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要受到時代的影響和約束,帶有一定的局限性。韓愈生于中唐時期,又出身于一個逐漸沒落的古老士族,這讓他的性格呈現(xiàn)出相對復(fù)雜的一面;但唯物地說,縱然受到局限,每個人還是可以在實際生活中表現(xiàn)出某種超越性。就韓愈而言,當然不能就其求官、教子等事否認其人格之高大、精神之偉岸。
如其求取功名官爵,一路坎坷的遭遇,讓他對青年士子的艱難感同身受,使得他熱衷于提拔人才、獎掖后進,《新唐書》本傳說他“成就后進士,往往知名。經(jīng)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如詩人李賀因父親名李晉肅,“晉肅”“進士”諧音,被人攻擊觸犯避諱規(guī)則,“不舉進士為是”。韓愈慨然作《辯諱》一文,言辭激烈地說:“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嘲笑與李賀爭名者,在道德品行上不與曾參、周公、孔子等古圣賢看齊,卻在避諱小節(jié)上超越他們,文風幽默辛辣,讀來令人酣暢淋漓。
又如,其迫于對家族的責任感,做了很多不得已的事,但這種責任感又讓他在國事上勇于任事、奮不顧身。如前文所言其上《論佛骨表》之事,于眾士諾諾之際,敢于冒著觸怒皇帝的風險諤諤直言,維護儒家道統(tǒng),千載之下猶然令人敬佩。
在中晚唐藩鎮(zhèn)問題上,韓愈曾兩度在藩鎮(zhèn)為官,親身體驗到藩鎮(zhèn)之害。上文言及其貞元十二年(796)入董晉幕,赴汴州任職,三年后董晉去世,汴州馬上發(fā)生了兵變。當時韓愈離汴從喪,但家人卻都在汴州,聽聞消息,韓愈驚慌失措,之后他作《此日足可惜》組詩,回憶了自己當時的真實心情,詩中寫道“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fù)期,零落甘所丁。驕兒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聞啼聲”,直到“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才松了一口氣。這之后,韓愈又在徐州入張封建幕府,次年張封建病危,韓愈憂心忡忡,提前帶家人離徐避禍,果然張封建去世后徐州發(fā)生了兵變。
有了這樣的經(jīng)歷,韓愈在政治主張上,一直力主削藩。其《送董邵南游河北序》,言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去河北藩鎮(zhèn)尋找機會,知道他“懷抱利器”,和河北的割據(jù)勢力“必有合”,這在韓愈看來是極為危險的,故而說“董生勉乎哉”,勸他不要有從賊自污之舉;《送幽州李端公序》中,韓愈寫道 “國家失太平,于今六十年矣”,“其將復(fù)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李 “既朝夕左右”于幽州節(jié)度使劉濟幕中,希望他能在藩鎮(zhèn)多做一些有益的努力。
唐憲宗元和九年(814),淮西節(jié)度使吳元濟叛亂,眾議囂然,韓愈作《論淮西事宜狀》,是當時為數(shù)不多的主戰(zhàn)大臣。元和十二年(817),他更以行軍司馬的身份隨裴度出征,參謀軍機,之后以軍功升任刑部侍郎。唐穆宗長慶元年(821),成德都知兵馬使王廷湊發(fā)動軍變,殺節(jié)度使田弘正自立。新即位的穆宗派兵征討,僵持難下,被迫承認其節(jié)度使身份,派韓愈前往宣撫。王廷湊其人陰鷙毒辣,此行充滿危險,當時以元稹為首的很多大臣都勸阻皇帝不要派韓愈前往,言:“韓愈可惜?!蹦伦谝仓型痉椿冢铝铐n愈“不必深入”。接到命令的韓愈夷然不懼,道:“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毅然前去鎮(zhèn)州,當時王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情況十分危急,但韓愈久在藩鎮(zhèn)任職,深知將士之間并非鐵板一塊,而是有著復(fù)雜的利益糾葛,故而凜然無畏,與王廷湊辯論,直言:“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之后恩威并施,使在場士兵軍心動搖,王廷湊擔心事急生變,不得不向韓愈妥協(xié),表示會服從朝廷,穆宗對此極為高興,升任韓愈為吏部侍郎。
除了反對藩鎮(zhèn)之外,由于少年時代的苦難生活,韓愈始終對底層勞動人民懷有深深的同情,在為政之道上堅持孟子的“民本”思想。在貞元十九年(803)關(guān)中旱災(zāi)時,他上《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就力陳百姓慘狀說“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途,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征”,他還不顧觸怒時輩,直言“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展現(xiàn)出他的凜然風骨。在其平日所作的碑志之中,也并不按照常規(guī)寫法,主要贊美傳主家族之高貴、官爵之顯赫,而是用力于體恤民情、為民興利除害的事跡,希望通過自己的文學作品影響世風。
從上述事跡總結(jié)得出,韓愈的性格很難用卑弱、剛強等簡單的詞語一概而論,如果非要進行概括,筆者個人認為應(yīng)該以一“真”字為韓愈定評。他本人并不標榜自己是道德家,臨終前也并不像后世許多人一般刪去某些文章,很誠懇地承認自己也有各種現(xiàn)實的壓力。他可 以為求官而吹捧李實這樣的奸臣,但也深知是非,心知這是“不顧其躬”。當時代需要他去完成其肩上重任之際,他也能奮不顧身,正色面對兇悍暴戾的藩鎮(zhèn)、喜怒無常的帝王。誅心地說,后世非議韓愈的許多道德家,面臨這樣的選擇,恐怕是不能對得起“道德”二字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韓愈又是一個天真爛漫、至情至性的“可愛”之人。這從他時常不顧及別人感受、“躁褊”好辯的性格可窺見一斑,韋絢在《劉公嘉話錄》中記載,韓愈私下對李程嘲笑好朋友崔群:“崔群聰明過人,與之相交二十余年,竟然不曾共說著文章?!币馑际谴奕汉退@個當世文宗從不談?wù)搶懳恼拢刹皇恰奥斆鬟^人”。
另外,《國史補》中說“韓愈好奇”,“好奇好怪”也是他性格中非常鮮明的特點。他著名的“五原”之中,儼然就有一篇《原鬼》。當時有一個民間故事,說有一位叫劉軻的和尚,在野外安葬了一具書生的遺骸,晚上夢見這個書生拿著三個雞蛋來道謝,劉軻吃掉后就變成了一個通儒(事見范攄《云溪友議》)。韓愈聽聞這個故事后十分感興趣:“待余閑暇,當為一文贊焉?!逼湟颉墩摲鸸潜怼繁毁H官潮州之時,聞?wù)f當?shù)伧{魚為害,就寫了《祭鱷魚文》,一本正經(jīng)地勸誡鱷魚,命令鱷魚“盡三日,其率丑類南徙于?!?,如果“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那就只能“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了。以往論及此文者,多是從他仁政愛民的角度去談,但文本當中一片天真赤誠也是不應(yīng)忽略的。
具體到韓愈的詩歌創(chuàng)作,也體現(xiàn)出他性格中不受拘束的一面,其詩好奇求拗,故意押險韻、用僻字,追求陌生化的獨特審美效果,如《陸渾山火》中“虎熊麋豬逮猿猨,水龍鼉龜魚與黿,鴉鴟雕鷹雉鵠鹍,燖炰煨爊孰飛奔”,初見之下令人咋舌;其想象力又極為驚人,在詩中塑造了許多驚奇險怪的奇境,直開晚唐詩歌“審丑”風氣。其《月蝕詩效玉川子作》,云“赤鳥司南方,尾禿翅觰沙。月蝕于汝頭,汝口開呀呀。蝦蟆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觜啄蝦蟆”,真不知是從何處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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