洲“把人口主要看成是生產力”，“人口是嚴格意義上的生產力”[5],這成為重商主義最為關切的問題?！叭丝谝馕吨a力”最直接地表現(xiàn)在：人口數(shù)量減少會直接影響到農業(yè)或制造業(yè)方面的生產能力，而人口增多則意味著投入生產活動的勞動力增加，并最終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與此同時，勞動力增多，就業(yè)競爭激烈，工資、物價偏低，這都有利于出口貿易，同樣能增加國內財富。
既然人口構成生產力的重要因素，具有增長社會財富的經濟功能，那么對人口進行管理和規(guī)訓就具有了歷史必然性。這種管理和規(guī)訓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對個人及其肉體進行規(guī)訓，尤為突出地表現(xiàn)在資本主義早期的工人或勞動力身上。工人的肉體成為機器體系的組成部分，有機生命被切割成不同的肢體動作，這些動作被納入整齊劃一的連續(xù)運動中。“一切在機器上從事的勞動，都要求訓練工人從小就學會使自己的動作適應自動機的劃一的連續(xù)的運動?！盵6]“工人要服從機器的連續(xù)的、劃一的運動，早已造成了最嚴格的紀律。”[7]由此，機器體系的運用在提升身體效率的同時，也達到了對肉體的精確控制。這既是“肉體的解剖學”，也是“權力的經濟學”。其二，17世紀的數(shù)據統(tǒng)計信息被用來鼓勵人口再生產，人口繁殖意味著勞動力增多，以此促進國家財富的增長乃至國力的增強。與否定意義上的人口概念迥然相異，17世紀重商主義邏輯中的人口概念正是在具有生產力性質的意義上進行界定的。盡管在某種程度上對人口的界定祛除了否定性的意味，但重商主義的邏輯重心卻在于通過管理人口和規(guī)訓身體的方式，達到保護國家和增加財富的目的，而非管理人口本身。所以，?？抡J為，此時真正意義上的人口并不在場。
最后，就生命權力范式下或重農主義邏輯框架下的人口概念而言，人口被視作“整體的過程（processus）”[8]，具有自身的生命。在重農主義的分析中，人口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考量因素。以糧食短缺為例，重農主義強調，政府不應通過制定政策對市場進行強力干預，而應提出取消“糧食定價和屯糧禁令”的處理方案，主張恢復市場的供求機制和自由競爭機制。其內在邏輯是：缺糧時期的糧食高價現(xiàn)象會使更多的人為了獲利而自發(fā)轉向生產、積極投入生產，從而助推糧食產量提升，解決糧食短缺問題。從個人角度看，短期內這可能會導致某些人餓死；但從人口角度看，人們投入生產的自發(fā)行為意味著食物的增長和食物短缺問題的緩解。也就是說，從人口的角度出發(fā)，對人口進行自由放任的治理策略能夠有效地解決糧食短缺問題。在18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人口以及針對人口的治理日益成為整個社會治理的核心問題。重農主義語境中的人口，不僅是具有生產力性質或經濟功能的勞動力，而且還是一個自主的實體。[9]人口是“多種要素構成的整體”[10]，同時包含整體的過程，它具有自身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人口既與人本身相關，也與跟人相關的諸多綜合要素相關。例如一個地區(qū)的人口增長率、犯罪率、遷移率的高低，往往與該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程度、人們的生活習俗、重大事件的發(fā)生等一系列因素密切相關。人口實際上是與這一系列綜合要素共同相關的，對這些要素的掌握也就使得對人口的有效調節(jié)成為可能。所以，在18世紀，人口就開始逐漸成為一個新的認知對象，關注人口概念的焦點并非是對人口本身直接進行強力管控，而是從迎合人口的諸多需求入手，對利益、需求、習慣、消費理念等相關信息進行統(tǒng)計分析和有針對性的調節(jié)，從而使人口以看似自發(fā)的形式實現(xiàn)流動和遷移。西方國家的政府治理正是通過調節(jié)這些要素來治理人口的。簡言之，在生命權力范式下或重農主義邏輯框架下，人口是一個多種要素的綜合體。福柯明確指出，正是在切中人口豐富內容的意義上，“從18世紀開始，這種整個政治生活中、整個政治思考中、整個政治科學中的中心元素——人口的概念，將被建立起來”[11]。
綜上可知，?？峦ㄟ^對人口概念三種范式的歷史性分析，不僅更新了人口的傳統(tǒng)內涵（即從否定性到生產性再到自然性），而且轉換了人口分析的邏輯框架（即從主權權力到規(guī)訓權力再到生命權力），同時也轉變了貫穿于其中的解釋原則（從服從到規(guī)范再到自由）。這一系列的變化表明，人口概念的歷史出場與新的治理技術之間具有內在關聯(lián)性。新的治理技術關切的不是服從的臣民、雜多的個人，而是人口；反過來說，人口的真正在場，并逐漸成為治理的核心目標，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新的治理術的誕生。
?？峦ㄟ^對人口概念歷史譜系的考察，揭示出資本主義自由治理術的誕生。他從資本主義治理術的視角更新了人口的傳統(tǒng)內涵，重釋了人口概念。他指出，人口是由多種要素構成的整體以及整體的過程。具體而言，人口指的是：
一種由人和東西構成的復合體。也就是說，治理所處理的東西實際上就是人，只不過這個人是與財富、資源、物資、領土（具有特定邊界、特點、氣候以及干燥或濕潤和肥沃程度不同的領土）這些東西關聯(lián)和交織在一起的人。他們是與習俗、習慣、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這些東西關聯(lián)的人。最后，他們是與饑荒、流行病、死亡等事故和不幸這些事關聯(lián)的人。[12]
據此，資本主義新的權力形式對人口的治理，并不是在數(shù)量增減的層面上對人口進行一種外在的統(tǒng)計，而是通過切中人口的內涵的方式來調節(jié)人口。從?？聦θ丝诟拍畹娜陆缍ㄖ锌梢钥闯觯丝诰哂袃蓚€顯著特征：現(xiàn)實性與自然性?！艾F(xiàn)實性”指向生活在社會歷史現(xiàn)實中的“人”，它與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地域的物質、資源、環(huán)境、習俗、事件等相關聯(lián)。具有現(xiàn)實性的人絕非抽象的理性主體，亦非生物學、經濟學意義上純粹的人口，而是生活在世界中、與周遭環(huán)境緊密相關的人。“自然性”集中指向人口的整體進程，它具有一定的規(guī)律性，如某些地區(qū)犯罪率居高不下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往往和該地區(qū)資源匱乏、生活貧困、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相關，高犯罪率是在這些要素的影響下的一種整體進程的結果。人口的現(xiàn)實性和自然性相互滲透、相互關聯(lián)。資本主義社會新的權力形式對人口的治理，正是從人口的現(xiàn)實性出發(fā)，并在掌握人口的自然性的基礎上展開的。
馬爾薩斯是集中對人口的自然性和生物性加以闡述的著名典范，他曾在《人口原理》中指出“人口過?！?/strong>的生物機制。在他看來，人口增長主要是指人口的自然增殖，相對于食物來講，這種自然增殖的人口過剩屬于一種相對人口過剩。他基于人口自然繁殖的視角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會以幾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卻僅僅以算術比率增加?！盵13]由于以幾何比率增加的人口總是會超過以算術比率增加的生活資料，因而這一論斷的最終結論必然是，相對于生活資料而言，人口總是相對過剩的。馬爾薩斯把這種人口過剩看作人口的生物學規(guī)律，并將之視為一切社會共有的、永恒的、鐵的人口規(guī)律。他甚至運用這樣的人口規(guī)律來解釋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或失業(yè)危機，并為之辯護。具體而言，他認為由于人口自然生育或繁殖呈幾何比率增加，所以勞動力數(shù)量將日益增多，勞動力的供應將遠遠大于市場需求，這將導致人口必然過剩，而人口過剩將導致工人的工資不斷下降乃至工人失業(yè)的后果。馬爾薩斯以人口自然增長的永恒規(guī)律來框定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xiàn)象，實際上，這種敘事邏輯只是一種抽象化或超歷史的話語表達，不僅無法觸及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真相，反而遮蔽了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生產方式和獨有的人口問題。
在現(xiàn)實性與自然性相統(tǒng)一的意義上，?？鲁搅笋R爾薩斯在生物學意義上對人口的闡釋。在理論內涵層面，人口的自然性實際上并不能被單純地理解為馬爾薩斯意義上的人口會呈幾何式增長的“自然規(guī)律”，人口的自然進程實際上是會被權力所不斷滲透和納入的，人口的自然性成為治理的重要載體。因此，?？玛P注的不是人口的自然規(guī)律本身，而是人口的自然性或規(guī)律性如何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治理的對象，如何作為新的生命形式被社會權力所介入。在這一意義上?？掳l(fā)現(xiàn)，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對人口的整個自然進程（出生、升學、教育、疾病、就業(yè)、死亡等）進行總體預測，進而通過醫(yī)療、教育、道德等因素干預和調節(jié)人口的變化，使人口不斷優(yōu)化，從而使人口的一系列自然屬性變成了生命政治滲透的對象。在預測、調節(jié)和優(yōu)化的過程中，人口被政治化，人口的自然性被介入。在方法論層面，?？略谄渲髦卸啻闻泻途艹鈱Α皺嗔Α焙汀叭丝凇边M行超歷史的教條解讀。?？轮刚J，正是人口概念的出現(xiàn)表征了資本主義社會在治理技術方面的歷史獨特性。18世紀以來，資本主義治理術發(fā)生重要的歷史轉型，即從“肉體的解剖政治”升級轉型為“人口的生命政治”。與對肉體的規(guī)訓和管控不同，正是對人口自然進程的介入，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治理模式才呈現(xiàn)為獨特的自由樣態(tài)。
事實上，我們可以從馬克思的人口概念入手來理解?？聦︸R爾薩斯的人口概念的超越。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獨特的人口現(xiàn)象和人口規(guī)律，并指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獨特之處就在于它以資本增殖邏輯為核心，不斷創(chuàng)造人口的剩余，同時又不斷干涉和納入這種剩余。他在《資本論》中提出的“相對過剩人口”絕非生育或繁殖等生物學意義上的人口，而是相對于資本增殖而言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意義上的相對過剩人口。相對過剩人口也稱為“產業(yè)后備軍”。嚴格地說，產業(yè)后備軍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外的人口。他們并非相對于必需的生活資料而言呈現(xiàn)過剩，而是相對于資本增殖的需要而言呈現(xiàn)相對過剩。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yè)后備軍是資產階級不斷追逐財富積累和不斷擴大再生產的必然產物，也是資本增殖邏輯發(fā)展的必然結果。資本家通過不斷擴大再生產，實現(xiàn)財富的增長和資本的增殖。同時，他們往往利用日益革新的自動化機器體系代替所需的勞動力。如此一來，資產階級在保障生產不斷擴大的同時，導致了大批工人失業(yè)。由此帶來的后果是，資產階級的財富和工人階級的貧困一道增長。事實上，由失業(yè)工人為主導力量的過剩人口，只不過是相對于資本增殖而言的相對過剩。它絕非脫離于資本主義生產軌道的產物，而是正相反，它屬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必要的結構性特征。過剩人口不斷被納入與資本增殖需要相適應的軌道以內，成為一只“無形的手”，不斷鞭打著在生產線上的工人。正是建基于鮮活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馬克思賦予了人口理論以具體的歷史規(guī)定性，指認相對人口過?；虍a業(yè)后備軍理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人口規(guī)律，這一規(guī)律揭示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進行剝削、壓迫、支配與宰制的具體操作方式。
馬克思人口理論的出發(fā)點是“現(xiàn)實的人”，是處在特定社會關系和生產方式之中的人，是具有階級屬性和社會屬性的人。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4]，他并未抽象地談論人的本質是什么的問題，而是指明人的本質的現(xiàn)實性具體表現(xiàn)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中。這表明“馬克思是在對一切先驗的、非歷史、非現(xiàn)實、非具體的主體類本質進行有意圖的顛覆和解構”[15]。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進一步把特定的社會關系具體闡釋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他論述道，“現(xiàn)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16]，“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17]。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生產關系”又作了進一步深化，將生產關系具體化到機器體系和工廠中去，和機器化大生產相勾連。馬克思層層遞進地把對人的考察置入資本主義社會現(xiàn)實之中，通過考察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生產條件，全方位地揭示出工人階級的生存境況和生活面貌。
因此，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性反省中就已經逐漸認識到，人口自身并不存在一種與現(xiàn)實的人及其歷史發(fā)展過程相脫離的所謂“純粹”自然性。事實上，福柯在這一方面進一步推進了馬克思的人口理論。馬克思通過強調人口的社會性和階級屬性來充分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具有剝削性的生產秩序。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歷史獨特性之深刻揭示的基礎上，?？峦ㄟ^剖析“身體”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具有納入性的生產方式。他認為，“對資本主義而言，最重要的是生態(tài)政治，它是生物性質的，是屬于肉體的”[18]。生物性質的生命就是身體，?？抡Z境中的身體既包含個體性的肉體，同時也涵蓋整體性的人口。他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發(fā)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納入生命的權力，這種權力不僅把肉體納入資本主義生產機器中，而且對經濟過程中的人口現(xiàn)象進行預測與調節(jié)。
“自由的”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權力架構對肉體進行納入的最典型的表現(xiàn)形式，雇傭工人必須被有組織地置于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服從于機器化大生產的節(jié)奏和步調，資本主義生產才有可能有效地開展。這種納入是雇傭工人的肉體機械化運動和勞動過程的“資本主義合理化”，至于工人所擁有的豐富想象力、潛能和個性則僅僅被視作背離這種合理化的“錯誤的源泉”。工人成為“資本的附屬物”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馬克思語），工人被“合理化”地肢解為“機械化的一部分”（盧卡奇語），或者工人被零敲碎打為“馴順的肉體”（福柯語），這些都意味著資本主義對肉體進行了最有效率的管理。在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這種對工人的管理是以一種顯而易見的管治和規(guī)訓的方式來實現(xiàn)的話，那么它很容易就會遭到抵制和反抗。而人口治理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這種困境，因為資本主義權力架構對人口實施的策略是“自由治理”。所謂“自由治理”，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通過采取對某些地區(qū)的經濟進行干預、加大某些產業(yè)的投入、啟用彈性人事規(guī)則等手段，來促成一種人口的“自發(fā)”遷移。例如，美國20世紀初伴隨著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發(fā)展帶來的移民潮，20世紀60年代美國老工業(yè)區(qū)衰落帶來的人口大量遷出，20世紀80年代城市環(huán)境改善和老工業(yè)區(qū)經濟重建又衍生出人口的城市回流現(xiàn)象。這一系列所謂的人口“自發(fā)”遷移和“自由”流動，實質上正是資本主義對人口進行“自由治理”所達及的效果。這種治理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則和“最小成本—最大產出”模式，它不直接干預人口，卻達到了調控人口的效果。在這個意義上，對經濟過程的干預無疑成為資本主義對人口進行“自由治理”的關鍵舉措。這樣一來，無論是當下的金融資本主義、數(shù)字資本主義等新形式的興起所促成的生產方式的革新，還是消費模式的轉變，都可以被置入資本主義權力架構之中加以理解。可見，?？聦θ丝诘目疾焓巧钊胭Y本主義社會發(fā)展進程之中的。
通過對人口這一原初對象的剖析，?？陆沂玖速Y本主義社會納入性生產方式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獨特的治理策略。正是在揭示資本主義獨特治理方式的意義上，福柯延伸了馬克思的現(xiàn)實人口論，并在自然性或生物性層面重釋了人口所具有的“現(xiàn)實性”。他認為，人口是和周遭世界相關聯(lián)的復合體，它不僅和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過程相關聯(lián)，而且離不開特定的物質財富、資源、氣候環(huán)境、行為方式、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生產方式、重大事件等。把這一系列的現(xiàn)實關聯(lián)項都納入治理體系的框架中，這表明資本主義治理術從根本上達到了對整個生命的全方位介入和隱性干涉，這正是資本主義新的權力形式（生命權力）的“狡計”所在，也是資本主義“自由治理”技術的獨特性所在。正是在對人口隱性治理、“自由治理”的意義上，生命政治學才得以最終形成。
在人口范疇的邏輯脈絡中，福柯以身體存在論延伸了馬克思的社會存在論。實際上，?？逻€是回到了馬克思，通過把人口置于更深層次的社會歷史境遇中，看清了資本主義社會人口治理的秘密。馬爾薩斯的抽象人口理論無法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特殊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提出的“相對過剩人口”理論，充分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人口現(xiàn)象。?？略谏螌W批判層面所提出的具有現(xiàn)實性和自然性的人口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首要的治理對象和獨特的自由主義治理策略。馬克思和?？碌娜丝诶碚撝阅軌蚯兄匈Y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現(xiàn)實，在于他們都是以“現(xiàn)實的人”為出發(fā)點，抓住了人的現(xiàn)實性特征。也正是基于對現(xiàn)實性的理解和把握，?？卵永m(xù)了馬克思的方法論遺產，并將之用于對人口及其自然性的分析。但馬克思和?？略诰唧w的分析視角上還是有一定區(qū)別的。馬克思集中從“現(xiàn)實的人”的生成基礎（即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出發(fā)來進行考察，?？聞t是從構成“現(xiàn)實的人”的權力運作機制（即資本主義自由治理術）出發(fā)加以考察的?？梢哉f，福柯對人口范疇的治理術闡釋和對人口核心特質的重新詮釋，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馬克思現(xiàn)實人口論的有力補充和現(xiàn)實推進。
對“現(xiàn)實的人”本身之存在的關切是馬克思哲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馬克思進行資本批判的目的正在于通過找到資本主義的癥結，變革舊世界，從而實現(xiàn)人的自由個性的充分發(fā)展和人的全面解放。在生命政治學批判的脈絡中，這一理論主題也從微觀層面再次得到凸顯。正如?？露啻螐娬{的那樣，批判理論的主題并非權力，而是主體。但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滤_啟的是對微觀層面的身體意義上的生命政治學主體的關注，而人口概念便是這種生命政治學主體的典型范例。
?？聦θ丝诟拍畹纳螌W分析，最終落實在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性反省之上，他的分析旨在充分揭示資本主義“自由治理”對當代主體頗具隱秘性的全方位介入和干涉，從而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秩序中重新激活人們對“自由治理”這種無意識式控制的警惕和反抗。
首先，人口治理凸顯出資本主義社會“自由治理”的必然性。?？抡J為，18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對人口的治理，更多地指向一系列隨時可變的關聯(lián)項或多種要素，而這些要素無法通過令行禁止、制定規(guī)范、遵守紀律、檢查矯正等事無巨細的管控方式加以簡單處理，只可能通過自由放任的治理方式進行統(tǒng)計預測和總體調節(jié)?？梢哉f，人口治理的實踐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自由主義治理術的形成，這種“自由治理”延伸到關乎人口的方方面面，最終表征了生命政治學的形成。
人口成為資本主義社會自由治理的首要對象，這種治理的新形式在人口現(xiàn)實性的基礎上展開，并對人口不斷變化的新的現(xiàn)實負責?！艾F(xiàn)在人口將作為一種特殊和相對的現(xiàn)實出現(xiàn)：相對于工資、工作的可能性和價格，但也是特殊的……人口的自然性，在人口內部構成利益的規(guī)則，你們看到這就是人口，作為另一種緊密、厚實、自然的現(xiàn)實出現(xiàn)，而不是一系列服從于君主和公共管理干預的臣民……國家將會負起責任，不再直接對應該服從管理的個人負責，而是對這種新的現(xiàn)實負責?！盵19]這意味著，國家治理將對關涉人口的諸多要素，如工資高低、就業(yè)前景、工作環(huán)境、商品價格等進行統(tǒng)計、干涉、調節(jié)、優(yōu)化，這種全方位的負責，迎合了18世紀資本主義社會自由市場經濟發(fā)展的需求。一方面，它不再把人們的逐利欲望當作“惡”加以譴責或拒斥，而是把人們的逐利欲望和行為當作社會的正常現(xiàn)象加以研究，認識并把握人口的生育規(guī)律、就業(yè)規(guī)律、遷移規(guī)律，進而達到對人口的優(yōu)化利用和總體調節(jié)。另一方面，它不再把人口及其多要素視作既定的東西，而是將其規(guī)定為隨著經濟發(fā)展和技術進步不斷變化的東西。人口的變動性同樣意味著國家治理必然要采取自由放任的治理策略。
其次，對人口自由放任的治理策略，實際上蘊含著對人口的全方位介入和隱性干涉。在《性經驗史》第1卷中，?？律羁痰亟沂玖诉@種介入和干涉：
大約在18世紀中葉，它是以物種的肉體、滲透著生命力學并且作為生命過程的載體的肉體為中心的，如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壽命和長壽，以及一切能夠使得這些要素發(fā)生變化的條件；它們是通過一連串的介入和“調整控制”來完成的。這種“調整控制”就是“一種人口的生命政治”。[20]
在《必須保衛(wèi)社會》中，他作出了同樣的論斷：
我認為，在 18世紀下半葉，出生率、死亡率、壽命這些過程，與所有經濟和政治問題相聯(lián)系，構成了知識的首要對象和生命政治學控制的首要目標。不管怎樣，正是在這時，由最初的人口統(tǒng)計學對這些現(xiàn)象進行了統(tǒng)計工作。[21]
不難發(fā)現(xiàn)，以人口為中心的治理，或者“把人口作為最終目標”[22]的治理，表面上賦予人們以充分的追逐欲望、行為選擇的自由，但又對人們出生、健康、工作、生育乃至死亡的整個生命過程施加一連串隱性的全方位介入。
再次，自由與介入并置的治理方式發(fā)展到當代，升級為新自由主義所推崇的自由原則。西方社會在自由原則的框架下，把每個人塑造成資本主義社會的“理性經濟人”。福柯認為，這種“理性經濟人”不是市場上平等交換的經濟人，而是對自我的生命不斷投資、不斷增殖的企業(yè)人。他進一步揭示了這種“經濟人”實際上“正是可被操控之人……h(huán)omo conomicus是極其可被治理者……治理術的相關項”[23]。之所以是可被操控之人，其根本原因在于，“新的治理技藝表現(xiàn)為自由的管理者……自由主義的表述不是'你是自由的’。自由主義的表述只是這樣的：我要為你產生出自由所憑借的東西。我將使你自由地成為自由的”[24]。這既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所推崇的“自由原則”的真實寫照，也是對當代人的生命政治學剖析和對人口的生命政治學批判。
德勒茲在與福柯的談話中作出了同樣的判斷（后該談話以《知識分子與權力》為題收錄于《?？录罚?。他指出，人們之所以會追隨資產階級手中的權力，“大概是因為在既是經濟的又是無意識的投資上，利益并不起決定作用。欲望投資解釋了人們必要時可以通過一種比利益更深奧、更分散的方式來產生欲望”[25]。從治理術的視域看，欲望投資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種隱性介入和干預。它把人口的生命歷程置于欲望投資中，讓人們呈現(xiàn)為以自愿的方式進行思想、作出選擇、自由行動，由此達到一種看似具有合理性的調節(jié)或干預。就其本質而言，這種調節(jié)和干預是一種生命的自我奴役。
對人口的自由調節(jié)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慣常使用的一種隱性的治理技術。這種隱性的治理技術所造成的生命政治后果是：自由浸淫為整個社會的通行原則，每個人穿行于其中，深層次地造就了人們的無意識和人們對自由的幻象。個人自由和資本主義治理之間關系的實質，恰如霍克海默在《傳統(tǒng)理論和批判理論》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社會的主體相信，他們是根據個人決定來行動的，而實際上，甚至就在他們最復雜的算計中，他們也只不過是例證了不可預測的社會機制的運轉方式”[26]?！百Y產階級走到當代，統(tǒng)治社會的權力發(fā)生的最核心部分，用一句話來描述就是，讓生活變得更美好。也就是所有人都去開心地追逐財富?！盵27]資本主義社會的治理盡可能地呈現(xiàn)為一種不可見的、隱而不現(xiàn)的管控，以更小的成本達到最好的治理效果?，F(xiàn)代資本主義治理術的獨特之處正在于此。
最后，新自由主義人口治理的實質是一種“權力經濟學”，是一種“生命政治學”。通過對人口概念的治理術闡釋，?？律羁探沂玖诵伦杂芍髁x治理體系實質上是一種“基于經濟活動的新治理技術”，其治理邏輯實質上是以最低成本（自由治理）獲得最大治理效果（生命的全方位治理）的“權力經濟學”邏輯。具體而言，從權力策略層面看，自由原則的隱性介入和隱秘干涉，是以最小的經濟和政治成本獲得最大治理效果的一種方式。這種權力策略是一種權力的經濟學。從治理對象層面看，新的權力形式能夠切中人口的諸多要素和關聯(lián)性，進而在不知不覺中達到對整個生命過程的介入和管控。這種全方位管控生命的治理策略，是一種生命的政治學。因此，我們可以說，對人口的自由治理既是一種權力經濟學，也是一種生命政治學。人口范疇表征了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一種權力經濟學新形式、一種生命政治學新形式，它構成?？玛P于“人口”的生命政治學批判的核心內涵。
?？律螌W批判的根本價值旨趣正在于對主體的關切，他不僅要喚醒人們的無意識，而且要人們真實地反思和審視我們究竟需要一種怎樣的治理方式。?？陆吡ρ芯可粩啾唤槿牖蛑卫淼臋嗔C制，旨在客觀有效地詮釋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如何把我們變成現(xiàn)在所是的這個樣子。正是基于對當下主體生存狀態(tài)的關切，他才能夠有力地批判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主體形塑的生命政治學。通過人口范疇，他充分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獨特的隱而不顯的治理策略。為此，他指認，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并非如其所宣稱的那樣自由和民主，從而警示人們要對這種虛假性和隱秘性保持警惕。他同時發(fā)出警告，人們要謹防在不知不覺中被過度治理，并倡導人們對這種隱性的、無意識的自由治理應秉持批判態(tài)度。但與此同時，?？乱膊⒎峭耆艹庵卫?，而是要人們理性地審視我們究竟需要一種怎樣的治理方式，或者說到底怎樣的治理才是真正合理的。
?？峦ㄟ^人口范疇所建構的生命政治學理論，開啟了一種新的研究思潮。沿著生命政治學“權力——主體”主線，當代激進左翼學者阿甘本從“法律+法律之例外”結構的視域延伸出“至高權力”和“赤裸生命”，意指當代西方社會的主權權力隨時有可能通過宣布例外狀態(tài)來懸置法律，把受政府和法律雙重保護的公民降格為喪失任何政治保護的赤裸生命，進而對生命加以專斷征用乃至隨意處決，由此構建了法權范式的“死亡政治”理論。與此截然不同，意大利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奈格里則延伸出“資本權力”和“諸眾”，認為在西方后福特制生產模式下非物質生產占據主導地位，人們的共享、共有能力不斷提升，諸眾及其身體具有無限潛能，能夠自覺對資本權力的腐化進行反抗，最終實現(xiàn)自治和創(chuàng)生，由此建構出生產范式的“生命政治生產”理論。不論消極的“死亡政治”還是積極的“生命政治生產”都直接沿用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術語，并始終圍繞“權力——主體”這一主線進行當代詮釋，以求切中當下主體的生存境遇，從而找出主體潛能得以充分發(fā)展的可能路徑。
從激發(fā)主體潛能的角度看，最深層次、最具現(xiàn)實性的發(fā)展路徑是回到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視域，超越以身體為元對象的分析方式，從而從社會角度重釋人類的自由向度。當身體成為元對象之后，其必然的結果只能是個體要么淪為赤裸生命，從而在種族邏輯的敘事話語中隕落；要么轉化為諸眾，在生產邏輯的敘事話語中流散。但事實上，這兩個方向都無法真正實現(xiàn)個體的啟蒙與覺解、自由與解放。與此不同，只有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視域及其所蘊含的實踐邏輯，把個人自由熔鑄在人類解放的歷史進程之中，才有可能真正變革舊世界、開啟新的社會形態(tài)和文明形態(tài)。?？轮共接诶硇詫徱曅枰环N怎樣的治理方式，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實踐邏輯卻表征著我們完全有可能找到資本主義自由治理術可能的替代方案，以新的社會形態(tài)激發(fā)生命潛能，真正實現(xiàn)人的自由個性的充分發(fā)展和人類解放。
馬克思的哲學變革將切入點落實在現(xiàn)實的人本身之上，他試圖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來實現(xiàn)無產階級以及全人類的解放，但這一路徑的實現(xiàn)在20世紀的歐陸卻遭遇到了無產階級消失、缺乏階級意識等新問題而難以為繼。面對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對社會的全面操控，歐陸哲學家對主體反抗路徑的尋求逐漸從喚醒階級意識轉向了謀求一種身體性的反抗。在這一思路之下，身體一度成為歐陸激進左翼學者試圖擾亂、反抗甚至顛覆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嶄新主體和核心議題。從這一脈絡來看，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關切人類自身存在的理論主題、實現(xiàn)自由個性和人類解放的價值旨趣等都構成生命政治學最直接的理論資源。實際上，生命政治學主要側重從微觀層面、身體視角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進行剖析，并在實質上推動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延伸。
在生命政治學的理論圖景中，身體是分析的元對象。這一理論不僅關注個體性的身體——肉體，而且集中闡釋了總體性的身體——人口。[28]在18世紀之后的西方社會治理中，隨著人口逐漸成為治理的對象，人口范疇同時也構成我們理解生命政治學的理論基石和邏輯支點。誠如列寧對范疇的界定那樣，“范疇是區(qū)分過程中的梯級，即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的梯級，是幫助我們認識和掌握自然現(xiàn)象之網的網上紐結”[29]。只有切中人口范疇，才有可能理解資本主義“自由治理”的內在機制和本質特征，也才有可能找到一條扭轉權力宰制、激發(fā)生命潛能的可行性進路。
正如丹尼爾·德菲爾所言，“?？抡菑某鲋鳈鄼嗔Φ娜丝诔霭l(fā)，才會更傾向于在治理技術（une technique de gouvernement）——后被稱為治理術（gouvernementalité）——的框架中、而非權力關系的框架中研究權力”[30]。福柯對人口范疇的治理術闡釋，更新了我們對人口概念的通常理解，揭示了資本主義新的權力形式所治理的人口是和物質財富、資源、事件、氣候環(huán)境、行為方式、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等相關聯(lián)的復合體，這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獨有的“調節(jié)生命”的權力技術所針對的不是具體的個人，而是人口整體。它不僅指向人口本身，而且涉及與人相關的各方面因素。其實際操作不是直接干預和改變人的行為動機和行動方式，而是把這些當作自然而然的規(guī)律加以研究，通過理性分析人口的依賴性因素，并利用統(tǒng)計學來調節(jié)與人們的行為動機和行動方式相關聯(lián)的一系列綜合因素及相關變量，進而影響和塑造人們的行為動機和行動方式。由此呈現(xiàn)出的必然結果是，雖然從表面上看人們所進行的是自由選擇和自主行為，但實際上這些行為和選擇皆難以跳出資本主義社會的治理框架。可以說，把這一系列關聯(lián)項和相關變量納入資本主義治理的籌劃之中，這恰恰表明資本主義對人口的治理達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
?？抡峭ㄟ^人口范疇，從根本上揭示了現(xiàn)代西方自由治理體系中所蘊含的邏輯悖論和內在痼疾。西方以人口為中心的治理，僅僅標榜著給予人以自由，事實上卻實現(xiàn)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以“自由”為原則的權力轉型。而且它以自由的名義實現(xiàn)了對整個生命過程的全方位介入和隱性干涉，從而深層次地造就了人們的無意識和對自由的幻象，塑造了當代社會“自我投資、自我增殖的理性經濟人”。賦予自由與強化治理相輔相成，自由原則與隱性強制相伴相生，兩者共同構筑了資本主義社會治理的結構性矛盾，也構成了西方社會人口治理的邏輯悖論。正是在此意義上，?？滤_啟的人口治理研究的生命政治學批判路徑，為我們理解當下西方社會自由治理體系的實質及其內在痼疾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
注 釋
*本文系四川大學專職博士后研發(fā)基金項目“生命政治學闡釋范式的歷史唯物主義審視及其當代意義研究”（skbsh2021-13）、四川大學高水平人才體系培育項目“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的資本權力批判研究”（SQ2021-MY08）的階段性成果。
[1]米歇爾·?？拢骸渡蔚恼Q生》，莫偉民、趙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30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91頁。
[3]米歇爾·?？拢骸栋踩?、領土與人口》，錢翰、陳曉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95頁。
[4][5][8]米歇爾·福柯：《安全、領土與人口》，第84頁；第86頁；第87頁。
[6][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84頁；第473頁。
[9]See The Cambridge Foucault Lexicon, Leonard Lawlor and John Nale （e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371.
[10][11][12]米歇爾·福柯：《安全、領土與人口》，第93頁；第365頁；第125頁。
[13]馬爾薩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譯，商務印書館，1992，第7頁。
[14][16][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1頁；第524頁；第520頁。
[15]張一兵：《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第336頁。
[18]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范一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第29頁。本書中“生命政治”被譯為“生態(tài)政治”。
[19]米歇爾·福柯：《安全、領土與人口》，第468頁。
[20]米歇爾·福柯：《性經驗史》第1卷，佘碧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116—117頁。
[21]米歇爾·福柯：《必須保衛(wèi)社會》，錢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29—230頁。
[22]莫偉民：《從“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186頁。
[23][24]米歇爾·?？拢骸渡蔚恼Q生》，第356—357頁；第81頁。
[25]《?？录罚判≌婢庍x，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第211頁。
[26]《霍克海默集：文明批判》，曹衛(wèi)東編選，渠東、付德根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第175頁。
[27]張一兵：《回到?？隆┝π詷嬓蚺c生命治安的話語構境》，《文匯報》2016年第5月26日，第W13版。
[28]參見王慶豐：《生命政治學與治理術》，《山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10期，第49頁。
[29]《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78頁。
[30]丹尼爾·德菲爾：《生命權力在?？伦髌分械耐伙@》，藍江譯，《國外理論動態(tài)》2018年第12期，第72頁。
本文來自《哲學動態(tài)》2021年第11期。轉自“哲學動態(tài)雜志”公眾號，若有侵權，敬請聯(lián)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