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自飄零水自流
——從落花的意象淺談宋代詞人的命運觀
李國華
揭開宋詞，我們并不難發(fā)現(xiàn)無論是豪放派的蘇軾、辛棄疾，還是婉約派的柳永、李清照，他們的詩作中有著一個共同的意象，那就是落花?！奥浠L雨更傷春（晏殊）”、“花自飄零水自流（李清照）”、“半落梅花婉娩香（蘇軾）”……綜觀宋詞史，在宋代詩人的詞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約六百多首。寫花開的少，寫花落的多，多是“綠肥紅瘦”、“落紅成陣”。那么又是怎樣的情感使得宋代文人整體上有著一種落花的悲觀強調(diào)呢？
其實早在南朝蕭梁的時候，范縝就提出了這種落花意象中所蘊含的人類命運的偶然觀。在《南史·范縝傳》中，這樣寫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fā)，隨風而墮，自有拂幌墜于茵席之上，自有開藩籬落于糞溷之中
[1]”。
范縝是位著名的無神論者，這段話是他與竟陵王蕭子良就關(guān)于因果報應(yīng)說所作的辯論。范縝說：“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風吹落到廳堂里，飄落到席子上，坐墊上，正如你一樣出身高門，享受富貴；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糞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這即是說，人的富貴、貧賤，只不過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罷了。他認為人類社會的富貴貧賤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現(xiàn)象。它包含了一種不可知論的前提，即人們無法掌握自己命運，只能聽其自然安排，個人是無能為力的。
花在一個春天完成從盛開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著四季循環(huán)，暗示著時光流逝。落花凋零，飄搖隨流水，太多的人看到這樣的一幕，都會覺得一種不可自制的悲傷。這是因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敗、物之盛衰”的縮寫。葉嘉瑩先生在《迦陵論詩從稿》中也曾這樣寫道：“枝頭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較之被狂風吹落的滿地繁紅更加使人覺得難堪。后者雖使人對其夭亡深懷惋惜，而前者則使人清清楚楚地認識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滅的殘酷的事實。后者屬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則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終結(jié)的定命
[2]”。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覺到自己的命運就如同飄忽不定的落花一樣偶然,毫無定則。從而，產(chǎn)生了一種，命運無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種單純的自然事物，轉(zhuǎn)變成為了一種富有豐富的藝術(shù)內(nèi)涵的意象。
宋詞在歷史上有豪放派與婉約派之分，但是真要仔細較量的話，婉約派占著絕對的上風，因為無論是看兩派所出的名家還是看豪放派的詞作，都會發(fā)現(xiàn)其實婉約是宋詞最本質(zhì)的內(nèi)性所在。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宋詞具有著纖巧細致的特點，更容易表現(xiàn)優(yōu)美、悠閑或憂愁的情緒。故而，落花這種美麗、短暫、動態(tài)的意象，以憂傷之美，給詞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為深刻。飄零的落花中，彌漫著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遲暮的感慨與恐懼。繽紛的落花是宋詞中傷春主題的核心意象。在詞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個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意象更綺麗也更帶感傷色彩，更深刻的反應(yīng)感傷幽深的心緒
[3]”。同時，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處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內(nèi)蘊也不盡相同。但是，筆者認為，落花意象在宋詞中這樣大量的出現(xiàn)，并不單單是歷史的偶然，而更多的則是歷史的必然。詞人通常是借落花以感時傷物，字里行間充斥著一種郁郁不得志的懷才不遇和世事變遷之感，詞人通過落花這樣一個意象，揭示著那個時代文人的整體面貌，或者更多的是傾向于當時文人的精神面貌，和那一個時代的巨大的恥辱的漢人的感傷。宋詞對“落花”意象的表述，其實就是外在意象對內(nèi)心世界的一個曲筆折射。
大量落花意象的出現(xiàn)，是與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分不開的。中國的文人由于受到傳統(tǒng)儒家思想的熏陶，可以說在自開始住被成為文人的那一刻起，就已經(jīng)樹立了“學而優(yōu)則仕”、“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的偉大政治抱負，他們都懷抱著一種治國平天下的積極心態(tài)去應(yīng)對這個時代，能夠入世為朝廷所重用這是文人們最熱衷也是最高層的獎勵和榮耀。但是宋代確實沒有足夠的能力給文人們提供這樣一個平臺，使他們可以安心的放手的去做那份他們久慕的事業(yè)，而是在更多的時候給文人們增加更多的壓力和陰影，使得宋代文人面對世事越來越缺少隋唐時期文人的那份豁達和明朗，而是更多的處于一種被迫的無奈的酸辱和痛楚之中。他們更多的像是末代的文人，象晚唐的文人那樣，但是又決不能與晚唐文人的精神層面相媲美的一種沒落和悲哀。那個自命才子詞人的柳永，“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云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青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依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鶴沖天）”。說起來如同彈詞一般清淡自如，但是那份內(nèi)心的酸楚還是躍然紙上的，其實這遠不是柳永一人的感觸和悲哀，而是那個時代的感傷和悲哀，無論是得志還是不得志的文人都有這樣的感傷。
無可厚非，宋代是一個重文抑武，優(yōu)渥文人的時代。宋太祖定天下的時候就說過大宋朝廷是與知識分子共天下的，也就是文人到了大宋就等于到了家一樣。與此同時，為了適應(yīng)宋代社會結(jié)構(gòu)的變化，科舉成為了入仕的主要途徑，統(tǒng)治階級對知識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不斷的擴大了科舉的數(shù)量，動輒就是千人。同時，學校教育的蓬勃發(fā)展，中央有官學，地方上各種書院建設(shè)也是相當紅火喜人，這樣就提高了民眾的文化素質(zhì)。明朝徐有貞在《重建文正書院記》中說：“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盛過之
[4]”。宋代統(tǒng)治者，鑒于前朝之教訓，對文化沒有實行專制，使學術(shù)思想得以活躍。宋代知識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論，與儒學相結(jié)合，形成了與“漢學”相對立的“理學”，以及對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尋。
但是，文人的時代并不意味著就是文人的自由，宋代也是一個文人頻繁遭殃的時代，這種遭殃可以說是兩方面的，有身體的也有精神的。文人們可以論政，但是他們始終不能忘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無非是皇帝目前還能使用的上的一個籌碼。他們所談?wù)摰囊磺卸急仨殲楫敃r的政治所服務(wù)，而不能非議政治。這就像是握在如來掌中的孫猴子無論你在神通廣大法力無邊，也只能在我的掌中折騰，惹了我，對不起，五指山下見吧。這就是宋代的文人，他們生活在一種精神壓力倍增的時代，曲眉折腰事君王，稍有不慎就會遭到貶黜。著名的“烏臺詩案”、北宋末年的太學生事件、南宋初期的秦燴時期和賈似道時期，文人都是遭殃的對象。因此整個宋朝文人無論是在朝的還是在野的，都是活得很沉悶的壓抑的，他們更多的是在這種沉悶中去尋找一份難得的短暫的快樂——作詞，在詞中寄托一份內(nèi)在的情愫。
宋代的重文抑武給宋王朝帶來了沉重的代價，也給宋代的文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精神上的恥辱。宋太祖趙匡胤在戰(zhàn)亂中建立了大宋王朝，但是大宋王朝并不像秦漢或者隋唐那樣，從一開始建立就有一種咄咄逼人的態(tài)勢。宋王朝沒有，并且是基本上就沒有過這樣的傾向。趙匡胤所忙碌的更多的時怎樣削弱相權(quán)，怎樣管治這幫文人官員，怎樣在這片已經(jīng)屬于他的地盤上長治久安。對北方強大的遼朝以及西陲新起的夏國，宋太祖沒有太大的能力去應(yīng)付，在經(jīng)過幾次接觸之后，宋王朝只好屁顛屁顛的拿著歲幣和絲綢去朝貢了。這是一個中央漢王朝衰弱到極點的時代，雖然這樣說可能會被認為有著很大的大民族主義傾向，但是這畢竟是歷史的事實，在中國的歷史上，大漢民族就是有著無比的優(yōu)越感和自豪感，在長期的歷史長河中，漢王朝都有著無比的優(yōu)越。漢王朝從來都是宗主國，都是邊疆各小國進京朝賀，中原漢王朝的統(tǒng)治者還愛搭理不搭理的接受他們的貢品和獻辭。可以說這在中國古代文人的心中是遭已經(jīng)定了型的，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在宋朝歷史卻超級的給文人開了個玩笑。不是遼和西夏以及后來的金給宋朝貢，而是他們的皇帝屁顛屁顛的把歲幣獻到邊陲小國去，還要接受來自他們的嘲諷和辱罵。文人從來就是清高的，他們何曾受過這樣的“優(yōu)待”，面對宋王的積貧積弱，委曲求全，這無疑是在扇文人自己的耳把子。尤其是徽欽二圣被擄往北國，坐井觀天，被金國那幫宋人從來認為是胡蠻的達子們嘲弄侮辱，文人怎么能受得了。特別是到了南宋，更是委曲求全，甚至賣國求安，歌舞升平，“直把杭州作汴州”，這就再次在精神上打擊大批的文人，文人們苦于救國無門的痛楚，只好把滿腹悲情化作鐫美的宋詞了，在宋詞中找尋一份能夠安靜精神的凈土，而這種懷才不遇的文人特有的情感永遠都是不安分的，落花就成為了宋代文人熱衷描畫的一個意象，那是一個讓整個宋朝詫異感慨地意象，因為他們的王朝他們的人民就是這樣的如落花般生活著。
但是，同時，不可忽視的是，宋朝文人在“靖康之難”的前后的精神面貌還是有著明顯的不同的。如果說在靖康之難之前，文人們的落花情愫還只是那些敏感的身居顯位的官員們的情懷的話，那么到了南宋，這種落花情愫則成為整個國家所有文人的集體情懷。這是與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有著密切聯(lián)系的。北宋前期境內(nèi)比較安定，雖然遼夏金時有進犯，但是畢竟還沒有威脅到國家的安危。但是，“靖康之難”之后則不然，面對著自己的兩個皇帝被金人擄走，國勢漸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又賣國求榮，國力已大不如前。這些都使得這種強大的悲憫情愫充斥著整個王朝的文人們。“落花夜雨辭寒食（吳文英）”、“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一枝枝不教花瘦。甚無情便下得雨潺風愁，向園林鋪作地衣紅縐（辛棄疾）”、“落花已作風前舞（葉夢得）”、“風定落花深（李清照）”、“滿庭堆落花（蔣捷）”……落花意識可以說充斥了文人的思想，成為他們寄托國家興衰的重要意象，也成為他們議論朝政的重要工具。正是這么多的落花使得我們今天讀起來還是可以感觸到當時南宋王朝的懦弱和無能，以及文人們的無助與無力。
正是這種復雜的社會背景以及整個國家的巨大悲愴，才使得宋代詞人心態(tài)和價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價值取向和處世心態(tài)一旦確立和穩(wěn)固，宋代詞人才會在這種價值觀念的支配下，隨心而動，去實現(xiàn)冶游、飲酒、隱逸、謫居、參禪等多彩的人生體驗。筆者就將以士大夫階層為例，仔細論證上方筆者提出的觀點。所謂士大夫階層，他們多沉浮于宦海，有報國之心，卻難以為統(tǒng)治階級所真正接納，從而產(chǎn)生了出世與入世的矛盾。這一類型，在宋代詞人中占了較大的比重。以晏殊、歐陽修為例。
提起落花詞，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門士子而至于位極人臣，但是，檢索晏殊長達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歷史卻無足以彪炳史冊的突出建樹。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氣稍重，不是那種不避風險，敢于斗爭的人。經(jīng)多年宦海風波的歷練,他養(yǎng)成了處事圓通的習慣。這種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導致了他雖身居高位，但卻無法很好的施展抱負的狀況。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為他表達對個人際遇的無奈和悲哀。
在耳熟能詳?shù)摹朵较场分?，他這樣寫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閑離別易銷魂。酒筵歌席莫辭頻。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逼渲?，“憐取眼前人”一句，語出自元稹《會真記》中的崔鶯鶯詩：“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這是宴會上即興之作。下片首兩句雖然仍是念遠傷春，但氣度較大，從放眼河山到風雨惜別，引出眼前人，并與上片別宴離歌前后呼應(yīng)。唐圭璋在《唐宋詞簡釋》中，定義此首為傷別之作。起句，嘆浮生有限；次句，傷離別可哀；第三句，說出借酒自遣，及時行樂之意。換頭，承別離說，嘹亮入云。意亦從李嶠“山川滿目淚沾衣”句化出?！奥浠ā本渚脱矍熬拔?，說明懷念之深。末句，用唐詩意，忽作轉(zhuǎn)語，亦極沉痛。通過“落花”這兩個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確地集中和體現(xiàn)了“傷逝”之情。而因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顯關(guān)聯(lián)，對“傷春”主題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對美好年華的留戀，而時間性作為規(guī)定此在之“在世”的基本性質(zhì)，就在這種特殊的、在本質(zhì)上是對生存本身的“留戀”中被揭示出來?？梢栽O(shè)想，假若沒有這兩個負載著主人公萬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從“生命”自身中直觀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跡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蘊涵的這種哲學人生觀作為化解痛苦的靈藥，其中包含著的無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聲音，得到短暫的心靈超脫。
而歐陽修與晏殊又有著很大同。雖歐陽修詞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現(xiàn)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戀花》中：“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shù)。玉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边@里所謂“亂紅”即是落花。此詞寫暮春閨怨，但是結(jié)合歐陽修的個人經(jīng)歷來看，歐陽修曾經(jīng)因為抵觸皇帝而被迫退居洛陽，閉門編成《資治通鑒》，其中闡述了自己的治國之略，并由此開始受到朝廷重視。但是此刻的朝廷上革新勢力漸強，作為守舊派的代表，歐陽修舊難免首當其沖的受到壓制，因此他的閨怨其實就是一種抑郁不得志的婉約抒懷。
當然，落花意識并不是只停留在士大夫階層，還有更多的是那些沒有官爵的平民文人和那些官小職微的末路文人。比如說劉永、李清照、蔣捷、辛棄疾、劉克莊等等。他們悲落花其實從更廣闊的層面上關(guān)注了宋王朝以及整個王朝文人的精神視角和終極關(guān)懷?？梢哉f宋詞為我們揭示了宋代文人的纖弱敏感的精神世界，那是最真實的，也是最強烈的。正是這種纖弱的情愫牽動了宋王朝的起伏興衰，也為我們今天回頭看宋代的時候多了幾分情致與真實。宋代文人生活在一種無奈而又要救世的狀況里，這是時代所造成的，但是這種落花意象的大面積出現(xiàn)也正是這種情懷無法釋懷的一種宣泄。
參考文獻：
朱曉慧：《宋詞詞境中的意象質(zhì)感》，《福建工程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
田恩銘：《花：李清照自我定位的意象分析》，《湖北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許韌：《談宋詞中的傷春主題》，《語文學刊》（高教版），2005年，第11期。
注釋：
[1]《南史·范縝傳》卷五七。
[2]葉嘉瑩：《迦陵論詩從稿》，中華書局1984年4月版,第162頁
[3]朱曉慧：《宋詞詞境中的意象質(zhì)感》，《福建工程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
[4]《范文正公集》卷九，上海：商務(wù)印書館叢書集成本，1937年版，第215頁。
